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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杰与蛇口风波

和今天的年青人讲李燕杰,肯定没多少人知道,但是在四五十岁的人中间讲这三个字,那知道的人一定很多.

改革开放之初,李燕杰是北京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师范学院)的中文系讲师,擅长演讲.那时他给年青人作报告,讲社会主义道德,讲共产主义理想,讲信仰, 讲爱情.很受一部分年青人欢迎,一时间红透半边天.他常常自称,青年是我师,青年是我友他的演讲集>一本不太厚的小册子,也风行一时.当年,本人也非常喜欢他的演讲,以得到他亲赠的小册子为荣.家母和他曾经在一个教导大队呆过几天,算来也是同学,和他夫人李阿姨那更是正经八百的同学了,所以得到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并不难.

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文革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结束,社会上还非常混乱.这个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在全国的许多中心城市大城市都不需要讲交通规则,大街上的红绿灯都不用亮,因为根本没有人去看它,谁要是开车走路看红绿灯,遵守交通规则,都会被人看成异类.社会秩序乱,思想也乱,乱到了连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的程度.人是不是动物,是人们普遍谈论的一个话题,而且有非常多的人认为人就是动物,是高级动物,会说话的动物.文化大革命把人和动物的区别都给革掉了.

李燕杰的观点比较正统,比较保守的,说教性很强,但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情况下,给青年人讲理想讲道德讲爱情还是起相当积极的作用的.因为他的影响,胡耀邦还亲自接见他,向他请教青年教育的问题,并授予他德育副教授的职称.

他在北方比较活跃,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受到一些年青朋友的质疑和反诘.面对这些反诘质疑,他曾在公开的场合发出过这样的哀叹,这些言论足够得上右派了,比右派还右派.现在也不抓右派了其实当年发出这样哀叹的人远不只他一个,而且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这些感叹的却常常是那些曾经的右派.真是古来的大路熬成河,老来的媳妇熬成婆.李燕杰和他父亲就曾经是右派.李燕杰的父亲,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文教授,他早在五十年代就是讲师了,要不是文革,他也早该是教授了.

有一年,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广东省宣传部和共青团,请了他和曲啸(在他之后出现的另一个青年教育演讲家,观点比李还要传统,还要左一点,也是一个曾经的左派,而且他的命运比李燕杰要苦难得多,是一个真正坐过牢右派.李燕杰没有坐过牢)还有另一个青年教育家,名字不记得了,一起到了蛇口,给当地的青年人作报告.这也是他们报告团第一次来广东.

在蛇口的会场,蛇口青年当场对李燕杰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和质问.面对着蛇口青年的批评,这位青年之友使出他的杀手锏,用大帽子痛批蛇口青年.他这招在北方的许多地方都是比较管用的,许多人在他的痛批下不敢声张,老老实实的接受他的教育,但是在蛇口,这一招行不通了,他面对的是真正的改革开放的先锋,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践行者.台下的青年纷纷起来反驳他的观点.面对台下青年的反诘质问,他无话可说.这时,不记得是李燕杰本人,还是报告的主持人讲,他们对大家的问题没有思想准备,现在让我们下去准备一下,再回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他们这一准备就准备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去了,再也没有回到前台.

回到北京,他们在>发表文章批判蛇口青年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说蛇口青年围攻他们等等.对当时的事情多有歪曲.

这样一来,蛇口青年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闻名全国,和暴徒也有几分相象了.北京的报纸这么一登,蛇口青年和深圳的报纸坐不住了,于是就有人在深圳的报纸上撰文反击.于是酿成了闻名一时的蛇口风波北京的报纸是全国发行的大报,而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这些报纸是不许出特区的地方报纸,这在论战的级别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辩论.在权力的支持下,事件最后以蛇口青年禁声而结束.

这件事情,不要说我们这些青年人不能接受李燕杰等人的作为,就是母亲和她的那批同学都看不贯,都觉得老李这事干得不漂亮.后来李燕杰再次来到广州,他向一个已经担任了某学校领导的同学要求到她们学校演讲,那位阿姨都礼貌地给予了拒绝.

大约是在十二年前,李燕杰又一次来到广州,住在江湾大酒店.那时家母得了重病,他们给母亲带来了一些补品和水果.因为他比较忙,对广州也不熟,就让我到江湾酒店看望他们,并取回他们的礼物.

那时,正是经济萧条民生艰难时期.李燕杰长得一个国字口脸,浓密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眼镜,一副学者的派头.他本人长得就比较正气,是个老帅哥, 再加上他那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更显得仪表堂堂.不过自从经过蛇口风波再加上本人这么多年的思想变化,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尊敬了.过去称他李老师现在则是称他李叔叔我们是晚辈,这点是不能改变的.

宾主坐定之后,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当前的民生和社会.我还谈起了一些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想不到,这位全国著名的政协委员对我讲的那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竟一无所知.对我的话,他就是象是听到了天外来客的声音一样,可以说是以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了.我问他,现在一个月能有多少工资,他说学校给他的,一个月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这个数在当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告诉他,在广州的报社里,一个初中毕业,只要会查字典的所谓编辑,其实只是看看文章有没有错别字的校对,一个月可以拿到五六千时,想不到他竟问我,报社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呢?他们是那来的?好象这些人的工资是打娘胎里带来似的.确实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人的工资就是从他娘胎里带来的.当然,他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这样想的错误,连声哦哦哦地点头.

我问,李叔叔这回到广州有什么事?他说是应了开来国际邀请来广州作报告.我一听,心里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开来国际名头挺大,其实就是一家传销公司,他们那里还有人死缠着要我加入一起发财呢.那时,传销在中国还没有被禁止,他来给传销作报告也无可厚非,只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德育副教授来给传销摇旗呐喊,总是让人心里不是个味.

临走,他要送我一些书,有好几大本呢.出于礼貌,我也不能说不要.咱们总不能只拿人家的水果补品就不要人家的书啊.我客气地问,都是些什么书.他说是他这些年写的,他管其中一本叫李燕杰语录我心想,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成天尽想些教导别人昭示后人留名千古的事情.看看他们自己的生活,如同生活在真空中间,他们想的那些事,能切合实际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要不是前些天在郝明玮的博客里看到他的打油诗,连我都忘记了有这么个人.现在再看他的打油诗,相信是最近写的,不会是太久前的作品,还是那样的宏大而又空洞.看来那老先生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