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三次危机：美国人看99年炸馆危机

来源：人民网 网

我驻南使馆被炸责任人疑遭中情局灭口(图) 美前国务卿:中国使馆被炸当晚 李肇星和我较劲

　　无庸置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文明的碰撞，霸权的交替，大国间的猜疑，利益上的纷争，让中美这两个同样具有天下情怀的民族，既是全方位的对手，也是全天候的朋友。

　　从1945年内战前夕中共武装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第一次交手，到朝鲜战场上杀得眼红；从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发出的核打击威胁，到越战时美军飞行员面对中国高炮部队组成的死亡之网，中美之间从来不缺惊心动魄的对决。1979年建交后，两国外交舞台也没有平静过，军售风波、天安门学潮、台海军演、误炸大使馆、南海撞机、达赖问题......两国关系频频触底，但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这里，我们撷取军售、学潮、炸馆三次危机时刻两国的较量，在领略双方领导人外交智慧与胆魄的同时，触摸大国关系的战略走向，解析这种走向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美在博弈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双方最大的核心利益。基于此，虽然现在两国又因军售、达赖及贸易磨擦等问题针锋相对，但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做出乐观的预期，虽然还会有惊涛骇浪、暗礁漩涡。


　　1981年对台军售危机


　　中美关系准备倒退到1972年以前


　　编撰：司马亮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赢取选票，共和党的里根在竞选中直言不讳地说，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他还承诺对1700万台湾人民的关切，“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


　　此时，美方正在酝酿向台湾出售FX型先进战机。里根的过激言论让中国坐不住了，国内报刊开始连篇累牍进行抨击。美国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如参院民主党领袖伯德、副总统蒙代尔、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以及驻华大使伍德科克都出面公开驳斥里根的谬论，但这些都挡不住里根的竞选势头。


　　为了平息中方的不满，里根派其副总统候选人布什到中国来做解释和安抚工作。8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严正地要他转告里根：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致上述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默认，那完全是妄想。


　　邓小平这些话是极为严重的警告，虽然是向布什讲的，但不是针对布什的，中国抱的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后来邓小平说，布什这次是代人受过。

　尽管中国领导人发出了上述警告，里根当选总统后仍采取了激怒中方的行动。里根就职前夕，先派其外交顾问克莱因访台，他一到台湾就大放厥词，说中国军力落后，不足以牵制苏联，美国在战略上无求于中国，可加强美台关系而不必顾忌中国的反对。接着，里根又邀请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出席1981年1月20日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


　　这时，远在欧洲的荷兰政府也蠢蠢欲动，决定允许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中国领导人把这些事联系起来考虑，认为随着美国保守势力上台，在美国和西欧出现了一股支持台独势力的反华逆流，必须强力反击，使这股逆流有所收敛。


　　杀鸡骇猴 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


　　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针对蒋彦士受邀和荷兰售台潜艇事件召见黄华外长，指示外交部要采取强硬政策。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的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现在决心要放在最后退到1973年联络处的时候，甚至退到1972年以前。”


　　邓小平这时正在考虑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改变“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战略。他表示，中国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善，加强对美斗争，甚至与美国拉开点距离，反而有利于改善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根据上述精神，外交部在北京、柴泽民大使在华盛顿分别就蒋彦士受邀问题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如蒋彦士出席典礼，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大使决不出席。美国被迫让步，宣布已抵达华盛顿的蒋彦士“因病住进了医院”，肯定不会出席典礼。柴泽民大使这才接受邀请，出席了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荷兰售台潜艇问题上，中方于1981年2月27日宣布从荷兰召回中国大使，并要求荷方撤回大使。5月5日，中方正式宣布将中荷关系降格为代办级。在此过程中，中方将有关决定都及时通告了美方，意在警告对方，不要步荷兰的后尘。

黑格访华抛诱饵：考虑向中国转让高技术


　　1981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应邀访华。这是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第一次派出高层官员与中方对话。


　　黑格抵京前夕，邓小平于6月13日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作了如下指示：“边缘政策我们一定要用，不怕倒退，更不怕停滞。放在这一基点上，它才可能谨慎，否则它就会更嚣张。”中方为接下来的对美交涉准备了高、低两套方案。邓小平说，我们要有底牌，高方案不可能时，低方案可以考虑：第一，数量照旧，性能不要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飞机不超过F5E，绝不能搞潜艇、军舰；第二，要逐步减少，直至停止。


　　黑格是里根政府内最有战略观点的一位内阁成员，主张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知道他和里根是有区别的，指出要照顾黑格，不使他太难堪，但又得把面临的问题讲清楚，“政治上交换意见可以措词温和一点??武器问题我们不能松口，别的方面总要给他带点东西回去”。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给外交部出了个难题。


　　6月14－16日，黄华与黑格会谈时提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不仅不能发展，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中美关系倒退，将给战略全局带来严重后果。


　　此时，美方对中方的坚定立场估计不足。黑格一开始就放出诱饵，宣称将取消不准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并考虑向中国转让某些高级技术。他完全打错了算盘，误以为这就会满足中方的要求。没想到中方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售台武器。

黄华最后通牒：两国关系倒退 将步荷兰后尘


　　1981年10月，关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南北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总理率团出席会议，与美国总统在坎昆会见，直接交流售台武器问题，并建议两国派代表正式会晤。


　　10月23日，黄华外长向黑格转达了中国总理的谈话内容，即：（1）售台武器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2）售台武器要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


　　黑格感到中方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妥协。他邀请黄华访美，准备在华盛顿作出答复。


　　10月29日，黄华外长在美国国务院再次会见黑格。黑格表示，美国不能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出售的水平各年有高有低，但总的来说，预期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


　　同日，黑格引黄华去见里根。黄华向里根说，中方因荷兰售台潜艇事，已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中方在此问题上不能有双重标准。里根则说，他要执行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有关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内容。黄华于是按中央批示的立场正告里根：在双方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美方不得售台武器，否则中方将作强烈反应，两国关系的停滞或倒退将不可避免。


　　次日下午，黑格继续与黄华会谈。黑格对黄华当面向里根总统提出“最后通牒”表示不满。他有些激动地说，中方是在向美国总统的信誉挑战，中方未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承担义务，却要求美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停售武器，美国准备应付美中关系全面倒退的后果。黄华对黑格讲话进行了驳斥，双方一场舌战，气氛剑拔弩张，确有“走边缘”的味道。


　　在中方的压力下，美方最后不得不同意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

　　邓小平斗而不破：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


　　1981年12月4日，双方的正式会谈在北京开始。中方先后由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


　　会谈开始前，黑格曾向里根总统提交一份备忘录，从全球战略出发，建议力争使中美关系不降格。他认为卡特政府时期的售台武器水平已很充足，大陆的作战能力及意图并不需要美国向台湾出售很高的武器限额，建议总统接受中方“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水平”的要求。


　　中方对自己的高、低两个方案也作了分析，认为高方案（即定期停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可集中力量坚持低方案，即：先限制质量和数量，逐步减少，直到最后解决停售问题。


　　会谈期间，1982年1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突然奉命来华，建议美中共同对付苏联干涉波兰局势的行动，也希望会谈公报要载入双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意思是公报只谈停售武器显得美方太屈从中方的要求，加上国际问题表明中美有共同战略利益，容易为国会反对者所接受。他还通告中方，美国已决定不再提高售台飞机性能，不拟向台湾提供FX或F5G型或F-16型战机，但将继续助台生产原有的F5E战机。美方此举是想缓和美中关系，表示美方已作了让步。


　　为了摸清中方底牌，里根总统决定派布什副总统再度访华。布什来访前夕，邓小平下达指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但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在坚持原则下争取不破。


　　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副总统。正告布什：美国政府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要求美国领导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布什返美后，向里根转达了中方的立场。此后，由于黑格与里根的矛盾（包括在对华关系和美欧关系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导致黑格于6月25日辞职。

　《八·一七公报》：美国做出三项承诺


　　黑格宣布辞职后，仍向里根提出高低两个方案解决美中关系危机的备忘录。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权衡利害，里根终于决定致信邓小平，陈述美方有所松动的立场，实际上接受了黑格的部分建议。


　　7月13日，恒安石大使当面将此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关于要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我们原来就意识到它不会接受，但我们始终抓住这一点，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结果。美国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把这桩公案告一段落，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至此，中美双方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较量尘埃落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美方同意的承诺落实在联合公报的文字上。


　　8月15日，双方谈判代表就公报行文达成协议，全文报两国政府正式批准后，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简称《八·一七公报》。


　　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售武问题向中方做出三条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王立著《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1989年制裁危机


　　现在不是孤立中国人的时候


　　编撰：司马亮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6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


　　6月3日深夜（美国东部时间），在缅因州肯尼班克港度周末的布什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就中国事态发表声明，对使用暴力“深表痛惜”，“敦促以非暴力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


　　第二天，以共和党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前总统尼克松也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看。


　　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决定选择中间道路。5日下午，他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布什的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希望美国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对布什总统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态度大为不满，继续施压，要求对中国作出更强烈的反应。6月20日，美国政府被迫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10亿美元对华贷款事宜。但白宫的声明同时又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中央领导同志：“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布什特使秘密访华


　　为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6月8日，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但中国驻美使馆经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


　　6月20日，布什“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通过韩叙大使转交。他在信中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中美关系”，还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布什知道这一举动相当冒险，因此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看过这封信。


　　不到24个小时，邓小平就给布什回了信，同意布什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为密使。


　　此次出访极为秘密。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没有将这次访问告诉他们最亲近的人，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基米特。布什要他们向中国领导人说明，他决意维护美中两国的重要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人民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是永久性的，但现在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这样做。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事态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应，以及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对事件的参与者宽宏大量，尽快使事态恢复正常。


　　6月3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同行的伊格尔伯格登上美国空军一架黑色的C-141运输机，开始了他们20小时的秘密飞行。在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被除去，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换上了便装。飞机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直接起飞，在空中加油以节省时间并避开耳目。斯考克罗夫特也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


　　飞机上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三名乘客：斯考克罗夫特及其执行助理和伊格尔伯格。7月1日，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没有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李洁明大使到韩国去探望妻子去了。因此在北京的美国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秘密访问。


　　7月2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会见前，邓小平对李鹏等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说，不久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同时又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邓小平首先说：


　　“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


　　他批评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美国卷得太深了”，现在光靠他和布什之间的友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可能使两国关系破裂的，他说：


　　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希望美国不要火上加油。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秘密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的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海湾危机化解中美外交僵局


　　尼克松访华带给白宫的明确信息是：中国方面准备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达成谅解。布什于是打算再派特使访华。12月2日 －3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谈。这为布什向中国派遣特使提供了机会。因为从1972年以来，美方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已经成了惯例。


　　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再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是公开的。


　　他们不仅会见了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还见到了已经在11月初退休的邓小平。邓小平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斯考克罗夫特的中国行在美国引起新的争议。电视镜头转播了他与中国领导人干杯的场面，这一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切尔指责说，布什“以一种最不恰当、最令人尴尬、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中国政府屈服”，是“对压制性的共产党政府的令人尴尬的叩头”，是美国发出的“一个错误信号”。


　　尽管国内反华声音强烈，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政府还是采取措施主动和解。1990年8月，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美国以安排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华盛顿为条件，换取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动武的支持。


　　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就授权美国动武的决议进行表决，中国投了弃权票。30日下午，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钱其琛，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最高级领导人的互访。


　　这次访问实际上打破了1989年6月以来美国终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制裁，中美中系由此走出低谷，翻开新的一页。（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

　美国人眼中的1999年炸馆危机


　　“压舱石”稳住中美关系


　　文：库尔特·坎贝尔 理查德·韦兹


　　1999年5月7日，两架美国空军B-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经过数次空中加油后越过大西洋，在午夜前几分钟飞到南斯拉夫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上空，向一座由美国政府分析员认定的建筑物，发射了5枚2000磅型联合定向攻击炸弹。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确定这一目标，是因为它断定这幢建筑将先进的军事技术卖给像利比亚和伊拉克一类的无赖国家，从中获取利润以资助塞族武装。“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发现这一目标实际上是1997年迁入的中国大使馆。这些由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精确制导的炸弹使该建筑物南侧大部被毁，其中武官处办公室被夷为平地，3名年轻的中国记者丧生，20名中国公民受伤。


　　炸馆事件在中国引发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活动，也引发了当代中美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中方要求：


　　道歉、解释、严惩肇事者


　　中国外交部5月8日首次做出正式反应，称炸馆事件为“野蛮暴行”，警告北约须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要求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接受中国对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强烈的抗议”。因馆外聚集着示威群众，尚慕杰拒绝离开使馆。


　　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对美方提出正式照会，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公开、正式道歉；（2）全面彻底调查炸馆事件；（3）迅速公布调查结果；（4）严惩肇事者。照会中还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重新以政治方式解决科索沃危机。


　　除了加入WTO的对话，中国政府中止了几乎所有中美双边交流活动，取消了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炸馆事件，随后又坚持要求美方派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或其他高级官员来华报告调查结果。


　　中国政府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塞族政府的公开支持也有所升级，对俄政策明显改变。事件发生后，叶利钦和江泽民立刻通过北京－莫斯科热线进行了长达一小时之久的对话，大幅提升双方的防务合作。与此同时，江泽民却拒绝接听白宫打来的电话。

　美方道歉激怒中国


　　说声对不起就想甩手走人


　　华盛顿显然低估了中方对炸馆事件反应的激烈程度，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科索沃战事的发展上。当时，讳莫如深的中情局极力想摆脱又一次尴尬（1998年未能预料到印度会进行核武器试验）；执行轰炸任务的军方则强调自己的作战使命；五角大楼也不愿透露更多相关信息；连轴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已让北约领导人疲惫不堪，华盛顿领导层此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本已困难重重的巴尔干军事行动突然增加了一层复杂的中国色彩。


　　而接下来经过精心安排的道歉行动又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民众。


　　尚慕杰大使在炸馆事件之后，立即与中国外交部联系，对这一“可怕失误”而引起的伤亡表示哀悼。但华盛顿却在事发数小时后才表态，声称炸馆事件是一个目标定位错误，并对“误炸所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克林顿总统称炸馆事件是个“不幸的失误”，就此事“向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表示真诚的遗憾和哀悼”，但同时又指出，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才是问题的根源。


　　这些言论激怒了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他告诉公共电视网（PBS）新闻节目的吉姆·勒瑞尔：“如果你们只说声‘对不起’却不采取任何深入措施就甩手走人的话，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慨。”显然，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包括道歉、调查、赔偿及惩罚责任人。

　调查结果：


　　美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


　　事态发展至此，一个由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构成的部际工作组才开始定期协商，为国安会主要领导成员提出政策建设。一位参加者曾说：“我知道这件事根本是个意外，是一个行动上的失误，但要了解发生的原因，然后再解释给中国方面听，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整个事件神秘莫测，官僚们一筹莫展，这实在是一场灾难。”


　　8日傍晚，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亲自携带道歉信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除了传达我方误炸中国大使馆及其所造成的悲剧深感歉意之外，还提到“我们不能坐视米洛舍维奇施行其‘种族清洗’的政策”，北约有必要继续对南联盟进行军事行动。信中还希望中国政府加强对美驻华外交机构的安全保卫措施。


　　同时，美国政府针对中情局的作业程序及失察，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希望借此了解指定目标作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整个调查由副国务卿约翰?哈姆雷和参联会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牵头负责，有层层保密措施。尽管哈姆雷博士和中情局局长特内特后来列举了目标定位错误的主要原因，但细节和结论至今未能解密。


　　有一位参与调查的官员描述说：“有两个并存的事实：一方面美国有非常好的技术，例如隐形轰炸机、激光制导系统、卫星定位技术和空中加油；但另一方面，某人在地下室里一边读着报纸体育版，吃着裹了糖粉的面包圈，喝着大杯的思乐饮料，一边选定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作为轰炸目标。”


　　这种情况就连美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对中国人来说就更加不可思议。因此，他们很容易将这一事实与阴谋联系起来，并且深信不疑。

　唐家璇驳回美方解释：误炸结论断难接受


　　初步调查结束之后，美方马上组团到北京解释调查结果。代表团由总统特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率领，成员来自白宫、情报界、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办公室。


　　6月17日，皮克林借助幻灯片和其他可视资料，竭力让充满疑问的中方官员相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他把这起意外事故归咎于诸多失误：目标定位技术出了问题，数据库的不准确和不完整，以及本应发现错误的复审过程不尽完善。


　　皮克林强调美国没有理由故意袭击中国使馆，那样一个决定是违反美国理念和实践的，无助于实现北约削弱“南斯拉夫政府和军队镇压科索沃能力”的目标，而且会使美国为结束这场冲突而在外交上征得中方的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驳回了美方的解释，认为它不够充分、缺乏说服力。他说：“美方迄今对事件发生原因所做出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而得出的所谓‘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断然无法接受的。”


　　而在华盛顿，国防部明显对特使之行缺乏热情，军职官员没有一人随团去北京。部分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政府利用炸馆事件，操控公众情绪，煽动反美抗议活动，以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危机善后：


　　中国如愿加入WTO


　　尽管中国政府对皮克林的解释并不满意，但官方层面停止了对炸馆事件的追究。克林顿政府也表示不会为了平息中方怒气而在台湾问题、中国入世条件或其他双边争端上让步。炸馆事件引发的争吵至此大体结束，双方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平息危机。


　　7月30日，中美双方宣布，美国政府将向事件中的27位受伤者以及3位死者的家属，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9月，美方将赔款交付中国政府。同月，克林顿和江泽民利用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之机，进行了数次颇有成效的会谈。此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对外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回到正轨”。


　　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同年12月，美国政府同意支付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以赔偿中国使馆遭受的损毁，协议同时要求中国付给美国280万美元以赔偿美驻华外交机构的损失。2000年初，中美两国恢复了全面的双边军事交流。


　　然而在非官方的场合，很多中国人依然认为炸馆事件是蓄意而为，美国人或是为了惩罚中国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与美国作对，或是为了逼迫中国在台湾或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2000年4月，中情局宣布了对炸馆事件责任人的处罚：解雇一位中级官员，并对其他6人给予行政处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中情局的措施失当，并再度呼吁美国政府“惩罚肇事者”。然而，此时华盛顿已忙于即将在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北京也将注意力集中到应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竞选台湾“总统”一事上。


　　事后来看，此次危机之所以最终得以缓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双方多年的交往、商贸关系、对两国共同战略利益（“压舱石”）的全面认识，以及危机管理者真诚的努力，使这一依然神秘难解的悲剧性事件不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稳住了中美关系这艘在惊涛骇浪中穿行的巨轮。（作者分别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安全研究部主任、美国哈特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