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有些古怪。
也许是这两天王立山的案情让我的精神也错乱了。人们对于王立山杀人从各个层面作了很多分析，其中不乏精辟的论述，不管从教育上，文化上，心理上都有可供探讨的原因。
可是，昨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却有些离谱，联想到这两天和网友们讨论的主题，不得不让我再罗嗦几句。
这个帖子的中心思想是，王医生之所以杀人，是违背了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走了极端所致。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让我实在无语了！凡事不寻究客观的社会原因，而是从自身主观道德层面自责，退回圣人的训诫，寄希望于自觉的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以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太平和谐的最高境界。
如果这种思想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话，实在是太可悲了。不错，中庸是不要人们走极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分清：中庸反对极端，但是不走极端并不代表中庸。作为一种儒家思想，中庸的本质是一个最高的道德境界，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现代人不分文化和种族，都懂得适当退让以获得双赢的策略，甚至动物都有在强势面前退缩的本能，但这不等于中庸。退让是为了双赢，是为了最终自己得利或避免更大损失，而甘心让自己利益受损为了“和”而忍让，不争不斗才是中庸，这是中庸和现代处世策略的本质区别。
所以和儒家的其它学说一样，中庸作为道德准则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也就是不分场合地点凡事舍弃两端，取其中间，强调和气，以忍让、不争为美德。
但是，人是有精神底线的，当一个人被逼到了墙角，触及了精神的底线，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不爆发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个人的修行已到了成圣入仙的境界，别人把尖刀抵在心窝时还能“忍”，否则无疑是和跳墙的狗和咬人的兔子谈中庸无异。
我不是赞同王立山杀人。我是反对把这个悲剧归咎于没有遵守中庸。如果硬要联系，如果王立山真的遭遇了歧视和不公，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中庸忍让叫王立山走到了今天？
我们知道，和洋人相处比较容易，但是你绝对不能侵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哪怕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都会坚决捍卫，决不让步。中国人往往一味退缩，“让他三分又何妨”，为营造一种表面的和气，内心委屈，从而使怨怒积压。
试想，如果中国人也都能具备自我意识，在成全他人的同时突出自我，维护自己人格尊严，在自己利益遭到侵害的初始就采取一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争取，而不是缩头缩脚，那别人一定不会那么嚣张，最终也不会局面失控，走入以暴制暴的极端。
王立山早已不是个例，近年来的许多华人凶案包括一系列自杀事件都是平时忍气吞声，压抑自己的哀怒，过度忍让求全而无法释放最终精神崩溃造成行为失控的恶果。
要达到社会的和谐一致，单方面的中庸是毫无意义的，许多情况下，我们都面临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处境，只有个人努力维护自身利益，才能客观上营造出一个相互制约的相对稳定局面。小处看人际关系，正因为有了法律制约，有了个人自身价值的觉醒和自觉维护才有了相互尊重的局面；大处看国际局势，冷战，军备竞赛是一种无奈，但是正是这种各自维护自己利益的“暗斗”，才有了力量的相对平衡。高唱“以和为贵”，“有朋自远方来”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回头说说 64 。有网友说“ 学生如果有点 “ 中庸之道 ” 的方式，放弃那种 “ 死磕 ” 的态度，也不至于出现那样悲剧的场面 ”。我怎么觉得这个观点和指责王立山不“中庸”如出一辙？面对一个法西斯政府，要求手无寸铁的学生遵循“中庸之道”不是很荒唐吗？如果学生有“中庸”思想，当初就不应该采取占据广场的“极端”行为，而是应该和开始的那几位领袖一样，高举情愿书，跪倒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待君主的接见。
诚然，斗争要讲策略，择时进退，见好就收理应是一种路人皆知的理性明智的方法，但这不应和中庸之道扯在一起。中庸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教导人们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那么学生们还要争什么呢？
对于真理、正义的追求，中庸之道是不可取的，只有执着和坚持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这一过程必定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宣扬中庸，必定是对邪恶屈服和妥协。
当然，公平的说，中庸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种处世理念，一种修行方法，中庸可以让人心平气和，从而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平平稳稳，安安静静。不过要真正达到中庸的境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是，所以孔夫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如此高尚的道德，老百姓能做到的是非常少有的啊！难怪鲁迅说，最崇尚“仁义中庸”的同胞，其实最不“仁义中庸”；行“仁义中庸”的，其实是颇不免过激的。
不错，儒家的思想很多都是听上去很美，人们真正能切实履行的非常稀少，中庸也不例外，只能停留在一个伦理道德的境界之上，因此民间所演绎的中庸就成了圆滑世故，首鼠两端的和稀泥滑头哲学。于是，现实中就产生了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不人不鬼的老油条。
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认识。
纵观宇宙世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外有三个方面：人和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由此产生自然科学；人和社会——与别人相处，互动共存，由此产生社会科学；人和自己——心灵及思想的认识，约束和寄托，由此产生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触及，而且绝大多数传统价值观和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对于人和社会，我们也是强调通过对个人自身的自律和约束来达到被他人认同从而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跳过第一第二类问题，直奔第三类，整天要人修身养性，一方面加强自身的仁义道德，一方面与世无争。
中国人之所以喜欢纠缠第三类问题，正是中庸思想使然。因为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中，矛盾的普遍性不是一种常态。阴阳协调是一种理想境界，阴阳怎样才算平衡，如何平衡都不是一个轻易能够掌握的技巧，相反，世间的许多常态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自然状态。科学理论更是如此：在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只有对错；万有引力要么存在，要么胡扯；哥德巴赫猜想要么成立，要么就是谬误，这里不容调和，没有和稀泥的空间。对于真理的追求，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走下去，如果能把二个观点和一下稀泥，找到中点就能找到真理，科学研究不是太容易了吗？同样，在民主法制和独裁专制之间，也绝没有半点容许中庸的可能，当前对于腐败的惩治，一定是你死我活，对贪官决不能“贵和持中，贵和尚中”。对于西方价值观的半遮半掩不愿直面，强调所谓“中国特色”和“国情”，其实就是中庸的耍滑头，变相拒绝文明。
由此看来，中庸的积极意义，最多也就体现在第三类问题，即个人的修身养性层面了，而且关键要取决于“如果人人都能……”这样的道德伦理说教。这也说明，没有对第一和第二类问题的认识，即没有科学的思维和对真理的认同，要解决第三类问题只是水中捞月，镜中探花。中国人的宗教观也就和迷信完美组合在一起了。
所以，传统文化概括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二维世界：纵轴为道德，横轴为伦理，另外两个重要的支柱是中庸和忠孝。
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人间的一切似乎无所不包，难怪有人认为现代西方的所有理念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都有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几千年前的思维怎么可能和今天的文明相提并论？古代的思想最多体现一点现代皮毛，几千年来没有发展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值得借鉴的？
比如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似乎体现了人性和人道，但是在一个等级分明，君臣父子夫妻泾渭严明的社会，尤其在不提倡个人意识，压抑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情况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只是一种说教而非现实。传统文化表现的其实是“人所不欲，强施于己”然后“己所欲，强施于人”，甚至“己所不欲，亦施于人”：一味的压抑自己，约束自己，谁能做到？于是自己觉得好的，正确的就强迫他人接受，或者只要自己有一定的权力， 只要对自己有益的，即使自己不愿意做，也要强迫他人执行。
普世价值中对人格的尊重人性的彰显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所以不但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包括了“己所欲，亦勿强施于人”这样更高一层的思想范畴。所以你看见西方人敬烟吗？强行灌酒吗？把自己爱吃的食物强行放到你碗里吗？
人性和人道只有在“人人生来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科学、法制、人权（平等）的理念早已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观能够用来解决当今的所有社会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死死抱住封建的旧传统和旧文化？这好比我们有了电脑和计算器，算盘还有实用价值吗？当然算盘中有现代数学的理论，也有很多神秘的原理，它更是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我个人保留了一个算盘作为收藏，作为把玩的器物，但是算盘早已不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实用工具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花功夫开启民智，传播普世价值，反而要大力弘扬儒学，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害无益。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庸之道对于思想的创新、科学精神的弘扬多有阻碍，因为中庸的本质是消极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必定让历史倒退，甚至会走入歧途。
一切历史的沉淀，就让它静静的躺在博物馆或教科书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