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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征——杜永莲:我是红军不怕死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6日02:47 燕赵都市报

  ■人物简介:

  杜永莲,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南山坪村,现年88岁。1935年 3月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参加长征。1937年入党,也是记者采访中遇到的惟一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做过法院审判员。1982年离休前,任石家庄市卫生局顾问。在人们的印象中,女人总是与“柔弱”联系在一起的。坐在记者面前的杜永莲老人看上去也很“柔弱”:消瘦的身材,缠了又放开的双脚,做过气管切割手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老人说话铿锵有力,讲起亲历过的长征,更是激情洋溢,让我们时时感受到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刚毅与坚韧。

  ▲杜永莲讲述长征经历时,不断用手势比画当年艰苦跋涉的情景。

  长征中,战争、饥饿、疾病以及严寒酷暑都没能阻止她们前进的步伐,她们与男同志们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受采访时,老人多次提到“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就是不怕吃苦,更不怕死!”杜永莲与她的女战友们在长征这个“大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女性的别样风采。

  寒门女:当上红军才有了名字

  杜永莲的家乡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南山坪村。父亲去世时,她只有11岁,哥哥婚后分开另过,家里只剩下母亲、8岁的弟弟和杜永莲(当时叫阁儿),孤儿寡母3人生活十分清贫,“一年到头吃糠咽菜。”15岁时,为了活命,母亲把杜永莲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1933年,杜永莲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那是红军第一次到我们家乡。作为女孩子,我并不懂得红军是做什么的,只是很深刻地记得红军打开地主家粮仓后,老百姓吃了几天饱饭,还分到了粮食。红军撤走后,白军来了,家里又断了粮。”老人说,1934年冬,红军又去过家乡所在地,等到1935年3月红军再次光临时,听人们说还有个女军团,要招女红军,“我才动心了”。

  70多年过去了,当年报名参军的情景,老人永远也忘不了。当时,一个知识分子样的女红军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有一个本子。

  “我要报名当红军!”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念过书,没名没姓,我娘叫我阁儿。”

  “知识分子”得知她哥哥叫杜永海,弟弟叫杜永夫后,便给她起名“杜永莲”。

  “我当时问,咋像个男名呀?”

  “知识分子”说:“男女平等了。”

  就这样,17岁的“阁儿”有了自己的名字,并一直使用到现在。

  随后,杜永莲向母亲告别,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在她的再三恳求下,母亲同意了,但“约法三章”:要经常回来;要听毛委员长的话;穷人家的孩子,不要怕吃苦,让干啥就干啥,让去哪里就去哪里……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中,第一条就难以实现,直到20年后的1955年,杜永莲再次见到85岁的母亲时,母亲抱怨:“这么多年了,都去哪儿啦?怎么也不来个信儿……”

  干革命:剪短头发随军长征

  参加了红军,杜永莲第一次穿上军装,这也是她第一次穿上新衣服。那一刻,杜永莲流泪了,将新衣服都流湿了。“我以前的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几乎看不出衣服原来的样子。”老人说,当时她那高兴劲儿,直到现在也难以形容出来。

  第一次在部队吃饭,杜永莲又哭了。“那是大米饭和大锅菜,里面有肉,我妈妈都没有吃过大米饭,我在部队吃到了,眼泪流到了碗里……”杜永莲说,一位姐妹安慰她,“别哭了,我们都是穷人!”

  上路前,部队要求女红军都要剪成齐耳短发。可是,杜永莲舍不得那头漂亮的长发,就提出不剪发。姐妹们告诉她,红军就得是短发,不能留辫子,“我得知剪发是对女红军的要求后,果断地剪掉了。”

  离开南充,过苍溪后不久,妇女独立团就要分工了,有一部分人要分到各县妇联工作,杜永莲就是被留下来的人员之一。但她很不情愿留下来,便给一位“干部”编谎说去“厕所”了没听到具体分到哪儿了,而蒙混留在了妇女独立团。“我死也要死到战场上,死到路上,因为我是穷人的孩子,我不怕吃苦,更不怕死。”

  杜永莲说,行军途中,女红军什么都干,背粮食、抬担架,给伤病员喂水喂饭、洗衣服,极其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有时候还是“搬运工”,一个女红军背4杆枪。夜间行军更是紧急,看不见路,摔倒了,马上爬起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劲儿。”

  苦行军:艰难行进几次“死”去

  杜永莲老人说自己命大,长征途中几次“死”去,又奇迹般活过来。就连离休后的1999年的那次大手术割了气管后,又变得相对健康起来,她也归结为自己“命大”。

  在长征中,杜永莲所在的连队接到任务,从江油到成都去给伤病员背粮食,三四十公里,每人背45市斤的面袋子。连长看杜永莲个子小,让她随先头部队先走。走到一条羊肠小路上,正好遇上给她起名字的女“知识分子”,不免要说上几句话,一不小心她就掉到了身后的小河里,头磕在河堤上的石头上,当场不省人事。

  直到半夜,杜永莲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草棚里的席地上。手一摸,头发没了,剃成了光头,缝了5针。原来,她受伤后被安置在附近苏维埃赤卫队的招待所内养伤。

  第二天,杜永莲不顾人们的劝说和依然疼痛的伤口,又接着背粮食去了,主要是她不想掉队。女红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人,部队会发给每人8块钱,留下来寄养在老百姓家中。

  过铁索桥时,又差点“死”去一回,这次是被一个老战士救了。当时,铁索链子不稳,人走在上面,上下颠簸,也没有扶手,一脚走不稳,就有可能掉下去。眼看着前面已经有人掉下去了,杜永莲心惊胆战地走到中央时向下一看:下面水流很急,桥上的铁索高悬,还不时地摇摆着,人一下子就发晕了,差点掉下去。是一个老战士扶住了她,而且为了救她,那位老战士也差点掉下去。当记者问老人具体是哪个地方、哪条河上的铁索桥时,她为难了:“经常是左一座山,右一条河的,一天就可能走很多座桥,急匆匆的,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了。”

  杜永莲老人说,有些姐妹们就没有她这样幸运了,她数不清有多少姐妹摔死了,有多少姐妹病死了,有多少姐妹冻死了,有多少姐妹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菜而被毒死了……过雪山时,感觉云彩就在脚下面,而人掉下去就再也看不见了。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背着锅的姐姐啥时候死去的,不久前还在走路,“等我们看到她时,身体早就冰凉了。”

  杜永莲说,还有些姐妹夜间休息后,就再没醒过来。每当过年过节时,她都会想到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们,感觉吃上丰盛的食品实在不容易,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每当看到人们将吃不完的饭菜扔到路上、垃圾里,“我真的是心疼。”

  惜红颜:长征路上没有“女人”

  杜永莲说,作为一名女红军,从来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女人。多日不洗脸,蓬乱的头发,穿的是参军的那身军装,从来没有换洗过,以致很多人的裤子都成了“五分裤”、“七分裤”,“倒是提前感受了今天的流行”。身上的衣服时干时湿,与男同志一样,全身长满了虱子……事实上,所有的女红军都是这种模样,没有“美感”而言。

  在生理上,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劳累,几乎所有的女红军都没有了月经,有的还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病症,永远丧失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利。“长征途中,大家很少交流这方面的问题,长征胜利后,一问,大家几乎都是这种状况。”老人说。

  长征中,杜永莲还被派到一个深山里经受组织的考验,用水磨磨面,独自一个人一干就是两个月。每天有人送粮食去,将磨好的面带走。饿了吃口炒面,渴了喝口凉水,困了就席地而睡。“那时候,晚上能清晰地听到狼的叫声,但容不得去怕狼、怕虎。”两个月后,杜永莲被替换出来时,有姐妹告诉她“有前途了”。当时,她自己却不懂得什么是前途,原来是组织在“考验”她。没多久,杜永莲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杜永莲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胜利后,杜永莲在延安边区医院做过护士,在中央党校的护士所进修后,上过女子大学的“识字班”,本打算到“十八半”继续深造,可惜因“跟不上课”而作罢。与来自武汉的丈夫结婚生子后,又抓住机会去北京学习深造。以前那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阁儿”彻底脱胎换骨,“成了新社会有文化的杜永莲”。现在,老人子孙满堂,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安享晚年幸福,她说这些都是党和新中国给她的,自己时刻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中央红军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着一份70多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延安,她们中,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金维映、刘群先、肖月华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危秀英等。

  ◎红25军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的近3000人中,只有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曹宗楷等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红二、六军团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1935年春,红四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多达2500多人。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军的女性因参加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到达陕甘宁时,女性红军恢复到近 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剩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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