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李广平按：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成都优秀的图书出版人彭强弟兄忽然来信息，托我找张越女士的电话，想约请她为《终极之问》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一篇序言。我们一家人曾经在少年作家子尤的百日追思会上与张越聊过天，很为她当天主持这场追思会的真情真心感动！在电视节目里面，她举重若轻挥洒智慧，在提问时她温柔有度体恤人心，是央视不可多得的优秀主持人！我立即联系沙东弟兄，五分钟后他就把张越电话发给我了，然后我马上给彭强弟兄发过去，想不到就此催生了一篇如此让我们感动的序言！这一切，其实都要感谢天上的神，因为在灵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很渴望读到这本书！今天我在王怡弟兄的博客上面看到这篇文章，欣喜而感激！为我们的灵命增长，再次感谢神！
）
2008年5月12日中午，一位姓彭的先生从四川给在北京的我发来手机短信和E-mail，希望我为一本书写序。我对他说：No！我早已对混乱的书籍市场和满地的垃圾读物厌倦了,我才不打算参与这种事儿。彭先生劝我先看一眼书稿。也许这次不一样。
这时候已临近午后2点28分，一个历史性的断裂的时刻，一个巨大的厄运的来临，但渺小的人类浑然不知。
当我从E-mail里看到这本书的目录时，我立即联络彭先生，告诉他我可能要改变主意，我对他的书很有兴趣，可不可以宽限几天时间让我认真看一下。正聊得热闹忽然对方没了动静……长时间不做任何回答。然后，手机上出现了彭先生的短信：严重地震。
后面的事情人人皆知：风云变色，生灵涂炭。巨大的灾难与巨大的启示相伴而来。逝者已矣，活着的人不正应该探问“终极”吗？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中国人民的改天换地,我们不问“终极”已经很久了。不问，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掌控了,这世间没有比“ 人”更伟大的“存在”，“人”想怎样就能怎样。而“人”是什么？“人”就是“我”，“我”想怎样就得怎样。如果他人阻碍了“我”，如果其他生命阻碍了“我 ”，如果大自然阻碍了“我”，“我”都可以叫他们滚开。文的有竞争，武的有战争,还可以叫山河改道，让万物低头。至今有人津津乐道于这种虚妄的豪迈，在这样一场劫难过后，真的还相信人类无所不能吗？死里逃生的人，哪个还能像无关痛痒的主持人那样，喊得出“人定胜天”？
是到了该探问“终极”的时候了！
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和精神系统不难想象：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喜爱各种时髦的现代及后现代理论,高张自我，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宗教信仰等同于封建迷信，为高智商的人所不齿……
十多年前，我进入了媒体这一行。从那一天开始，我从书本的世界进入现实的世界，从理论的世界进入了人的世界，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作为有热情的年轻人，我们都曾企图改造世界，我们要批判“恶人”，完善制度，让环境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好起来。这听上去很不错，但其实错得离谱！首先，恶人是谁？好人又是谁？为什么被我们崇拜信赖的人一转眼就令人失望甚至面目可憎？为什么被我们厌恶批判的人仔细分析又常常显得可以理解甚至颇有温情？为什么值得同情的受难者一旦翻身马上就成了造孽者？而造孽者环境一变又成了受难的人？于是得出结论：人是靠不住的，要依赖制度的完善，才能抑制人性的恶，弘扬人性的善。但制度又是什么呢？制度塑造人的同时，人不也在塑造制度吗？否则为什么好法常常变成恶法？善事常常变成丑事？最后我才明白，问题往往出在“我”上。凭什么“ 我”能判断别人呢？难道“我”不是和别人一样又好又坏，又聪明又糊涂，又超越又局限的人吗？“我”又凭什么来审判制度呢？难道“我”不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我”要世界或仅仅是我自己身边的小世界如“我”所期待的样子。可谁给了“我”这个权利？这世界上有亿万个“我”，个个的期待都不一样，如果“我” 总是对的，这世界就得变成大角斗场，拼死厮杀，弱肉强食。很多领袖人物都曾对这世界有一番见地，并坚信他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可他们实践的结果往往是一团糟。可见，什么样的“我”都是靠不住的！
这真是太令人沮丧了！如果我们认为的真理都不堪一击，那活着的依据又在哪里？如果人性本不善，那我们还能信赖谁？如果明天不一定更美好，那我们努力活下去又是为什么？我想，一定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经历过这种沮丧：原来一切都是瞎掰！敢情我又让他们给骗了！绝对法则是不存在的！什么都不用再相信！于是，价值虚无主义悄然来临，我们又开始了精神世界的流浪。流浪本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流浪是为了寻找。可怕的是，一旦分寸拿捏不好，跨过一步，流浪汉就成了无赖。精神流浪汉和精神无赖的差别是，前者是不幸，后者却能造孽。
所以，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有没有绝对法则？如果有，这个法则由谁来定？如果没有，一切仅凭偶然，世界如何运行？人类何必存在？这就谈到了C.S.路易斯。他从一个无神论者到一个认认真真的基督徒，他的著作《返璞归真》、《痛苦的奥秘》、《四种爱》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艰深的哲学问题乃至神学问题说清楚，就不妨回到常识，回到显而易见的基本生活常识，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先说说我们靠什么活着。小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靠毛泽东思想活着，后来发现错了。因为饿了就要吃，老不吃就可能饿死，原来我们是靠食物活着。这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叫做回到常识。那么，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常识呢？
因为如果按照“馒头决定论”推理，有馒头才能活，那应该馒头越多活得越好，可事实上又不对了。这些年眼见着人们的馒头多起来，可他们却越来越不高兴。记得我采访过一个所谓成功人士，他对我说，当年他刚刚从乡下进城打拼，面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暗自畅想：有朝一日我能在这城市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楼房，一个月薪三千块的工作，再娶一个大学生做老婆，就死而无憾了。后来他有了比两居室大得多的房子，比三千多得多的钱，并娶了大学生老婆，可他觉得，活着真没劲！一切都很无聊！这又证明了一个简单常识，就是人不能单靠馒头活着。人的肉体被伺候好了之后还有其他需要，人的确有超出肉体之外的另一重存在，我们姑且称之为“灵魂”。
很多人不喜欢“灵魂”这个词。这也不奇怪，从我们的文化奠基人孔老夫子那儿，“灵魂”这个词就被“敬鬼神而远之”地一笔画出去了。后来的两千多年，大家一直在为抢“馒头”而忙活，“灵魂”自然就算不存在了！其实两千年前还有人也谈到过这事儿，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然，你可以否认耶稣，也可以回避“灵魂”，但你回避不了灵魂饥渴之后的种种焦虑、痛苦、无聊、空虚。你也可以再去抢更多的馒头、更多的汽车和房子、更多的老婆、更多的权利，可这一切现世的刺激都不能填充灵魂的饥渴，你依然焦虑、痛苦、无聊、空虚……如果你还是不承认“灵魂”的存在，那就只能跟“馒头”谈心，去问问它你为什么不高兴？
好，如果“灵魂”存在，还颇难伺候，我们就要想办法使之安妥，因为它不安妥，我们是过不好的。可怎样安妥我们的灵魂呢？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她面对的是绝症，目睹过许多人的死亡。我问她，人们在临终前是什么样子？她说大多非常崩溃、恐惧，哭泣是轻的；还有人跪地磕头，抱着医生裤脚不松手，并许诺只要你能救我活命，我会给你这这那那的好处等等。我又问，那什么样的人面对死亡会比较从容安稳，是老人吗？是教育程度高的人吗？是有权有钱见过世面的人吗？或者是男人？男人也许更坚强些？肿瘤医生说都不是，而且很可能正好相反。她认为我归类方法错了，人是否敢于面对死亡与金钱、地位、阶层、性别没有什么关系，只与爱有关。用她的话说，就是“一生中感受的爱比较多，对美好感情体会和表达得比较充分的人”，面对大难更坦然。我想，她清楚地说明了什么能让我们的灵魂安稳。我们需要爱！
正如史铁生老师说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是被分开来一个个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人的本质是孤独；孤独就需要交流与安慰，所以我们需要爱，这是本质的需要，与坚不坚强没有关系。被爱使我们克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付出爱使我们感到虚妄的人生有了意义。
不过，人类之爱依然是不完全的。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了这样一种爱的哲学：爱祖国，爱人民，爱美丽的大自然，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听上去没错吧？可细想想又不对了！“爱祖国”？那别人的国难道就不该爱吗？“爱人民”，那人民之外的就不该爱吗？或者再直白些，“敌人”该不该爱呢？这又要说到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了，万王之王的雄狮自愿受死，死前还要被小鬼折磨，他是为谁？是为伟人还是为亲人？都不是，是为了一个叫爱德蒙的叛徒，一个背叛了他的迷途的人。他以自己的血赎了爱德蒙的罪，使爱德蒙可以有机会重新活过，这就是“爱敌人”的意义。“爱美丽的山河”，那穷乡僻壤就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爱美好的事物 ”，那不美好的呢？丑人？笨人？性情不好的人？为人处世有缺陷的人？残疾病弱的人？衣冠不整肮里肮脏的人？还有动物，丑动物，残疾病弱的动物？……就都不必爱了？那他们岂不是很可怜？那我们岂不是很不安全？因为我们个个都不完美，完全可能得不到被爱的资格，那这个社会岂不是很功利？那活着岂不是很悲惨？
——这才明白，我们需要一个永恒的爱，从不放弃，永远温柔。我们拼命在尘世寻找这种爱，却总是找不到。朋友可能移情，爱人可能别恋，只有母爱可能比较接近永恒，但毕竟不能永恒。母亲是人，是人就可能有人的一切毛病，比如狭隘，比如自私，比如脆弱，比如功利，这都属正常，责备不得。如果你知道真的会有一个人爱你，不管你多糟糕都爱你，爱到可以为你去死，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安定了一点儿？温暖了一点儿？你是不是可以对别人好一点儿？就是这份爱，从十字架上悲伤而关切地望着你，你为什么不看他的眼睛？
当然，你依然可以否定他的存在，但你不能否定你的不安全感、你的孤独、你对生活和死亡的恐惧，你不能否定你对爱的需要，你说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只信你自己可以摆平一切，那你就试试吧。古今中外无数人试过，从来没有人成功。你还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那个黑暗死亡恐惧的无底大洞。它倒是胃口好，可以吃下所有生命。
如果你还肯承认爱是好的，那就不仅享用爱，也去付出爱吧！如果你知道别人像你一样“好”或者你像别人一样“糟”，那对人还有什么不能宽恕的呢？何必急着抗议这个、封杀那个、抵制这个？自己真的无可指摘？不必总急着替别人算他为灾区捐了多少钱、是多还是少，先想想自己还能为别人再做点什么。不要再说“我这辈子问心无愧，都是别人对我不好，你为什么还不忏悔？”其实问心无愧的人从来就不存在。只要你还敢正视自己，就该知道自己心里藏着多少鬼祟。该是自己去对上帝忏悔的时候了吧？
忽然想起另外两个故事。
一次，采访一位著名教授。教授擅讲《论语》，博闻强识，妙语如珠，在电视上风靡了大江南北。人们听得如饥似渴，看得出都在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其间观众纷纷递条提问，而问题大多围绕：“您讲的孝、悌、忠、义都是对的，可我这样做了，别人不这样做啊，那我岂不是很吃亏？”“这年头，为什么好人总受罪,那我还该做好人吗？”这真是些诚恳的问题，可让教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论语》里，也不在国学里，它在《圣经·约伯记》里。大家显然又找错了路，逼得教授也只能语焉不详了。可怜的困惑的人们，他们能找到约伯吗？
另外一次，一位熟识的心理医师向我诉说他的烦恼，他无法帮助有自杀倾向的求助者找到生命动机。因为求助者并不缺乏现实中应该有的东西，有职业，有房子，有汽车，有婚姻，可这一切都很无趣，现世的游戏玩儿腻了，找不到新游戏，一天一天吃力地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是个很有才能的医师，他用了所有技术性手段，都无法帮助对方找到生命的意义，因此医生开始怀疑自己。我宽慰医师：这真的不是你的错！你也许可以帮他振作，可他自己的意义必须由他自己去建立，如果他的灵魂你都能掌握，你岂不成了“神”？聊了半天，医师恍然：我们心理分析这门学科的鼻祖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是把人类灵魂的控制权从上帝的手里夺回来，可灵魂的确是与上帝有关的事，人类岂能全部掌控？于是医师先是释然，后又陷入更大的矛盾中。
拉拉杂杂说了很多，到底在说什么？说回彭先生找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刻：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探问终极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