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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军之将沈醉每听“国民党不抗日”言论必纠正


沈先生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地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谈到唯一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本文摘自《萨苏讲述老兵传奇故事：兵进北边》 作者：萨苏 出版：中国书店


沈先生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地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谈到唯一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只能简单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包括文强和吴庚恕），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装备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像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如入地狱般的恶劣环境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战斗。

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一直打到城内，进行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时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

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时，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即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并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戴笠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戴笠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让女特务给他做按摩，也不用睡觉，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的，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做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讲过一件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周围的掩护阵地全部失守，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小的部队，其他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某在看电影时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像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照片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得灿烂而明亮，很难想像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像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很遗憾，这张照片在80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沈醉先生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很少提及，但是杜公以为以他好动的性格，决无如此平淡之理。有一次，杜公看沈先生整理的日记，发现有一段提到在贵池一带，沈曾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只有他一个人带枪，并掩护两个没有武装的调查员脱险（群众出版社的《沈醉日记》第一版没有包括这个内容，第二次出版则包括了），杜公以此问于沈先生，沈先生十分不快地说：唉，白丢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日本兵只有两个人，后悔啊，应该抓个活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