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78年：杀人史/林新

1960——1978年：杀人史/林新

一
1960年。要过年了，村里陆续有人死去。有口气能走路的已准备去逃荒。工作组闻讯而来，进村检查。推开一扇破门，一个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十个脚趾头全被老鼠啃光。工作组的人目瞪口呆。一个读过大学的年轻人如实写了份汇报材料，里面有句话很精彩：“自秦始皇以来，老鼠洞里都有三天的余粮。”

上面紧急调粮救助，那几个村子的人活了下来。但这个青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后来成了一名养路工，郁郁而终。

二

1974年，一个清朗的日子。中午刚放学，同学全朝一个方向跑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跟着跑。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是西山脚下的那个会遗尿的“老太太”被火烧死了。

叫她“老太太”言过其实。她只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生儿子时被接生婆弄破的尿道，遭丈夫遗弃，一个人住在山脚下、田边上的一个破茅棚里，离村子几十米远。站在茅棚门口，可以望见丈夫家高大的砖瓦房——新娶的媳妇在那里进进出出，还有她的儿。

我们常在她破茅棚子外面捉蜻蜓、抓青蛙。只要天晴，她便会把棚子里的东西都拖出来洗洗、晒晒。人们常取笑她，只是因为她有病。她从来不理人。我们走近了，她便会呵斥我们，赶我们离开。

火被扑灭了，余烬上还在冒烟。一截残骸躺在灰堆里，地上还有一块七成新的大红花布头。那是她的被面，我见她很仔细地翻晒过。

三

1975年，阴沉沉的一天。清静的小镇突然热闹起来——一辆卡车拉了一个“反革命”来游行。我跟在人后面，看到了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脖子上挂着打了红×的牌子，头是光的，脸白如纸。我边上的人窃窃私语：“他怎么敢写‘反标’？”
据说学生哥在自己学校的墙上写了几句“反动”标语。他是不是真的被处以极刑，我不能确定。研究历史的张教授说：江西省在1974、1975年时，是有人被当反革命处死。我叹息，夫君说，那是文革期间，不足为奇。

四

在招携街上，我看过两个麻疯病人，个子都比当地老表高，长得也很端正，只是一脸的麻子。见他们来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住离村子有两、三里路的北山脚下。那里长着大片比人还高的茅草，把他们与村子隔开。茅草那边是蛇虫出没的地方，大人说：那边不能去！

我只见过他们两三次，后来就再没见到了。

到我读初一时，镇上将北山脚下的地开了出来，建了中学。坟被平了，茅草也被烧光了。新的校园很干净，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我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一天，我正在操场上玩着，突然想起麻疯病人来。问同学，同学说：“茅草都没了，人还会在？”

五

我不愿说他的名字。他是那个小村子里对我最和善的人，就住鹿园的村口上。两夫妻一个腿有残疾，一个手有残疾，正好互相扶持。那会儿，人人都穷，家里时常吵得鸡飞狗跳。但他们从来不吵架。

我是随父母下放来的，常被村里孩子欺负。我那时才二、三岁，会跑，但还不太会说话。那一村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和我差不多大。他们常把我关在某家院子里，象“斗地主”一样“斗”我，“斗”的最后便是打。我只有躲着他们。很多村人的大人也坏得很，总想着法子害我。只有他两夫妻对我很友善，看到我总是笑眯眯的，和言细语的。我便常去他们家玩。

那天，我帮他们劈了点“柴”（其实就是拿刀乱砍了几根小树枝），他们便招待我吃酱油炒饭——那个年代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吃的饭。我端碗吃得正香，母亲突然站在了我面前。她从村头到村尾找了我半天，看我居然躲在这儿吃饭，气坏了，一把将我拽了回去。回家后人人都笑我吃他们家的饭，好象他们家的饭很脏。我想争辩，但说不出来。

刚开始包产到户时，母亲突然告诉我：他自杀了——大年三十，队干部来他家逼公粮，他交不出，干部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房给扒平了。他气不过，摸瓶乐果喝了下去。

他死后，妻为了活命，带一双儿女改嫁他村。一个家就这样没了。

六

1978年，县里的计划生育医疗队下到招携公社。公社立即派人把各村的超生“大肚子”全抓了，关在大礼堂一楼。医疗队便在大礼堂的二楼做手术——朝每个“大肚子”的肚子上打一针，许多7个月、8个月，甚至还有9个月的婴儿就这样被“打”了下来。

“真可怜！”两个为医疗队洗手术单的妇人在河边说，一些婴儿生下来还在哭，有时护士看不下去，就用纱布“闷”一下。公社专门请了个“老头”负责挑死婴到山上的大坑里埋了。可能是怕埋不下，老头每次只在婴儿的身体上盖一层薄薄的土。听上山砍柴的人说，早上路过总听到坑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一个生命要继续活下去，首先必须被定义为“人”。不是“人”，就没有活的权利，就不能在大地上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