作者：余焕椿
按：迟浩田上将是粟裕的老部下，曾在华野九纵（三野27军）追随军事统帅粟裕的指挥棒，先后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经典之战，“直观地领略了粟裕同志治军用兵的雄才大略”（迟浩田）。
他对粟裕评价极高，认为粟裕是“伟大的战略家”，说粟裕“指挥作战，往往是法外觅法，法中求变，变中出奇，出奇制胜。有时候是声东击西，如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有时候则是声东击东，如淞沪战役之打吴淞，直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敌人的要点和强点，以吸引更多的敌人自投罗网；有时候是虚则虚之，如淮海战役对徐州之敌即网开三面；有时候则是实则实之，如济南战役摆开18万大军准备打援，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只要你敢来，我就能够歼灭你。同是伏击，有的是击其救者，有的是击其退者，有的是击其“过路者”，有的是“利而诱之”，有的则是“威而逼之”。同是围歼，有的是“围师阙一”，有的是“围而不阙”，有的是长困久围，有的是即围即歼。又如围城打援，有时是虚以围城，实以打援，有时是虚以打援，实以攻城，有时则既夺城，又打援。这种施智用谋的无尽变化，生动地体现了粟裕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
迟浩田认为：“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担子不可谓不沉重，心情不能说不紧张。”因此，他说，“担子沉重”和“心情紧张”的心理感受，正是粟裕对用兵打仗极其谨慎的表现。
迟浩田上将虽是晚辈，却因个人的机遇与才干，成为中共军队创建以来军人中少有的幸运者之一，先后担任过副总参谋长（1977-1987）、总参谋长（1987-1992）、国防部长（1993-2003）、军委副主席（1995-2003），并授衔上将（相当于1955年授衔时的元帅），将军队中最重要的职务轮着当了个遍，唯一能与他媲美的只有徐向前元帅。其余将帅包括他敬仰的老首长粟裕，几乎望尘莫及。
以下是转摘的一篇文章。
转移阵地十月受命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被打倒；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年，天灾人祸，民众觉醒，政坛巨变，大新闻一个接一个。人民日报经历十年劫难之后也在这一年重新获得新生。
10月6日，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那天午夜，他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紧急电话，让他回北京。迟浩田问，什么事？对方说不知道，“你来了就知道了”。
迟浩田回忆说，“在这个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怎么让我回去呢？”他坐立不安，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军区问秦基伟政委。秦基伟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说“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这个回答更使他忐忑不安。这一夜，迟浩田脑海里“翻江倒海”，他想起解放军报的事，再也无法人眠。
那是1971年3月，迟浩田到解放军报社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不久，核心组通过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回来工作，因此，触怒了当时造反派头目。1973年底，迟浩田已调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又被揪回军报，被扣上“翻案大队长”、“批极左英雄”、“还乡团头子”、“复辟倒退急先锋”等十几顶帽子，进行长达两年之久的批斗。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回军报接受批斗？真是心有余悸呀！
当夜收拾好行李，迟浩田便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明天咱们一起回去，到京后兵分两路，你们回原单位，不要跟着我了。”第二天早上，到机场送行的人，个个心情沉重，沉默寡言，告别的话都是一样的：“老迟，你这次回去吉凶难卜，望多保重！”那情景就像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到机场接迟浩田的是一辆黑色骄车，而且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并预感到形势可能发生了朝大家期待的方向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在中南海西会议室迎接他的是军事、外交家耿飚，当时掌管着宣传口。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尽管迟浩田很不习惯这种礼仪方式，但他也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去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你愿不愿意去啊？”
虽然有过军报那段令人寒心的经历，但一听说去人民日报，去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阵地，纵有千难万难，也容不得他丝毫犹豫。迟浩田坚决答应了下来。
兵贵神速立即进驻
耿飚非常高兴，对迟浩田说，“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你先拿个方案”。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于是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赶快抢占阵地。并考虑了与人民日报鲁瑛见面和进驻报社的一些细节。耿飚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
鲁瑛毫无思想准备，依然颐指气使。迟浩田回忆说：他来了以后，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强压住火气，用平缓的口气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介绍信放到他面前，他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态来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是：“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鲁瑛看完信，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擒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这一切交待完了，迟浩田等三人，便坐鲁瑛的车子一同来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按照事先预备好的程序，一一进行。当时，报社其他领导成员还蒙在鼓里，对事先没有通知，深更半夜召来开会满腹牢骚。但一进入会议室，全都傻了眼，立刻意识到“上面出了大事”，虽预感到会出事，但没有料到事情来得如此之快。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从表面看来，“四人帮”阴谋诡计似乎一一得逞：群众被镇压下去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点名‘‘批邓”了；报社“有功之臣”在人民大会堂与王、张、江、姚一起弹冠相庆，共同炮制充满谎言的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连同处分邓小平的决定，同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这一切虽是按照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的，但因为做贼心虚，一种不祥预兆搅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且听他们当时的心声和行动吧。
甲：“有朝一日，可能对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整个翻过来。人家说你《人民日报》登了那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要准备拉上台去挨斗，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拉我上去斗，我很可能相当顽固。”
丙：“邓纳吉可能重新上台，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总理逝世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主席逝世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事件。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斗争风暴。”
丁：“刮十二级台风也毫不动摇，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是付诸实行的时候了。”
他们紧锣密鼓，办学习班，训练骨干，重新组织队伍，做种种应变准备。这个时候，姚文元亲临人民日报，要鲁瑛“总结应付突然事变的经验”。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在中南海对鲁瑛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如果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你自己也要注意，斗争是很复杂的。”鲁瑛说，“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注意些”，“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广大民兵哩！”
“民兵！”鲁瑛得了姚文元这一暗示，先打电话到报社，要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动向”，“把民兵组织好”。接着赶回报社召开党支部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支部领导成员坚定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守岗位，让中央(即“四人帮”)放心。他们将会议情况写成简报送姚文元，受到姚文元称赞，说：“你们的简报写得很好，就是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就是要敢于斗争。”
他们是多么心虚，多么慌张，却又故作镇静，互相打气。现在，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从他们手中把权夺了回来。这些人昔日的神气和威风，随着权力的丧失，已经不再，那里还有什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一个个丧魂落魄，木然地坐着，等待命运的安排。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神色。那几位说“豪言壮语”的人，既不满又紧张，但又无可奈何。迟浩田针对这些人说，“报纸要办得符合人民的心愿，关键在办报人思想。谁违背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要扶持正义”。他的话具有警醒的力量，一下把那几个人镇住了。
散会后，迟浩田他们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发一篇社论，把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表达出来，透露一点与《人民日报》以往不同的声音。虽然当时还不能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直接通告全国，但是，表达这种心情，暗示一下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决定抓住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两件事写社论，社论的题目就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说：“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果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敏感的人从这段话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变化，外国记者也嗅出了味道，不停地在报社门前转悠，观察动静。
拨乱反正遭遇阻力
迟浩田等三人10月7日到报社，当天夜里睡在办公室，白天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用餐。除报社领导成员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和政治敏感，又都明白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互相照面时，虽不知如何打招呼，但都不约而同的用会心微笑来表示。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大家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局面，三人小组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0月18日上午，报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迟浩田登上讲台，会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掌声。一位老报人说，人员这么齐，秩序这么好，气氛这么热烈，真的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开得最好的一次大会。会后，迟浩田就公开以人民日报领导小组负责人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大家也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迟政委”，有的干脆直呼他“老迟”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被大家推荐进入报社清查领导班子，从小汤山五七干校回到编辑部的。初次见到迟政委，印象很深，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我向他汇报离开小汤山五七干校回报社前夕，校友们众口一词，建议将天安门事件列为报社清查的首要任务，因为它关系许多人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一批老革命家包括邓小平能不能复出；关系到人民日报的声誉……总之是件大事，是清查工作的突破口。迟政委微笑点头，说这同三人小组的工作部署完全一致。
人民日报是“文革”重灾区，揭、批、查、解放干部、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任务十分繁重。但由于领导有方，上下一致，各方面进展都比较顺利。天安门事件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查清楚了，并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清查报告。1976年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名义报送宣传口并党中央。迟浩田为此特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口并报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耿飚看到报告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这信息不胫而走，使报社许多员工兴奋不已，天天翘首以待，盼着进一步消息。但事情并不简单，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材料如石沉大海。迟浩田这时已调回了部队，没有在报社看到平反这一天。所幸的是，为天安门平反已是整个社会的呼声，是一股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潮流，全社会都在努力。
1978年春天，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尽管这个发言被一位中央副主席斥责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要彻底翻不是反毛主席吗”这样的大帽子，也未被吓退，呼声反而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秋天，上海演出话剧《于无声处》，表达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影响遍及全国。冬天，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文革”及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六个重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天安门事件。陈云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指天安门事件——作者注），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市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就在陈云同志讲话后两天，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便策划了一条不到250字的大新闻。他们觉得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被淹没在市委扩大会议的长新闻里太可惜了。于是，杨西光提建议，曾涛编写新闻，胡绩伟作标题，三位老总亲自动手，共同“制造”了一条推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轰动性新闻。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消息，16日首都各报和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这一新闻，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这样安排的：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迟浩田这时已是军中重臣，当他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欣慰，当初他在人民日报领导清查的这一事件，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胜利归队怀念报社
迟浩田在人民日报战斗了386个日日夜夜，同大家建立了深厚友情。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1977年10月28日，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报社，又回到部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经常在脑海里呈现。人民日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时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勾起我深切的怀念。”
迟政委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一、浓厚的民主气氛。他说，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等许多问题上，大家都能平等商量，平等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一旦上级作出决定，大家又能同心协力，坚决执行。确实做到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愧是一个智慧的集体。
二、融洽的同志关系。他说，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领导干部不搞特殊，群众对他们也不特殊对待。上下之间、新老之间相处自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文化娱乐，经常谈心对话。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
三、乐于奉献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聚集了大批出类拔萃人才，这些同志热爱新闻事业，工作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对工作毫不含糊，对名利地位从不计较。他们重事业、淡名利、讲奉献的情操和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这个传统和作风，是人民日报最宝贵的财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珍惜它，继承它，让它发扬光大。1988年人民日报40岁生日，迟浩田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说：人民日报经历了40年风风雨雨，道路曲折，经历坎坷。尽管有一段不光彩的日子，但从总体上说，她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这些，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评价，只有对人民日报有深切了解而又无偏见的人才做得到。迟浩田不愧为人民日报的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