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文人乃至文学大家心目中，明朝的诗词创作乏善可陈。
毛泽东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他改变了看法。
1957年1月，他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等人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
《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毛泽东对作为“初明四杰”之一的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
1961年11月6日，为查找这首诗的全文，毛泽东一天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
早晨6时，毛泽东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诗文集。
8时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
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
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写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不久，再写信说:“又记起来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
前四句是‘琼枝(原诗为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田家英很快查明该诗为明朝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之一，
后四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随后，毛泽东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
“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字季迪，号槎轩、青丘，长洲(今苏州)人。张士诚据吴时，
高启居于吴淞江之青丘外舅周仲达家，因号“青丘子”。
高启是明初首屈一指的大诗人。
赵翼说他 “一出笔，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
良非过誉！然而洪武七年(1374)，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在三十九岁时。
被朱元璋腰斩于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梅花 〔明〕高启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何郎即南朝诗人何逊。
此是明代诗人高启著名的咏梅诗名作，共九首，每首皆飘逸超群，力写梅之高韵。这里选的是第一首。 诗人首先用反衬法来写梅花的超尘绝俗，以疑问的方式提出质疑，但又无须回答，寓答案于疑问之中，衬托出梅花的不俗气质和灵秀仙骨。诗人认为像梅花这样具有琼玉般姿容的花种只应留在天上神仙居住的瑶台之上，却不想仙家却将它栽向了山林秀美、人杰地灵的江南，从而突出了梅花的神奇身份。韩冕诗曾说“梅花本是神仙骨，落在人间品自奇”。韩冕是从正面去言说，而高启则是从反面去衬托。用意虽同，但表达方式却迥异，高诗以疑问起句却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和思考。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两句是为人传诵的名句。诗人以高士、美人作比，又以雪满山中和月明林下作为背景来映衬高士、美人，进一步突出了梅花的孤傲高洁与清秀闲雅的精神。此两句也是在写梅的风骨与魂魄。清代学者曾强拉硬扯，寻找出这两句当中的典故，说“雪满山中”出自东汉袁安家中卧雪之典，“月明林下”出自隋朝赵师雄于月夜林中酒肆与梅花化作的美女相互饮酒之典。其实，这两句没有这典故的限制反而会使梅花的品格显得更为圣洁与超逸。此两句分别都构成了一幅美得令人心颤的意境，又何须什么典故来支撑呢？宋代隐士林逋写梅，也含有颂梅风标绝尘之意。但林逋诗重在写梅之风韵，而高启诗则重在写梅之风骨。“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韩冕诗）梅之傲雪怒绽才显出她的高洁骨气。“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元代杨维祯的诗也是赞梅之雪中独放的勇气。可见，高启的“雪满山中”句重在写梅的气节。
五、六句诗人进一步用竹来烘托梅的清俊身影，用苔掩残香表达对梅之高尚品格的尊重。松竹梅乃“岁寒三友”，萧萧竹声中更显寒梅的固守清贫；漠漠青苔心甘情愿地承载着残梅的零落花瓣，并将残梅的清香融化在它的躯体中，使香保持得更久长些。七、八句则借抬高南朝诗人何逊的咏梅佳作而表达了他的自负，似乎只有他高启才是梅的知己。 高启之前写梅之诗已众多，但他却能脱出前人的窠臼，采用多方譬喻与衬托的手法写出梅的气节，突出梅的风骨与精魂，却是难得的。他的这种譬喻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曹雪芹《红楼梦》中写《终身误》的曲子，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之句，其构思恐怕也受到高启诗句的启发。
1961年11月，毛择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作《卜算子·咏梅》时，从记忆中发掘出“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句诗，并以为是宋代梅妻鹤子的林逋所作，特地让秘书田家英查找此句的出处。当得知是高启所作时，对《咏梅》一诗的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不吝赞高启为明代第一诗人。毛的《卜算子·咏梅》留下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名句，他笔下的梅花，显然是一个美人——少女的形象，不可谓没有受到高启原诗的影响。
毛氏此词的直接参照，是陆游同名的一首《卜算子·咏梅》，特反其意而用之、反其韵而用之，用笑傲韵，不用故土韵，用开元音，不用闭元音，发出爽快的爆破音，而不是低沉忧闷的闭合音；描绘的不是一株顾影自怜、委弃于尘土的老梅，而是一枝生意盎然、凌霜傲雪的新梅；借梅咏怀，所树立的不是一个潦倒的文士形象，而是一个开朗明媚、内心倔强的少女，进而观照的是一个不恤人言、一意孤行的强主心态，不为举国追究人祸之责的声浪所动、不为苏联撤援断盟的威武所屈。毛择东虽以此自况，然而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他在同事中是孤立的，这首《咏梅》正是他孤立感的投射。尽管这是一首很美的词，却仍然是不是一首文人诗，而是政客诗，要读得懂，就不能为字面的美感所惑。与高启、陆游单一立足文人趣味、传达隐士情怀的创作相比，联系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境遇，毛的词带给人的感受远为深切和复杂。
据史料记载，高启才高命短，在39岁时因文惹祸被腰斩。对于他的才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因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明诗别裁集》收入高启21首诗，《梅花九首》不在其列。《明诗综》选收高启诗作138首，也没有《梅花九首》。但是，为什么毛择东谈到《明诗综》中高启的诗作时还认为仅仅是“好诗”，在查到《梅花九首》是高启所作后，却评其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呢？
这可能与他当时正在酝酿写《卜算子·咏梅》有关。据郭沫若回忆，该词作于1961年11月，《毛择东诗词集》将其写作时间定为1961年12月。笔者猜测，也许是酝酿于1961年11月，成稿于1961年12月。联系11月6日毛择东连写三信查高启的咏梅诗，说明高启诗作给他的启发或许并不亚于大家熟知的陆游《卜算子·咏梅》。
1961年，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我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到年底，由于中央调控得力，形势有所缓解，毛择东松了一口气。这种情况下，毛择东写这首咏梅词，目的显然是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人便容易动摇。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着，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写作《卜算子·咏梅》之前，毛择东遍阅诗词，酝酿情绪。虽然他对陆游《卜算子·咏梅》非常熟悉，却不欣赏词中流露的驿外断桥边旷野怨妇般的自怨自艾、孤芳自赏和凄凉哀愁。相比之下，高启的这首梅花诗，写梅之高贵，孤傲而不哀怨，大雪暗夜却不掩仪态万方。以毛择东的审美趣味和革命家情怀，自然更加欣赏高启诗中透露的“梅之精神”。在这样的心境下，毛择东对陆游词中的哀婉情绪不以为然，认为“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作此词”，以至于干脆“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在毛择东看来，我们现在处境虽然困难，但应该像梅花那样保持一股傲霜斗雪的劲气。有了这样的审美心态，高启诗当然比陆游词高明，所以毛择东挥笔写下“高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的评价。由此看来，在对高启的评价上，《明诗别裁集》、《明诗综》的编者弃《梅花九首》于集外，显然是没有从“梅之精神”的角度来品鉴，而毛择东推崇胸襟和神韵，自然有他眼光独到之处。
毛择东《卜算子·咏梅》中下阕首句原为“梅亦不争春”，修改定稿时改“梅”为“俏”。这样，全词无一“梅”字出现。这或许正是毛择东有意为之。高启的九首梅花诗，即是首首不见“梅”字。如此联想起来，高启的咏梅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许为毛择东《卜算子·咏梅》的诗作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