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科幻世界》

                                  ——王亚法

 

《科幻世界》不和谐了，帖子闹到了海外的“博讯网”。

中国地大事多，多得你管不过来，也懒得去管。但是这次《科幻世界》的事，我要说几句话，因为我和《科幻世界》有一段旧缘。

三十年前《科幻世界》创刊时，我曾经帮过忙，最早刊物筹备期就和我联络的是省科协的一位同志，叫刘佳才，后来编辑部的所有同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现在喊得出名字的有：杨潇、谭楷、贾万超、莫愁……还有一位美术编辑叫向际纯。

《科幻世界》（那时叫《科学文艺》）创刊后，曾一度聚集了不少全国的精英作家，记得的有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萧建亨、王晓达、席文举、曹建、老董……

那时编辑部每年开笔会，搞得很有生气，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三年那次，我们几十位作者在都江堰开笔会，进行到一半，正好《人民日报》出社论，要搞“精神污染”运动了。大家一片哗然，抱怨声连天，刚吃了几天太平饭，又有人要折腾了。

记得童恩正私下说：“我已经读过去书，吃今天饭，写未来事了，想不到还有麻烦。”童恩正说出了我们这群人的心里话，可怜的文人，已经“避席畏谈文字狱”了，“运动还是不放过我们。”童恩正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写过中国唯一的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他的《古峡迷雾》（我是该书再版的责任编辑）曾经影响过一代青少年读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科幻作家。他的“读过去书……写未来事”，无奈“吃今天饭”的感慨，细细品味，不无辛酸。前几年我去成都看望老朋友，听说我出国后不久，老童去了美国，在那里得肝癌逝世了，我听罢，只有黯然叹息：“天妒英才”。

记得八十年代中，由省科协和编辑部出面开过几次笔会。我记得有一次住在省科协大院的招待所里，房间里没有卫生，晚上上厕所，像老鼠一样在走道里奔忙，所以印象很深；还有一次，编辑部由谭楷组织，包了一辆破公交车，去阿坝藏族自治区参观大熊猫研究所，一路上山道颠簸，险象环生，令人难忘；编辑部还组织过一次全国科幻小说的评奖活动，我的《梦幻银行》还得了个什么劳什子奖，领了一百元的奖金。

据我所知，《科幻世界》类似今天的风波，在历史上发生过，当年科协也派过一位姓钱的党员干部，来领导内行，曾引起一场风波，不过那位姓钱，对知识分子还算本分，没有李昶（如果公开信是事实的话）那么霸气，那么嚣张，惹得大家同仇敌忾。当时编辑们虽然意见很大，但没有互联网，所以没有闹到全世界都知道。

看了公开信，我很同情编辑们处境和心情。因为我在编辑部干了十几年，也是在李昶们的鼻息下度过的。有一年《科幻世界》邀请开会并游览峨嵋山，我被我的领导代表了，理由是他没有去过峨眉山。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胆子小，吓得住。不过我现在原谅他了，他们也是可怜的小人物。

博讯的文章中，摘引了谭楷的话：“他告诉南都记者，这件事其实是三个悲剧，首先是“体制的悲剧”，在这种体制下，官员都是行政任命，再有本事的人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其指挥；其次是“制度的悲剧”，在杂志社现在的制度下，编辑属于弱势，“是一群待宰的羊”，只有通过这种手段表达诉求。而整件事又是“李昶与大家的悲剧”，李昶“不懂科幻和文学，又不爱学习”，不适合《科幻世界》，而编辑们都是一群热爱科幻的年轻人，因此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

谭楷的无奈之言，真是一针见血。

不过，我要对科协的领导进言一句，不要把“调查的人很多”的傻事进行下去了，要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科幻世界》创刊三十年来有今天，不容易，要爱惜。再扪心反思，在文革后期万象复苏的八十年代，省科协的老领导怎么敢说敢做，创下了《科幻世界》这片园地，到而今，你们怎么……

告诫年轻的编辑朋友们，听胡适的话吧：“有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