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虽然余大师和王作家都在谈鬼论神,但却偏离了宗教理论和信仰。依据传统信仰,死去的孩童是不可能变成鬼的,所以没有家庭给亡故的孩子提供祭品;死人的灵魂也不可能通过众人的“护持”成为菩萨。哪里有地震震出数万菩萨的理论?因此,我不太相信余大师所说的那位“佛学大师”真有其人,多半是余大师自己杜撰出来的。二位学者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呢,还是有意创立新的宗教学说呢?我们不可得知。不过,余大师的“菩萨论”对遇难孩童含有讽刺意味: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如何去做“佑护”他人的菩萨?同样,王作家笔下的鬼好像也不太幸福。鬼神世界连个电视都没有,还需要活人为他们准备,想看还得去趟坟地。电视频道好像也有限,除了奥运还是奥运,奥运结束后就没的看了,还不如8个样板戏时代呢。即使有众多频道,也不能自由挑选,万一看到些国外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好了。这样的鬼是制人呢,还是受制于人?
其实,为死者举行的宗教葬礼仪式和祭拜仪式,主要是为了安抚活着的人。人类学家杜尔凯姆
早就指出,“宗教仪式加强了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增强了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表达和增强了集团的感情和团结。”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也说,“葬礼仪式确立了群体的联合。”也就是说,通过举行对死者的哀悼和葬礼的仪式,社会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遇难孩童是否成为菩萨,是否成为幸福的鬼,不重要;重要的是全社会的团结安定。这仍然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重视现实社会秩序的“入世”观念(佛教和西方宗教是“出世”观念)。
由此可见,那些精英人物谈神论鬼,不是为了提倡宗教行为;他们是拿鬼神说事儿,说和谐的事儿。如果真的按照传统信仰来讨论鬼神的话,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前文提到,被冤枉死的被陷害死的恶鬼是要伺机复仇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余大师和王作家都十分强调灾难是天灾性质的原因。我也倾向于“天灾”说,并认为挂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建筑在地震中倒塌而挂有国徽的建筑依然站立纯属巧合。对此,我有类似的经历。1993年夏天我曾驾车去美国中部衣阿华州探望我的同学夫妇。到达那里以后,他们给我讲述了当地不久前发生的一场龙卷风。可怕的龙卷风从他们的住宅区扫过,摧毁了他们家前后的两排房子,而偏偏绕过了他们家。我同学得意地说,他当时藏在地下室里发功,将龙卷风推开了他们家。我说:“你真有那法力,应该站到屋外,面对着龙卷风发功,干嘛躲到地下室去?”其实,他们家躲过一劫纯粹是巧合罢了!当然,地震遇难死亡的学童是不是巧合,不由我说了算,不由大师学者说了算;而由当事人鬼神说了算,他们心知肚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震遇难如果真有人为的因素存在,那些黑了心的负责人可应该小心遭报应,而且他们的后代也要小心。中国自古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积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又发展出“承负”的理论。依据此论,一人作恶殃及子孙,或一人作善佑及子孙,任何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子孙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先人有过失,由子孙承受其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作恶的人侥幸逃过惩罚,寿终正寝,他的后人会遭殃,比如:猝死、呆傻、多病,等等。
更可怕的是,如果天灾遇难的人有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悼念而能够成为幸福鬼或菩萨的话,那些因天灾死亡而没有受到举国哀悼的鬼就不幸福,就很可能沦为害人的恶鬼。会有多少恶鬼呢?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有三千万,其中有很多是全家灭绝。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四川地震死亡者的人数,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给他们开全国规模的追悼会。我觉得这样也不符合舵手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有这样一段话:“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