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网友最近发了不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帖子，动机是想从中找出一些中国弊端（如腐败等）的根源。阅读以后，觉得有些想法可以和他谈论一下。说明一下，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浅，以前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文学城文化走廊论坛，都没有敢动“中国传统文化”话题的念头，不是没有兴趣，实在是觉得此题太大，老飘无力而为之也。
我们很喜欢找老祖宗算账。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和批评中国文化的人都在走这个路子。先看看歌颂的人是怎样做的，他们通常是将“五千年文明”，“孔孟之道”，“四大发明”放在嘴里，“悠久”“流长”搁在心中，演绎出许多的民族优越感。似乎，有了老祖宗这些东西，中华民族即使以后不思进取，不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也绝对是地球上最优等的民族。这种思潮，加上目前中国经济上一些腾飞事实，各种美丽的预测就出来了，“和谐盛世”，“世界第一”等等等等，似乎这个世界除了中国人以外，别的都是没进化的野蛮人。如果中国社会有什么弊端，那就归结于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咱们正统的文化没有关系。
批评中国文化的人虽然得出和以上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思维模式是相似的。他们觉得如果不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就不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这种思潮在中国国家命运处于低潮时尤其盛行。“五四”时代的“砸烂孔家店”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认为，只要将中国传统的东西打碎，西方文明就会照亮中国。实际上，很多人为打碎这个中国文化做了不少努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是其中代表。他们胜利了，科举制度没了，孔家店没生意了，清王朝也垮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也进入了中国。
那个时候，孙中山的宪政民主，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都是西方来的崭新的东西，而且刚开始时还没有“中国特色”的污染。奇怪的是，没过多久，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和“文言文”，科举制度一样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但西方来的东西还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灵染了颜色。从袁世凯到孙中山，再到蒋介石，有哪个真正脱离了中国文化的骨架。袁世凯终身总统干了没多久，还是觉得皇帝一言九鼎舒服，居然搞起了复辟。
孙中山发现用正常民主手段对付政敌太麻烦，而且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干脆将国民党改成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要向党的领袖宣誓和效忠。蒋介石更进一步，除了要求手下向自己效忠外，对于党内外政敌，直接暗杀除掉完事。民主成了“武主”，还是中国那个“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 搞到后来，谁也不在乎那个“民”，关键老子必须是那个“主”。为了从文化上树立这种思潮的正统性，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孙中山，蒋介石何时鼓励过别人有和他们不同的自由思想？做到较好的孙中山连和他有不同看法的黄兴都放不过，别说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了。另外，他们都是用“仁义道德”这老一套来鼓励手下队自己的服从。具体各位可看当时“黄埔军校”的文献。
共产党就不用说了，因为有了国民党以武力统治政治的例子，他们通过武力掌握政权后，根本就不会有将政权交给人民的念头。正如老一辈共产党人说的“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你想要，拿脑袋来换。”
将近 100 年来，我们批评了，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了西方文明，但实际上，传统的东西一直留在中国人身上，搞到现在有个现象是，我们学了不少，但总是学不像。褒义说法叫“中国特色”，贬义说叫“传统思想作怪”。只有自然科学好一些，估计那是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几乎是空白的缘故。在非自然科学的文化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如同以前我们常形容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一直都是垂而不死 腐而不朽的。
如何正确理解文化的这种现象呢？是继续地像有些人那样继续无条件的颂扬，还是像悟空网友一样将 100 前的“砸烂孔家店”的旗子重新举起来？
回答这个问题前，老飘认为有必要将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说某个区域的居民，都会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一般由史诗，宗教，哲学为其主要代表。中国文化的史诗部分非常精妙，除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政权传说外，“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造人”，“精卫填海”等等都可以反映了这个民族奇妙的诗意和想象。如果在文字上略加处理，一点都不比“创世纪”逊色。只是这样的史诗没有进化成某种宗教教义，以致在传扬，继承和发展上显得有些萎缩。
中国的宗教部分在古时候似乎有些残缺，但古时候祭奠天地的隆重仪式说明那时中国人的宗教活动还是非常发达的。可以想象，那时候也一定有一种相对完善的宗教教义，对人的生前来源和死后归宿有明确的说明，不然何以能激起大众的虔诚。中国的哲学部分由诸子百家整理成书，一直流传下来。若将其和同时期发达的希腊哲学比较，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
一个社会或一个名族，如果有了固定的史诗，稳定的宗教，和基本的哲学，接下来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藉此君王们就可以统治和教育他们的子民了。
看看西方社会，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的欧洲基本就是君权第一的制度。那时候宗教和神权的力量还很小。君王之下，有很多贵族统治着自己的庄园，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制度和中国周朝以前的分封制度有点类似。在土地很多，人口较少，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贵族间的争斗并不是主要矛盾，即使有些战争，但频率很小，不足以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来平衡矛盾。
中国东周以前的社会也是一样，那时候，中国虽然有很多的诸侯国，也有零星的冲突，但属于基本稳定的时期。但是，等人口越来越多时，争夺土地乃至争夺王权的战争就越来越多了。东周乃至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例子。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去吞并别人，否则自己就会被别人吞灭掉。从一百多个诸侯国演变到最后的战国七雄，你可以想象其中的惨烈。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必然要接受新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那个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十分活跃，形成了所谓”诸子百家“的繁荣现象。大家也可以看到，那时的学说很多都是集中在如何强国和安民方面，也都是由当时的市场所驱使的。当然，也有一些纯哲学体系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但当庄子将其发展的时候，也落入了治国安民的俗套。
如此演变到秦汉时期，国家通过进一步兼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一些不适合当时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就被抛弃了。比如，鬼谷子的纵横学说。 究其原因，我估计是这种学说对稳固当时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好处。想象一下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难道不留点 只言片语下来 ? 估计留是留了，只是让后来的统治者给和谐了而已。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这种文化转变的缩影。秦始皇想，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中央集权了，你还在那里鼓吹分封贵族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我不焚你坑你才怪呢。
秦汉初期，中国文化经过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老和孔孟两大学派。汉朝初期，虽然君王以黄老学说为主，但还是能宽容别的思想。到了汉武帝，黄老的无为而治似乎对匈奴的攻击有点过于软弱。汉武帝为了改变汉高祖建立的许多固定制度，就动起了“砸烂黄老店”的念头。而孔孟学说中的很多积极进取的想法和汉武帝的治国策略不谋而合。于是，汉武帝搞起了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 “ 大一统 ” 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 识。从此以后，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诸侯王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被抛进了垃圾推。另外，还由此形成的“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从此以后，中国人似乎就很难接受“天有二日”的共和思想了。
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中国思想家的活动空间也被限制了。儒家的“安分守己”和“中庸之道”成了思想家和哲学家最安全的自留地，大家都在那里研究如何完善更稳定的社会制度，以给统治者参考。但是，每到改朝换代的战争年代，老庄的那些自由思想又被造反者挖掘出来，成为儒家的补充。所以，演绎到后来，黄老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抛弃。
到了汉朝后期，中国宗教思想的缺乏让外来宗教思想的侵入提供了机会。哲学思想和治国思想的繁荣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生前来源和死后去所的宗教思考需求。于是，印度的佛教就如同现代的科学一样没有阻碍地进入了中国。佛教思想对“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挑衅的地方，所以一进来就得到了君王和老百姓的推崇。其实，后来基督教思想也曾到过中国，之所以没有那么顺利地被接受，是否和其中的“神权”至上，乃至君权受到威胁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至此，中国的文化思想就比较完善了。虽然佛教发展下来也有了不少“中国特色”的装饰，但中国人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文化思想体系。
后来的发展还是在哲学方面，也就是对整合后的“儒家”学说的发展。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南宋时期朱熹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南宋时期，王朝实际上是偏安一隅的小政权。 靖康之耻和传统上三分之二的国土被别人占领对持有“大一统”思想的中国人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对此，人们思想上只有两种出路，一是重新建立“大一统”，以武力收复失地，但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另一个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冬夏与春秋，过咱舒服的日子。
当时的临安政权地域虽小，但经济非常发达。如果你放弃了收复失地的雄心，静下心来过日子还是很舒服的。但这个和我们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自然，思想家们不会满足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矛盾思想状况，他们要给中国人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找出路。于是，朱熹他们就在儒家的天人关系上对前辈的学说作了修正。
孔子的《春秋》大义认为 “ 天命 ” 是一种不可违抗的必然胜 。 董仲舒认为皇帝是天之骄子，受命于天，大宗世袭，天是神化了的皇帝，皇帝是人化了的天。这些传统儒家思想无论如何不能解释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的合理性。于是，朱熹花了不少功夫，提出了用 “ 天理 ” 取代了 “ 天命 ” 。认为天理无所不包，无始无终 。并认为 天理虽是抽象之理，但一与人事相结合，就成了实理实学 。
这样，儒家的思想第一次和政权君权分了家。也就是说， 不论在何种制度下，你都可以用儒家思想指导你的思维。朱熹的“天”和孔子的“天”相比，空间上大了很多。从哲学方面看，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朱熹还继续思考，提出了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如何处理“理”与“欲”的矛盾。他说， “ 只要一人之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 ” 。革尽人欲，排除过份的私欲便是去恶；复尽天理，循道而行的便是存善。
二． “ 人心 ” 必须服从 “ 道心 ” 。人心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到合理不合理；道心则在考虑到自己需要之外，还要考虑是否合理。凡事如果不掺杂私心贪念，坚守道心，则办起事来可以执中不偏、恰到好处，这自然合乎天理了。
三． 强调道德，德教使人自觉遵守各种道德规范。
不想继续展开了，老飘此处之所以特地提到朱熹，原因是流传到现在的中国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思想。朱熹的思想虽然对特定环境下南宋时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对以后中国人来说又添加了不少枷锁。如果说接受孔孟思想的人是处于牢笼里的老虎，那么接受朱熹思想的人们就是处于牢笼里的绵羊了。想象一下，当初曾国藩铲平太平天国后，已有半壁江山，可以说他已经是出了笼子的老虎了，按照中国历史上其他大权在握的人惯例，一定会以为天运已经降临于他，接下来就是改朝换代了。可是，曾国藩中朱熹思想的毒太深，没法在“天理”和“人欲”的纠缠上摆脱出来，居然自己把自己给自宫了。
后来的明清时代，基本上就是朱熹思想发展的时代。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将其按照自己的意志作了修正。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受到进一步的压制，无条件地“灭人欲”得到无限制的扩充。进而形成了现代人人人想批地局面。
不过，虽然中国文化有许多需要批评和摒弃的东西，但仍然有不少可取得部分。比如现在人们常提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换句话说就是反对极端。不论从养生还是治国，都是非常合理的思维方式。看看中国的６４事件，当初改革派曾经提出过缓和处理的方略，那时的学生如果有点“中庸之道”的方式，放弃那种“死磕”的态度，也不至于出现那样悲剧的场面。
还有，现代中国人在民主制度下的操作也是和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孔孟时代乃至董仲舒时代的儒家思想家何时排斥其他思想，和其他思想不共戴天？孔子求教过老子，董仲舒学说中吸取了不少黄老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看看，民国初期的中国国会，还有现代的台湾立法局，人们心里想的都是你死我活。我说的都是对的，你说的都是错的。互相讨论和辩论的结果不是互相妥协，而是越来越极端地离开对方。你能找出一点中庸之道的影子吗？如此的行为，你能归结为传统的“中庸之道”给你造成的毒害吗？
另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人力的过程。想当年老毛搞破四旧立四新，结果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还造成了不少啼笑皆非的副作用。五四以后，中国人不学孔孟之道了，像老飘这样的人，也只是在批林批孔时才第一次知道孔老二的话。结果呢，等老飘后来读了些四书五经后，还是要低头折服的。
所以老飘以为，批评或颂扬某种东西，一个重要的作业是要了解这个东西。好多时候我们在批评和颂扬中国传统文化时，都处于一种对其理解的模糊状态上。如此批判，是不是和我们当初念小学时批人家孔老二一个意思了。因而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老飘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一些该批判的东西。一味无条件地颂扬和一味无条件地批评都不该是可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