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评《水浒》中的大儒宋江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评《水浒》中的大儒宋江

《水浒》中的大儒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

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中的大儒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大儒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得遂“凌云志”。

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大儒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大儒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时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大儒宋江，事先营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大儒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大儒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大儒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大儒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大儒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大儒宋江自“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赏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大儒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表露出来了。

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贼臣”的不满。趋炎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抱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出职，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大儒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了。大儒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大儒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大儒宋江也并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大儒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经常给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

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救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

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大儒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大儒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囚徒”，不愿当“匪徒”。

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大儒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浔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的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大儒宋江不上梁山泊”。大儒宋江最后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推行投降路线

大儒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什么：大儒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大儒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大儒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大儒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大儒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大儒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耍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大儒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大儒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大儒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大儒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动用全山寨人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其他头领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

相反，大儒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招安，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大儒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搞分裂。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大儒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潮，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时，也正是大儒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梁山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大儒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大儒宋江的苦心经营，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大儒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大儒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衷情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大儒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起义军。

至此，大儒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大儒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大儒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事的可能。

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大儒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大儒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大儒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大儒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封建统治阶级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大儒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大儒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大儒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大儒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的性格”来掩盖大儒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大儒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