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
1958 年3月，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1958年5、6月间，国际形势骤然紧张。美国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出兵约旦。在远东，美国重申不承认中国，并支持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毛泽东开始思索和酝酿炮击金门。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 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 年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
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３〕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58 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 176页）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7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及空军、海军领导人开会，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 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报道的出处不详）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 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评论者不详）]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1日，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对付美国。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1958年7月27日早上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和黄克诚，“打金门停止若干天”
1958 年7月31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回国时却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公开了行程，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后人评论说，毛泽东并没有把炮击金门透露给赫鲁晓夫，但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中苏同盟在冷战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为炮击金门向美国做了个假象。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1958 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1958年8月16日 《红旗》第六期发表了□□□的信，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炮击金门。信中写到：“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正式下令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福建前线万炮齐轰，举世震动，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立刻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从而揭开了长达4个多月空前激烈的“金门炮战”序幕。
1958 年8月27日，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3日，毛泽东突然宣布停止炮击3天。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注：亩产万斤毛泽东不相信，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但对大练钢铁，毛泽东似乎还是信了当时经济主管者的话，为公平起见，本文把这些史料也放在这里】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同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
1958 年9月8日，国民党海军四艘登陆舰在四艘美国舰的护航下，再次驶向金门外海，国民党军登陆舰开始靠岸卸货。我炮兵突然猛烈炮击金门港口、军事目标和国民党登陆舰。国民党运输舰“美乐”号当即被击中起火爆炸而沉没，另三艘运输舰也在中弹后逃走。炮战中美舰根本不管国民党船只，急忙退到公海，徘徊观望，始终未发一弹。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对该视察的另外一报道，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 9月13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 “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5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1958 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 年？月？日，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1958 年10月6日至25日为金门炮战第二阶段，针对美蒋矛盾的激化，毛泽东适时改变策略，将原定封死金门，逼蒋撤退或打到一定程度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方针，改为对金门采取"保留金、马在蒋军手中"的方针，也就是扩大美蒋矛盾，联蒋抗美的方针。"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就是在这一阶段提出来的。
1958年？月？日，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958 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
1958年以来，毛主席经常听到各地许多关于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有的甚至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对“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了新的问题，毛主席要亲自去作调查研究。
1959 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附】庐山会议
1959年7月1日—8月1日，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 “神仙会”，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以保护刚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 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回忆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