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德法律传统

儒家的道德法律传统：“意欲”罪

杭州西子湖畔，有两个民族英雄的冤魂，一个是宋代的少保岳飞，他得的是“莫须有”罪；另一个则是明代的少保于谦，他得的便是“意欲”罪。

于谦的“意欲”罪，是徐有贞发明的。南宫复辟之后，此人便唆使言官诬谄于谦“迎立外藩”，并将于谦投入监狱，由“有司勘之”。如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于是徐有贞说：“虽无显迹，意有之。”司法部门为了讨好石亨徐有贞之辈，“乃以‘意欲’二字成狱”。

说于谦“迎立外藩”，当然是颠倒黑白，且如史家所言，对于朱明皇朝，“谦有再造功”。倘若不是于谦力主抵御外敌，不仅大明江山会陷于“外藩”之手，就是英宗皇帝也不得生还。因而，连刚刚复辟归位的英宗也不得不承认“于谦曾有功”。然而，徐有贞说的是”意欲”，这就灵活得多了。“意欲”是谁也看不见的，构陷“意欲”罪的，无须提供任何依据；被构陷“意欲”罪的也很难提出任何反证，就是将脑袋劈开来给人看也无济于事。

“意欲”罪的荒唐还在不止于此。任何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罚人之罪，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只认犯罪事实而不认犯罪意念，因而，有强奸事实的，可判强奸罪；有强奸行为而未能得逞的，可判强奸未遂罪；只有强奸意念的，就不能判意欲强奸罪。据此而论，于谦即使“意欲”“迎立外藩”，其罪名也不能成立，这不仅因为“意欲”二字很难用事实证明，而且还因为任何“意欲”，都未曾给社会给他人造成丝毫伤害。

然而，于谦却因“意欲”罪而被置于死地，难怪“于谦死之日，阴霾弥天，行路嗟叹”。

其实，南宫复辟之后，于谦是难免一死的。石亨是南宫复辟的功臣，景泰年间，“亨从子彪贪暴，谦奏出之大同”，他对于谦早已恨之入骨；徐有贞也是南宫复辟的主谋，景泰年间，徐有贞“尝因于谦求祭酒，景帝召谦辟左右谕之曰：‘有贞虽有才，然奸邪。’谦顿首退。有贞不知，亦恨谦。”此二人都是“意欲”治于谦于死地的罪魁。至于明英宗的“犹豫未忍”而说“于谦曾有功”，其实也只是惺惺作态。于谦反对南迁，拥立景帝，让他当了太上皇，他就那么舒服？于是徐有贞一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按：指南宫复辟）无名”，原先“犹豫未忍”的英宗也就“意乃决”，忍心要于谦的性命了。

可见，所谓“意欲”罪，并非于谦“意欲”“迎立外藩”，而是构陷“意欲”罪的“意欲”置于谦于死地。只要有了这种“意欲”，编派什么罪名，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徐有贞以后是被曹吉祥石亨除掉的，虽“逮捕置狱，穷治锻炼无所得”，还是被发配云南；石亨以后为英宗所忌，也以图谋不轨罪下狱而死。此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能让人获得一点心理平衡。善良的人们一直都是以这种“报应”来安慰自己的，却很少想到更没有从根本上去杜绝这种凭“意欲”治人之罪的事情发生。文化大革命时，一会说谁“蓄意”如何，一会说谁“企图”怎样，于是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就是一种“意欲”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