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崽子”忆当年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6-13
作者:桑农(大学教师，安徽芜湖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38.00元。
拿起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令人战栗景象。暗红色的封面上，一道皮开肉绽的伤口，斜穿而过。这就是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心灵的伤痕吧。
记得当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其中有一部分，也涉及到这一方面。可那只是归结为政策及其执行者的错误，还没有深入到道德层面、法律层面乃至制度层面。而且人们很快就转移了关注的焦点，不再追究下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向前看。但是，过去的真的就过去了吗？未必。翻一下《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内心深处的创伤至今已无法愈合。
这里二十多位叙述者，有胡风、章乃器这样一些“钦犯”的子女，也有一般的“狗崽子”；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也有一些当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事隔二三十年之后，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仍然不寒而栗。例如孙郁先生，为了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在学校将姓名改掉了。父亲晚年还希望他将姓改回来，让孙郁深感自己是“身背着罪愆的人”。再如赵园女士，这位人们印象中温文尔雅、心平气和的学者，曾因属于“另类”而承受巨大的压力。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大龄青年的赵园经人介绍对象，发现对方也同属“另类”才放下心来。两人相约，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婚后不要生育子女。读到这里，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当然，这只是极少的几位代表。据《开放时代》杂志2006年第5期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仅“四类分子”(还不是“五类分子”)，官方认定的数字(还不包括错划)即有2000万人，其子女及孙辈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保守的估计也在1亿以上。这些人绝大多数至今健在，他们分散在各地，甚至还说不上一个群体。他们决不会由于这样一个屈辱的身份相互来往，也决不会主动讲述那段创伤记忆，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更是讳莫如深。常听人说什么“失踪者”，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失踪者”，特殊的“失踪者”，就在我们身边、天天可以见到的“失踪者”。
《烙印》的编辑意图十分明显，乘着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尚在世，让他们说出曾经的苦难，告诉后人当年发生过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不仅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亲历者也似乎很容易健忘。只有说出苦难，为历史留下一份证词，才有助于康复被苦难扭曲的人性，有助于维系社会的正义与制度的健全。
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中多次提到，见证的意义不仅在于见证者说出自己个人的苦难往事，还在于站在人类的普遍立场上，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当作一个来自非正义世界的真实例证，提出来警示所有的公众。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灾难不再发生在见证者自己身上，而且更是为了苦难不再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据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兴起过一阵“希特勒热”，因为电视连续剧《大屠杀》的播放，这股热潮很快消失在公众舆论的谴责之下。
在中国社会里，应该具备更加强有力的纠错功能。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是时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告诫吗？《烙印》里那些令人发指的叙述以及醒目的封面，也会起到同样的警示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