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利益的较量----张春桥和邓小平

理想和利益的较量----张春桥和邓小平

付明泉

（转载者田忠国的话：同一段历史，同一个历史人物，不同的立场观点就有不同的结论。因为，人类社会的动态变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痛苦或快乐，而更多的则是思考与判断。在思考与判断的过程中，因其不同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不同，其智慧有的如历史智慧的长明灯，永远高悬于人类的上空，有的，则常常让人拿出来反思，这种智慧为什么带给未来的只是灾难性后果，而不是向往中的现实？但是，由于人类历史的宿命性因素（不可扭转性），人类还是用系统逻辑的思维方法，动态审视现在的智慧为好，如果某种智慧成了历史，再反思智慧可能晚矣，因为，历史已经朝不可逆转的方向滚滚而去。）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到了1997年，总设计师去世了，一个完成的大楼的总设计师去世了，依然可以巍然屹立，但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世了，改革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就有些危机了，就如一个大楼设计了一部分，现在设计师没了，那么谁继续设计？如何设计？原来总设计师想如何设计，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人已去，楼已空，现在唯一能看到的是几本固定的文选，似乎无法解决残酷真实变化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开了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永远都是让人欢欣鼓舞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也曾说过，唯一不变化的只有变化本身。世界是不是进步和变化的更好，不同的人还是有些争论，但是变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变化不是坏事，但是关键是如何变化，怎么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开放也是好词，至少在汉语中是积极词汇，不是个消极词汇，难道保守，固执就好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开放是如何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开放的受益者是谁？
    被中国文学家郭沫若评价为“狗头军师张”的张春桥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他恶贯满盈，他害人害己，他落井下石，他野心害人，总之，这个狗头军师张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喧闹的当今社会大部分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自然，张春桥和邓小平是无法比了，邓有军功，有革命的正牌背景，有过人的心胸，远大的气魄，开放的能力，美国访问的气概，最主要的是，让全国人民都改革开放，步入小康了。
   然而，当你看看今天的中国腐朽的特权阶层和在大小会议上高谈阔论的民族和官僚大资本家们，你真的不由自主的想看看那个一直反对邓小平的文人政客张春桥的文章。这个曾在上海执政发展经济的管理者，这个一直跟随毛泽东并发展了他的后期理论的文人，这个后来做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领导人，并非人们后来说的那样不堪和恶毒。
    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开始的张春桥被毛泽东高度注意，在后来他被调到中央工作，张春桥一直发展和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反资产阶级复辟，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理论。后来一些人胡诌张春桥的任何文章都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如果这样说，今天的官僚的一切提案意见所谓发言是不是一点没有实在，都是讨好高层呢？这样说，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张春桥的世界观，价值观，理论见解就是如此的，是和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很接近的。所以也有史学家承认，张春桥是毛晚年除了毛以外，最能理解毛的思想，并最大程度发展和支持毛的理论和思想。张春桥和邓小平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邓从本质是对资本主义有很大好感的，这点人是忌讳谈的，因为毕竟是个敏感问题，但是确实是不可否定的。尽管邓小平在很多文章中也在阐述社会主义，阐述中国特色，但是他本质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这倒不是为了其他，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达到目的就是好办法。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了长期问题，这个达到目的是不是实现了根本目的，从小平的历史和他的行动来看，他看问题，更是见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他有短期目标，但是缺少长期考虑和中期计划。他对自己也诠释的无比清楚，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张春桥和毛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毛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他的一切想法，是如何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遇到问题，如何能从根本上达到那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他和毛泽东一样，不认为小平的资本主义建设方式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毛泽东一样，他始终不相信物质充足，人自然就会变的高尚，富裕后一切都好办的哲学。
   在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上，张春桥的思维方式也是和邓小平也是不同的，邓小平的方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但张春桥不同，他和毛泽东一样，是希望从战略的角度，防微杜渐的消除一切处于萌芽状态和星星之火状态的不稳定因素，以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平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无限仰慕和发达的欣赏，遭到了毛的鄙视。康德曾评论人做事情之所以看起来行动和语言不一致，根源还是内心追崇的标准，如果内心追崇和欣赏另外的道德标准和准则，不论他说什么，他必然会按着内心的追捧去行动。邓小平和张春桥的行动十分得以证明康德这个理论。
   现在的中国特权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不论如何表演和演说，从骨子里是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觉得西方的一切都好，除了中国特权这点不学习，其他都从骨子里仰赖西方，见到西方人物就如小学生见到班主任，生怕一个发型一个衣褶没有弄好，被人嘲笑。对西方的承认和夸奖他们感恩戴德，对西方的训斥和指责他们非常难过沮丧和恐惧。这样一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亮还带着香味的心态如何能让自己真的站直腰杆呢？这样一个内心真正的准则如何能不使得自己的行动在洋人面前外强中干呢？
   在英国紫石英号炮击中国解放军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怒斥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什么联合舰队，是要控制我们么？这样的话，今天的官僚特权阶层和中国大资本家阶层是无法说出了，这倒不是口气的问题，是骨子里的问题，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报纸杂志粉饰的韬光养晦和策略之计。
    邓小平曾说，我们力量不如对方，所以韬光养晦。更有人拼命发展这套理论。这话听起来耳熟，仔细想想，听着和晚清末年说的洋人船坚炮厉，再战必亡十分相似。然而，就是靠这小米加步枪，中国人依然坚强的横扫晚清末年以来100多年的耻辱，也依然我们进入了联合国。
    和毛泽东曾批判“唯生产力论”一样，在张春桥看来，那种单纯发展生产，单纯富裕，并不能让中国人腰杆挺直，也不能实现真正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当家做主，反而走向反面，甚至培养出更多的对外软弱无骨的权贵和对内嗜血的腐朽特权阶层和一贫如洗麻木不仁的落后民众。而邓小平的理论的核心观点， “依然是发展起经济一切都好办，我们会腰杆就硬，人民就富，一切都可以了”。所以才有稳定压倒一切，闷声发大财，一百年不动摇的政策和理论。这个单纯发展经济，认为富裕了就富强，富强就强大的观点显然是十分偏颇的。宋代是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发展的很好，但是依然抵挡不住经济落后具有强大进取和征服能力的落后的女真和蒙古民族的进攻。而又如同个人，历史上那种豪门大户，富裕无比，柔弱无骨，毫无人格的非君子也依然不少。所以古人也从来没有认为只要经济富裕的人就会自然义士，就是君子，所有才有那么多对人的人格要求的古经。如果仅仅富裕就一切都解决了，古代圣贤书和三大宗教应该全部是发展经济和理财的经文了。
    邓小平不能为改革开放造成的高房价，高特权，腐败阶层和大资本家的嗜血如命的一切错误买单，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张春桥为文化革命的造成的一切错误和罪责买单。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左派人物和政治家有一点是比右翼权贵们干净的，那就是，他们除了一些中国式的特权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中国式特权为谋取巨额的中国特色的财富。他们更像一伙清教徒，极力鼓吹和推行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但是出发点是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均贫富。他们的哲学观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做到。而今天的特权右翼大资本家和权贵，他们是权钱美色实惠具得，还要用一些理论来误导和贬低戏弄亵渎民众，“买不起房子就别买”，“买不起说明你穷”已经丧失了任何廉耻之心，利用自己特权控制得到利益后对供养给他们的人的赤裸裸的恐吓和辱骂，就如全国几亿农民一起控制粮食，对他们高呼，买不起粮食别吃一样。也如同一个长大的孩子，对养大他的年迈的父母说，你不能劳动了就不要吃饭一样可笑。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基本的人类道德，和左派的政治家不同，他们的人生准则已经应该是“做一能人，做一个享受的人，做一个欺骗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个发财不管他人死活的人，做一个自己吃饱喝足自己家族子孙万代具有财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