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宗教标帜下的农民大起义
1 、太平道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王朝因为继任皇帝大多末到亲政年龄，由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这两个阶层的官员都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邪恶政客，外戚靠的是裙带关系，宦官靠的是不断向皇帝打小报告，靠这种手段爬上政治高位的人无论德行还是能力都是大可怀疑的。把国家政权交给这号人等于是拆国家的台，要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到了东汉王朝末期，宦官在和外戚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既无文化又无任何道德准则比外戚还要邪恶百倍的政客集团自此控制了政府大权。他们当政的最大杰作是买官卖官，把各级官吏名码标价公开张帖出售。那些买得官职的人一旦坐上官位，唯一的目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疯狂地捞钱以补偿买官损失的金钱，于是贪污索贿就成了他们政务的核心。广大农民在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迅速走向赤贫，大规模地破产逃亡，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没有正当职业随时准备为生存挺而走险的流民，为大规模的民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国家出现败亡的迹象时，与物质上的馈乏相对应，臣民在精神上也会出现信仰危机，先前的那套 “ 君权神授 ” 和 “ 仁义忠孝 ” 等政治理念在心怀不满的平民心中不再有号召力，于是各种宗教团体也因此应运而生。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黄巾标帜下的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他以自己的家乡河北巨鹿为根据地，借符咒传教。他的教会号称 “ 太平道 ” ，又称 “ 五斗米道 ” ，教民只需缴纳五斗米并遵守基本的宗教信条就可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入会仪式在资产不丰厚又不爱动脑筋的农民中很行得通，因此太平道在农民中很容易发展信徒。张角传教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门徒有数十万人，遍及冀、青、幽、徐、荆、扬、兖、豫八个大州。张角被他的宗教成果所鼓舞，开始有步骤地把他的宗教用于政治目的。他把全国教会划分为三十六 “ 方 ” ，每方设一渠帅，有教徒一万一千人，用四句宗教谒语作为政治口号： “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 简称 “ 黄道太平 ” 。甲子年是公元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太平道教徒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神秘的 “ 甲子 ” 字样。当时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渴望变乱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这个字样的人们心情振奋，祈求天老爷早一点把这个罪恶的政府推翻。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最得意的门徒马元义，奉教主张角之命潜入首都洛阳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联合宦官作为内应，准备在甲子年的甲子日（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在首都举事，夺取首都，全国同时响应。马元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宦官和禁军中培植了不少支持起义的力量，东汉政府看势头已成了刀俎鱼肉。可悲的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内奸和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象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处以最残忍的车裂酷刑。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太平道教主张角。张角事先得到消息，躲过了东汉政府的追捕，情势已十分危急，时间不等人，每耽搁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推上断头台，等到甲子日恐怕没有人响应起义了，因为那时起义的有生力量已丧失殆尽。张角审时度势，毅然把起义时间提前，即刻下令起兵，张角自称 “ 天公将军 ” ，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 “ 地公将军 ” ，张梁称 “ 人公将军 ” ，号令全国各地同时举义反抗东汉政府。一夜之间，三十六万教徒，百万以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暴动，攻击地方政府和官僚富户。为了分别敌友，他们用黄巾裹头，因此号称 “ 黄巾军 ” 。整个中原地区霎时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东汉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国各地为之震动。
东汉政府当时已腐败至极，中央军数量不足且战斗力不强，对全国范围的民变鞭长莫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想出一个应急的权宜之计，建议政府下放军权，赋予豪门大户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招兵买马的广大权力，让他们建立私人和地方武装抗击农民军。这一招果然措效，各地豪门望族和地方行政首长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不受侵犯，纷纷招募军队对抗农民军。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成为抗击农民军的坚强据点，农民军不得不象攻克雕堡一样去对付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武装据点，攻击的势头很快缓慢下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农民军攻击的势头一缓，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军队和地盘，迅速对农民军转入反攻，把黄巾军一支支地击跨，俘虏过来的青壮年则编入自己的军队，地方武装的实力在和黄巾军作战中迅速壮大起来。 
张角的整个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上的，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没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当黄巾军在那些设防坚固的武装据点前迟滞不前时，张角没有及时对黄巾军的整体战略作根本性的调整，这时他应该命令黄巾军绕过那些设防坚固的据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农民军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精锐的优势兵力兼程向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首都洛阳，把东汉王朝的根基拔除。地方武装对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很积极热心，对保护东汉王朝的热情显然要差一级。当黄巾军的进攻矛头转向东汉中央政府时，他们会 “ 明智 ” 地保存实力，不愿把他们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投入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冒险。再说他们对东汉王朝的印象也很不好，这个靠宦官支撑的腐朽政权早以失去了吸引他们效忠的威望，让洛阳那些权贵吃点苦头他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垮台或力量衰弱，政府权力重心就会由中央偏向地方，这对地方军阀显然有益无害。基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一旦成为黄巾军率先攻击的焦点，极有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逆境，农民军取胜的成算还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张角没有作这样的战略调整，他的军事知识太有限了。黄巾军被地方军阀牢牢地套住了，宝贵的时间延误了，有利的时机很快丧失，东汉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动大部队来部署战略反攻。甲子年的后半期，东汉政府调动讨划羌部落的军队来对付黄巾主力，那些凉州部队和羌人打了上百年的恶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又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开始品尝连战皆北的苦味。张角看到黄巾军大势已去，忧虑成疾，在最关键的时刻病死在床上。黄巾军失去了领导中心，无法组织统一的抵抗活动，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大规模地溃败。于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大起义以土崩瓦解的局面告终，前后只支持了十一个月。黄巾部众被地方军阀收编，头领被送上断头台。
黄巾大起义就这样迅速走向失败，作为胜利一方的东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世界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中力量迅速壮大，并取得压倒中央政府的优势，开始轻视中央，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凉州部队大将之一的董卓利用宫廷内乱把精锐军队开进首都，控制了中央政府，尊贵无比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董卓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地方军阀不服从他的调谴，在各地割据称雄，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2 、白莲教和红巾军
在中国北方瀚海沙漠群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在十三世纪成为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杰出首领铁木真和他的英雄儿子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幅员三千万公里的空前庞大帝国。位于中国本土的元帝国是它的最大子国之一，中国人第一次整个民族沦为亡国奴。
蒙古人在缔造帝国的过程中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国人所受迫害的深重。蒙古人统治中国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维护蒙古人高高在上的奴隶主地位和任意奴役他人占有财富的特权。蒙古政府没有为帝国官吏制订一套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因此蒙古的吏治是历史上最糟的。蒙古官员为官一方，一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二不是为了为民请命，唯一的目的就是搜括民脂民膏以供其疯狂地挥霍享受。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十四世纪第八任大汗帖木儿曾大力整顿吏治，一次就有一万八千七十三个贪官被撤职，由此可以想见元帝国的贪官之多。元帝国的赋税异常繁重，每一任大汗不知道鼓励发展生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税上，只知道盲目凶暴地剥削。中国人所承担的人均赋税比宋帝国时期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有的地方在百倍以上。在这样野蛮的赋税制度下，中国人的血汗被迅速榨干了。比起赐田制度来，上述这些压榨还算是轻微的。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中国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中国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中国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中国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人根本轻视中国人，他们把帝国臣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他们提供全部税源的中国人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中国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杀死一个中国人只需要缴纳一头毛驴的价钱。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 “ 甲 ” ，首长称 “ 甲主 ” ，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奴隶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财产他更可以随意霸占。除此之外，元政府还严厉规定：禁止中国人打猎，禁止中国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中国人持有兵器，禁止中国人集会拜神，禁止中国人赶集作买卖，禁止中国人夜间走路。总之中国人在帝国境内简止就不给当人看，待遇连负重的动物都不如。 
蒙古人的野蛮统治，激起汉人风起云涌的抗暴斗争。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农民暴动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甚至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上的民变还多出十倍以上。同样是少数民族，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要残暴十倍。十三世纪八０年代，江南即暴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到了下世纪四十年代，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说明蒙古帝国到处都是战场。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经常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五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向西南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最终酿成排山倒海的红巾军大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是在 “ 白莲教 ” 的旗帜下有准备有组织地策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源于五世纪的 “ 净土宗 ” ，倡导光明善良，反对黑暗邪恶，认为忍让向善，行为明明白白的人死后会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台上享受芸芸众生的礼拜。蒙古帝国前期，白莲教因有反抗暴政的宗旨，被元政府禁止在帝国内部传播。到了蒙古帝国后期，元政府被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搞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才对白莲教解禁。农民志士积极利用白莲教作幌子，在汉人中进行反抗蒙古统治者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元政府禁止中国人集会串连，现在用宗教传播作掩护，就可以避开政府的禁令，使分散的农民抗暴活动走向联合集中成为可能。
在白莲教的诸多传教士中，有两位教主的活动对起义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韩山童和彭莹玉。韩山童主要活动在黄淮地区，建立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领导核心，得力助手有后来成为红巾军起义领袖的刘福通和罗方素、王显忠、韩咬儿等人；彭莹玉主要活动在江淮地区，没有成立领导核心，主要从事反元的鼓动和宣传工作。韩山童宣称 “ 白莲花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 ” 明王就是白莲教主，也就是韩山童自己，意思是自己将代替蒙古人成为农民的主人。这三句谒语在一贯迷信的中国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白莲教会纷纷成立，信徒成千上万。
正当农民抗暴活动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即引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一月，征调十七万民工，用五个月的时间把铜瓦厢决口堵住，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项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鼎沸的年月里，把十七万满情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迫征调，集中到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任由他们向四方流散，为农民集众抗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韩山童、刘福通等起义志士充分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在民工中煽动反元情绪，培植起义骨干。刘福通命他的教徒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刻写着 “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 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时，群情鼎沸，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认为蒙古人的气数已到了尽头，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纷纷磨拳擦掌准备向蒙古人讨还血债。韩山童、刘福通发现民众反叛情绪已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在五月八日这一天在颍州白鹿庄杀白马举义旗，公开打出反元旗帜，在民工中发展队伍，队伍一律用红巾裹头，称为 “ 红巾军 ” 。工程完毕后，除少部分民工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起义的主力。红巾军最先攻下颍州，把颍州的蒙古人无论老幼全部杀死，接着分兵四出攻击邻近的州县，各地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蒙古政府派军镇压，但挡不住红巾军的攻势，汉人的愤怒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三五五年，红巾军攻下亳州，在那里建立政权。这时白莲教主韩山童已死，刘福通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国号 “ 韩宋 ” ，刘福通被任命为帝国宰相。一三五七年，刘福通统率红巾军攻陷中原军事重镇开封，把首都迁到那里。这时韩宋帝国已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十万战斗兵员，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在江淮地区，没有治理黄河那样的机会来集合民众，白莲教徒便采取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联络民众暴动。在蒙古帝国境内，中国人在蒙古 “ 甲主 ” 的严密监视下，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逐户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白莲教徒恳请 “ 甲主 ” 准许他们向各家分送象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 “ 月饼 ” ，以便中国人为大汗祈福。 “ 甲主 ” 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通知： “ 八月十五日杀鞑子。 ” 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的蔑称。中国人准备停当，当晚夜半，所有的 “ 甲主 ” 和他的家族都死在中国人的棍棒之下，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在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在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中国时的凶暴屠杀举世皆知，侵略者必须负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
江淮流域的红巾军主力集结在布商徐寿辉的旗帜之下。徐寿辉是湖北浠水人，在彭莹玉、邹普胜等白莲教徒的拥立下在蕲州起兵，先攻克蕲州、黄州，占领浠水后在故乡称帝，建立天完帝国。后分兵四出征讨，占领长江中游，并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一三五六年，天完帝国的宰相倪文俊攻占武昌，徐寿辉把都城迁到那里。一三五七年，徐寿辉派大将明玉珍出征四川，占领了川蜀全境和云南的广大地区。
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的卖卜人郭子兴也在濠州集众起兵反元，也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巾军，接受韩宋帝国的领导，在皖南、渐东攻城掠地，兵锋直指江苏。郭子兴死后，大将朱元璋统领其部众挥师东进，于一三五六年攻下南京，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出征讨，成为江南最大的武装割据力量。
除了红巾军外，盐贩张士诚于一三五三年在江苏高邮集众暴动，攻占江苏全境，另一位盐贩方国珍则把浙江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黄河以南的蒙古统治呈现土崩瓦解的迹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自颍州举义后，一直领兵在最前方同蒙古帝国的主力部队浴血奋战。他于攻陷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李喜喜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破头潘率领，攻开平。东路兵团前期进军顺利，一举攻占了山东省省会济南，把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一扫而光，然后兵锋直指大都，一直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手足无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能得手，孤军不能久留，只好返回山东，最后被尾追而至的蒙古主力军击溃。西路兵团深入关中后，因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在蒙古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战败溃散，漏网的部众被天完帝国的大将明玉珍收编。只有北路兵团取得了较大的战果，该军一路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沿途摧毁蒙古帝国的所有抵抗，攻陷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五十公里，理所当然成为西路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在大都先行把大汗擒获，把蒙古帝国的心脏摘除。不知什么原因，西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与战略重心没多大关系的更遥远的东方进军，攻陷辽阳，进入高丽王国。高丽兵团不能抵抗，只好向北路兵团投降。遗憾的是，这只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和一连串胜利，头脑已经发昏，军纪空前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王国充分利用农民军的弱点，有计划的出动大批美女，跟农民将士交往缠绵，男子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准备妥当后，高丽军民发动突如其来的反击，被高丽女人掏空了身子的农民军不能抵抗，在温柔乡里引颈受戳，关先生也身首异处。只剩下万余人转斗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蒙古军队乘机发动反攻，韩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在血腥中陷落。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韩林儿突出重围，千里转战到安丰，在那里招集残余部众继续抗击蒙古军队。一三六三年，韩宋帝国雪上加霜，遭到另一位变民首领张士诚的突然袭击，宰相刘福通战死沙场，帝国的支柱倒塌了，余部出奔滁州，在张士诚的追击下不能支持，应朱元璋的邀请前往南京。这个昨天的部将今天的暴发户没有胸怀容纳旧日的恩主，密令奉迎的军队在瓜步镇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对外则诡称小明王失足落水，看上去一切都顺理成章。韩宋帝国自此寿终正寝，这个率先举义的农民政权，在变民集团中第一个走向灭亡，但它在最前方挡住了蒙古的主力部队，把蒙古帝国的墙基掏空，使其它的变民集团在它的卵翼下有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蒙古帝国的最后覆亡创造了条件。
当北方的红巾军全军覆没之际，南方的红巾军政权也进入了倒计时。建都武昌的天完帝国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发生了内乱，皇帝徐寿辉在宦官美女的包围下恣情享乐，不思进取，把当初举义起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在将士面前日益丧失威信，实权逐渐滑落到宰相倪文俊手中。倪文俊对这个没落帝王不能忍受，阴谋谋杀他，由自己当皇帝，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拥有更大野心的大将陈友谅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杀死倪文俊，坐上了宰相的高位，取得了控制政府的力量。一三六０年，陈友谅把已成为傀儡的徐寿辉杀掉，自己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 “ 汉 ” ，建都武昌。陈友谅在内斗中虽然站在胜利的一方，但他的日子也不多了，陈汉帝国和天完帝国相比，力量已严重消弱。盘踞四川的大将明玉珍不承认他的政权，在成都宣布独立，建立明夏帝国，不再服从陈汉帝国的节制。这时暴发起来的朱元璋正在乘胜西进，在陈汉帝国的西部边界鄂东赣北和汉军发生冲突。一三六四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关系帝国命运的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还，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从船舱里偶尔探出头来，竟被流箭射死，本来占优势的陈汉兵团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只好举国向朱元璋投降。
最后站出来收获红巾军的战果，给摇摇欲坠的蒙古帝国最后一击的幸运儿是打着红巾军招牌，实际上与红巾军没多在关联的朱元璋集团。朱元璋在攻陷南京后，头脑忽然开了窍，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把浙皖名士李善长、刘基、宋濂网罗进他的政权，这是他比别的农民领袖的高明之处。朱元璋采纳李善长、刘基的建议，把以报复和掠夺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为一支有纪律有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并在战略上作出有利于保存实力和巩固新生政权的调整。当其它变民集团尤其是韩宋帝国在和蒙古人苦斗时，朱元璋却避开蒙古人的打击力量，把作战目标对准中国人的其它抗暴力量，夺取他们的地盘，把对方的军队编入自己的队伍，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朱元璋的战略对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来说是卑鄙的，但对他的政权是明智的。当其它变民集团在抗击蒙古人的战斗中两败俱伤时，朱元璋的实力却大大的膨胀，为他最后收获胜利果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一三六四年灭亡陈汉帝国后，朱元璋又于一三六七年打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把富庶的江浙并入自己的政治版图，自此整个江南进入掌握，取得了和蒙古人争夺中国的优势。朱元璋在溺死韩林儿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韩宋帝国的第一把交椅，并于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改称明王朝，定都南京。这时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一个被农民军掏空了墙基，力量已今非夕比的虚弱帝国。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的率领下大举北伐，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轻而易举地把惊魂未定的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
3 、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
清帝国和蒙古帝国一样，是外族奴役中国人的产物。但清帝国的缔造者满人比蒙古人的政治手段要高明得多，对汉人不是采取简单的高压和排斥政策，而是引诱汉人入朝为官，让他们参与政府分一杯羹，和汉人共同治理帝国。在不影响满洲贵族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汉人的权益不作破坏性的践踏，对汉人征收的赋税也不高，汉人虽然作了亡国奴，但亡国奴的滋味并不深切。因此，汉人在满人统治下并不感到特别难受，这个来自东北苦寒地带的野蛮民族，在其统治前期曾一度把帝国带入繁荣的盛世。但中国人的好日子总是长不了的，专制政体的不治之症 —— 贪污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无孔不入，以至整个统治阶层都传染上了这种病症，终于把这个强盛进取的帝国推向衰落。在乾隆统治后期，重用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和绅，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朝野上下迅速建成。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 —— 工程上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或干脆赤裸裸地向百姓搜括摊派。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等到忍耐超过极限时，世界上最本份的中国农民就被迫奋起抗暴，乾隆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呈风起去涌之势。乾隆死后，和绅被新上台的皇帝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和挥霍掉的款项。由此可以想见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到何种地步，也可由此窥见帝国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是何等的深重，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悲剧也因此不可避免。 
一八四０年，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因鸦片贸易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战争。英帝国以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侵入面积比它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沿途击溃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清帝国兵团的所有抵抗，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前锋一直打到南京。已空前腐败的清政府不再作自杀性的无用抵抗，被迫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放广州、福洲、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为商埠，英国商品可经此五个港口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对外作战的惨败，把清政府和满洲人的纸老虎面目无情戳穿，大大地鼓舞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不如死的农民，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
五口通商使外国廉价商品象潮水一样通进中国，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谋生技能市场日益缩小，靠这些技能为生的中国农民大批失去工作，不能养家糊口，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例如古代中国的交通全靠人力，机帆船引进后，靠拉纤和撑船为生的人生活就没有着落。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生产的茶叶全靠茶农用双肩挑往山外的城市，廉价的交通工具采用后，成千上万的茶农就会失业破产。尤其是质优价廉的机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手工土布无法与之竞争，大批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就无以为生。这些失去生计的中国农民，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国度里，被迫大批加入流民的行列，成为暴动民众无尽的兵源。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帝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基督教徒洪秀全的领导下，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暴发了。
洪秀全祖籍广东花县，属说古中国话的客家人，是一个落魄知识分子。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但机械空洞的八股文考试并不能选拔优秀的人才，人中之龙的洪秀全不能代圣贤说些没任何内容的空话套话，往往在文中加进自己的观点，不自主地暴露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触犯了八股文的大忌，结果四次科考都名落孙山，连士大夫最低级的 “ 秀才 ” 头衔都没有取得，在家乡被那些饶幸得中的庸才讥笑嘲讽。洪秀全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对科考取官之路彻底死了心。在最后一次落榜归来时，洪秀全把所有的儒书付之一炬，恨恨地说： “ 还是让我来开科取士吧！ ”
洪秀全在最后一次去广东应试时，在街上遇到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后者送给他一本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回家后认真地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被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所陶醉，欣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 “ 拜上帝会 ” ，宣称耶稣并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则是他的天兄，上帝是世间万物和一切神灵的唯一主宰，人们应该只敬拜上帝，不应敬拜祖先、孔子、释迦牟尼和其他邪神，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孔子、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招致卫道之士的群起攻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积极在家乡开展传教活动以发展信徒。他的工作在早期进展不大，上帝在习惯于崇拜祖先迷信因果报应的中国人中没有多大市场。从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四年，八年时间只发展了两名信徒：一位是洪秀全的同学，小学教师冯云山；一位是洪的族弟洪仁轩。洪秀全在家乡看不到前途，就和冯云山一道前往广西省，深入到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烧炭工没有文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目不识丁，视野极度狭小，看不到山外的世界，眼光只限于目力所及的狭小区域。这些人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没有被孔子和释迦弁尼所占据，容易接受新鲜的宗教信仰。当洪秀全来到这里时，就象欧洲传教士来到印弟安人中间一样，找到了传播宗教的最好市场，因此他的传教工作进展神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嬴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尤其是金田村白身地主韦昌辉的加入，使拜上帝会在物力和财力上有了保障。韦昌辉是一个和洪秀全一样科场不如意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拥有两百亩田产，年租谷在万斤以上的中等地主。但韦氏家族世代没有取得功名，在官本位的中国再富也被人瞧不起，因此韦家在金田村受了不少窝囊气。韦父曾将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韦昌辉身上，让他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之路，只是韦的官运和洪秀全一样不好，每次考试都榜上无名，因此更被当地的乡绅瞧不起。韦昌辉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就带领全家加入拜上帝会，意图利用拜上帝会的力量来给自己撑腰打气。韦昌辉对拜上帝会慷慨解囊，用自己的家产来为拜上帝会打造武器，把拜上帝会的信徒秘密地武装起来。四十年代后期，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仅一八五０年全省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看到举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把他的信徒集中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元月在金田村举起了反抗清帝国的大旗。
太平军在起义前期进展缓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清帝国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围攻追逐，在万山丛中和对手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直到这一个的九月，太平军才攻克了第一个城市 —— 永安，在那里休整了半年时间，进行急需的政权建设，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成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的五位杰出助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也被封为王爵，杨秀清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掌握了天国的军政实权。
太平军在永安宣布立国并建章立制，吸引了清帝国的大部队来围攻它。太平军在永安不能立足，就在次年四月突围北上，攻陷全州，进入湖南，攻长沙失败后绕道北上，于这一年年底攻陷岳阳。在岳阳，太平军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大为增加。洞庭湖的几千船民也在此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增添了水上生力军。力量已大为扩充的太平军在一八五三年初挥师北上，轻而易举地攻陷了湖北省的重镇汉阳和省城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沿途摧毁清帝国军队的所有抵抗，连克长江两岸的重镇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政治城市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国都。 
舞剧《小刀会》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象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 “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 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即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百姓士兵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作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止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洪秀全在进行基督教改革的同时，又继续对清帝国用兵，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两支大军北划，矛头直指帝国首都北京。第一军由大将林凤祥率领，由南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的震动。第二军由大将李开芳率领，由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高唐县。但这两支北划兵团却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很快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在北划兵团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南京曾派出少量的增援兵团北上解围，但救援来得太迟，不但不能解救北划兵团，自身也掉进了清军精心设置的口袋。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河北省阜城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茌平县的冯官屯覆没。北划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破灭。
太平天国在北划的同时，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又派出大军西征，以控制长江中游。长江中游的城镇曾被太平军攻克过，但又很快放弃了。定都南京后，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太平军又重新对中游的城镇用兵。西征军开始进展顺利，长江两岸的军事重镇安庆、九江和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的手中，前锋进入湖南，岳阳继武昌之后再度被攻克。在向湖南纵深进军时，太平军遇上了自己的克星 —— 湘军。
湘军是清政府的一位汉人副部长曾国藩组建的。曾国藩是清帝国统治阶层中最有头脑最有能力也最有远见的官僚，当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他正在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那时清帝国政府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至极，不能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下放军权，授意各地的地主乡绅和汉人地方官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抗击太平军。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有强烈的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 —— 他称之为 “ 维护名教 ” 作为政治号召，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湘军在出征前期，数量只有区区一万七千多人，和几十万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相比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有两个因素抵消了这一劣势：一是湘军的各级将领都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官职，空怀济世安民的抱负但苦于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头脑有远见又没受腐败政府的污染，渴望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太平军的各级将领要高得多，一般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位。二是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是清政府内部最杰出的帅才，意志坚韧胸怀宽阔，能够容纳象左崇棠这样公开轻视自己的将才，依其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使其在军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优良的品质恰恰是太平军的统帅洪秀全所缺少的，因此曾国藩的素质比洪秀全要高出几个挡次。两军对垒，最终都归结到人才的较量，湘军的统帅和将领的素质比他们的对手高得多，从而快定了最后的胜利者属于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交手后，把太平军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往回赶，一直赶到九江并向这座设防坚固的军事重镇发起进攻。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湘军手中，西征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逆境。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最杰出的统帅石达开率领援军奉洪秀全之命赶往前线，湘军则得不到必须的增援。石达开抓住有利的战机，和湘军水师在鄱阳湖决战，已成了强弩之末且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湘军战败，被迫向江西撤退。石达开乘胜扩大战果，把武昌至九江沿江两岸的城镇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并第三次攻克武昌，然后大军进入江西，整个赣北进入掌握，湘军则被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地带，曾国藩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于南昌这座孤城，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太平军手中。
就在湘军败走麦城，曾国藩面临灭顶之灾之际，他的军事对手洪秀全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湘军使低谷中走了出来，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南京，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酷的折磨和必需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开邦立国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误认为天下大局以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了。当太平军将士在各地浴血奋战之时，呆在南京城高墙深院内的农民领袖们在加速度地腐化，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在南京建造了华丽的王府。天王府设在清帝国两江总督府的原址上，但洪秀全嫌原来的房屋太寒碜，下令全部拆除重建。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华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 1621 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主要侍候天王的生活起居，没有几个是办理政事的。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龟缩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写着下列几行馏金大字： “ 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 ” 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洪秀全把当初举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进取精神丧失殆尽，就好象他是大一统的和平君主似的。其实太平天国控制的国土面积在最盛时也不到两个省，和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相比有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除了生活腐化外，农民领袖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的大桥，东王则乘座五十六人抬大桥。六十四人即使肩并肩站在一起也能围成一个直径二十多米的圆圈，比当时的任何一条道路和街道都要宽，更何况轿夫要行动自如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留下适当的空隙，真不知道这六十四人是怎样抬着轿子向前走的，设计这顶轿子的必定是个天才，只是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军国大事上，而是用在这上面，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这个倡导绝对平均主义的割据王国，却制定了世界上最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东王如此行为，天王就更不用说了。太平天国的国制是绝对禁欲的，禁止娼妓和纳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禁欲条款只是针对下层臣民的，农民领袖则不受这些条款的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恣情纵欲，不择手段地掠夺漂亮女人供其泄欲。太平天国倡导男女平等，女子也有参加科举考试并进而当官的权利，但太平天国的第一位女状元傅善祥的工作却与国事政事无关，而是作东王的性奴隶，被东王强行夺走了贞操并长期霸占。另一个名叫朱九妹的少女被东王强行招进东王府作抄写文书的女官，没几天就被东王霸王硬上弓，九妹不能忍受这个羞辱，就在东王的茶水中下了砒霜，事情败露后自己把那杯毒茶喝进肚里。又一个姓李的江宁女子被东王施暴后，对东王恨入骨髓，下决心与其同归于尽，乘东王不注意时用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向东王，也是东王命不该绝，适时地转动了一下身子，匕首未能刺中要害，只是左肩受了点轻伤。东王发狂了，把李女士点了天灯 ......
天王洪秀全长年幽居深宫不理政事，由东王杨秀清主掌国政，天国的军政实权逐渐滑落到杨秀清手中。杨秀清看到自己大权在握，天王足不出户，与臣民日见疏远，遂滋生了取而代之的不臣之心。杨秀清是一个少有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他有鬼神莫测的军事谋略，天国的每一个胜仗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如果说杨秀清在军事上是一个天才的话，他在政治上则是一个白痴，他既然想篡权夺位，就应该和下属搞好关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施恩惠，少结私仇，精心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把洪秀全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但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几乎和上面的原则背道而驰，把本应支持自己的力量推到洪秀全那边，坚决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的五个杰出助手只剩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他们都拥有相当大的军政实权，在臣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杨秀清要想夺洪秀全的至尊之位，最好能争取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理解和支持，最起码要让二人保持中立，可杨秀清却象着了魔似的，急不可耐地和二人结下了血海深仇。韦昌辉的部属张子朋任意抠打水兵，激起水兵哗变，这事和韦昌辉的关系本不大，可杨秀清却认为关系很大，竟当众把韦昌辉责打了三百军棍。韦昌辉御下无方，部属激变水兵他难辞其咎，但杨秀清处罚他三百军棍也着实有点过分，更何况二人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以对待下属的方式来对待平等的幕僚，除了显示杨秀清的狂妄自大外别无其它益处。和杨秀清下面的行径比起来，这还算不了什么，有一天，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子，闹得不可开交，杨的大舅子理曲，可杨秀清仍然怒不可遏，把韦兄绑起来交给韦昌辉发落。韦昌辉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提议把哥哥五马分尸，没想到杨秀清竟欣然应允，韦昌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胞兄被五匹奔马拉成血淋淋的五大块。到了这步田地，除非韦昌辉是一个白痴，否则他对杨秀清的仇恨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化解的，他会寻找机会向杨秀清讨还血债，并因此不怿手段。杨秀清把韦昌辉变成敌人还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把石达开和天国的其他高级干部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有一天，杨秀清的一个远房叔叔路过燕王府，碰巧燕王的一个马夫正在王府门口打盹，没有向杨的族叔施礼，杨叔当场把马夫鞭打了两百下。杨叔还不解恨，又把遍体鳞伤的马夫押送到石达开的岳父主管天国司法的黄玉昆那里，责令黄玉昆严惩该马夫。黄玉昆认为马夫已遭鞭打，不可再罚，杨叔气冲牛斗，当场推翻了黄的案桌，又跑到东王面前告了一恶状。杨秀清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息事宁人，并劝其叔叔往后行为要收敛一点，别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树敌于人。可杨秀清认为黄玉昆等人泼了他的面子，就把燕王秦日纲打了一百军棍，把黄玉昆打了三百军棍。黄玉昆羞愤之余跳水自杀，被人救起后消职为民 ......
杨秀清的一连串倒行逆施，终于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可杨秀清并不自觉，认为天国已在掌握之中，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一八五六年八月公开向洪秀全摊牌，要天王和他调换一下位子。洪秀全详为应允，暗中则传密旨给在外带兵的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三人，请他们火速回京救主。
韦昌辉率先接到密旨，连夜率三千亲兵赶回南京，在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鸡犬不留，两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尸体给丢在秦淮河中，河水染成了红色。随后回京的石达开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不服，阴谋向石达开下毒手。石达开得到消息，就连夜绾城出逃，韦昌辉逮石达开不着，就把石的家属杀了个精光。韦昌辉杀红了眼，准备向天王下手，下令亲兵围攻天王府，洪秀全反戈一击，把韦昌辉杀死。
石达开回到遍地血腥的天国首都，洪秀全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他，请他主持国政。经过这次变乱，洪秀全并没从中汲取教训，他唯一的教训就是不再相信外人，在委石达开以重任的同时，又任命两位草包哥哥洪仁达、洪仁发为安王和福王，名义上是佐理朝政，实际上是监视石达开。石达开不能忍受，就离开总理的岗位，前往前线军中，带领二十万忠于自己的部队另找出路。天国的将士因此为之一空。
经过这次变乱，太平天国被严重地消弱了，如果不是清帝国恶梦连环，因为对国际知识盲然无知的原故和英法联军暴发了战争，把用于围攻太平军的八旗兵抽调出去对付外国人，太平天国就很可能立即覆亡。对外战争停止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对太平天国发起总攻。太平天国在刀光剑影中勉强支撑了几年，但仍免不了覆灭的命运，一八六四年湘军攻陷了南京，天国的君臣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束手就擒。
在最后的日子到来时，天国的疆域还不到一个省，可洪秀全仍在南京一个劲地封官，一下子封了两千七百多个 “ 王 ” ，比历代帝王封王的总和还要多。常用的汉字只有两千多个，有不少字还不能作为称谓，农民领袖识的字本来就不多，能认识两千多个常用汉字的找不出几个。汉字不够用，只好连不体面的 “ 猪 ” 、 “ 狗 ” 、 “ 牛 ” 、 “ 龟 ” 也用上了，于是天国的高级贵族群中出现了 “ 猪王 ” 、 “ 狗王 ” 、 “ 牛王 ” 和 “ 龟王 ” ，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新贵不但不脸红，相反受宠若惊，趾高气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