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新家坡，一次次的搬家是每个中国人常有的经历。有一回，新搬到一个叫甘邦阿让的组屋区，收拾停当后，出门找饭辙。正在锁门，走廊远处欢呼着飞奔而来两个黝黑的印度孩童,看上去是姐弟，也就四岁左右。他们叫着“Uncle！Money!”两双小手伸到了我的面前。看着四只水汪汪、亮晶晶、充满了渴望的大眼睛，不忍心令他们失望，随手掏出两个钢嘣，一人一个。两个孩子又欢呼着跑回家去了。
后来的几天，每当我下班回家，两个孩子按时在走廊里候着要钱。他们家的大人则远远地瞄着，也不干涉。心想，这家印度人应该是属于“贱民”阶层，这么丁点的孩子也染上了乞讨的坏习惯。就这样，我保持在兜里揣着几枚硬币，以便发给他们。
渐渐地，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好象正在把人家天真无邪的孩子引向歧途。终于有一天，我严肃地对正在伸手要钱的小姐弟讲：“你们不能再要钱了，钱是要靠自己挣的。将来你们长大了，都会有挣钱的能力，我不能再给你们钱了，再给就是害了你们。”姐弟俩听不懂，但意识到我不会再给他们钱了，两双美丽的大眼睛顿时泪如泉涌，两个小嘴巴颤抖着向下咧去，眼见着就要哭出声来。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忙说：“别哭，别哭，叔叔给你们糖吃”。回到屋里拿出两块巧克力，一人一块，放进他们的手里。姐弟俩抹着眼泪，手拉手捧着巧克力回家了。
打那以后，小姐弟不再要钱，改要糖了。这样也好，没有负罪感。我买回各色糖果放在冰箱里，每天发给他们一点，皆大欢喜。那些日子下班回家，一出电梯，小姐弟准会呼叫着“Candy Uncle”跑过来，拿到糖后再跑去继续玩耍。渐渐地，这个节目变成了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家左边住着一个单身华人老婆婆，小脚，脸上的皱纹比鱼身上的鳞还多，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她讲的华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像是一种古老的广东方言）。但每次她冲我讲话，我都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她就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老婆婆的习惯是把门开个小缝，在门里坐在小板凳上观察走廊上的动静。每天早上我上班离开，她都会在门缝里轻声和我道别。我也回她一声：阿婆再见。
到了周末，我通常要大睡懒觉，但每每会被印度小姐弟早早地叫醒。七点多钟，两个小孩就跑来踮着脚敲我家的窗户，边敲边喊“Candy uncle! Candy uncle!” 我惊醒后，挣扎着爬起来，到冰箱里抓把糖来到窗前一块块地从窗缝塞给他们（为了避嫌, 我从来不允许他们跨进我家一步），然后再回来睡个回笼觉。有时候比较惨，小姐弟敲窗户，左边的老婆婆会向他们厉声吆喝，吓得小姐弟撒丫子跑回家。过一会儿，看没动静了，回来再敲。
住了不到两年，又得搬家了。记得搬走那天，老婆婆冲着我说着我依然听不懂的方言，一边用衣角不住地揩着眼睛。印度小姐弟追着搬家车跑了好一程，边跑边喊“Candy uncle! Candy uncle!”
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