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被气的多次大口吐血 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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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一生极其重视过生日,而且每年的生日花样翻新,劳民伤财。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并令“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总统府”的名义下发到各机关团体。

  10月中旬,蒋介石的《婉辞》出笼,要求台湾各界人士从六个方面向他提建议:一、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与革除旧有官僚政客习气之具体意见;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造成蓬勃活泼的“民族复兴基地”之应有措施;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共复“国”战力,不尚空谈,方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蒋介石发表这个由别人代笔的《婉辞》,不过过是沽名钓誉,玩弄民众。因此台湾各界及舆论单位,大多保持沉默,打算到了31日那天,只象征性地举行一下庆祝活动了事。

  10月17日下午,台湾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建议《自由中国》出一“祝寿专号”。次日《自由中国》专门开会研究,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蒋这种做法,系封建君主作风,态度不对;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蒋出于何种目的,应抓住此机,率直对“国事”表示意见。大家还认为,以往对蒋介石说真话、直话有危险,这次是蒋自己叫人提建议,而且还要求对他本人的“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说错了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的进言机会太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决定《自由中国》在场的人每人一稿,各有则重点,尽量不雷同,25日截稿,社论由编委会研究。

  胡适当时在美国,10月19日收到《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依据蒋介石的《婉辞》内容坦诚发表意见,赶写成短文,寄《中央日报》发表。胡适遂于10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用快件寄给胡健中;又由于他是《自由中国》首任发行人、重要编委,于是同时寄了一份给《自由中国》杂志社,并在文中附言说,希望全文照发。

  1956年10月31日,给蒋介石“祝寿”的《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在社论《寿总统蒋公》中,一共谈了三个蒋介石难以接受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提到,根据1946年制定的“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为6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任期还只有3年,再过3年任期满了怎么办?社论希望蒋介石像美国华盛顿那样,只任两期就不要再任了,并向蒋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由执政党来扶持在野党;其二,在执政党内来扶持反对派。

  《自由中国》的书生们为了“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蒋介石虽然在40年代搞了个“宪法”,那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他当上了“总统”,就要一任到底,然后由他的儿子来接班。他怎么会去按“宪法”上说的连任一次呢?怎么会去扶持反对党,或在党内搞反对派、培养领袖人才呢?

  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是此期的重头文章。他述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是艾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后,同意该校的副校长的建议,每天约各院系的负责人3人来谈。但他见了十几个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见面汇报的有63人后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

  你知道,我过去做盟军统帅时,只接见我直接指挥的3个将领,其他的就由他们管,我完全信任他们。如果63人个个来谈,既浪费双方的时间,又有许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无法细心听,作用不大。你帮我定的那个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长觉得艾森豪威尔讲得很有道理,中断了各院系负责人的汇报活动。

  胡适讲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旨在告诉蒋介石: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考虑大事方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发挥大家、特别是直接部下的积极性,放手让部下去做事。

  胡适在文中讲的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总统助理亚丹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亚丹土当时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森豪威尔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不妥,又加上一句话:“请狄查(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艾森豪威尔批了之后,叫人将急件马上送回白宫,他则在场上继续打球。

  胡适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蒋: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不懂、不会干的事情,要让那些有智慧、懂行、会干的人去干,“总统”虽然高高在上,并不是圣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样样都懂,样样都会,不能什么事情都过问,都包揽,更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自己考虑的都对,对手下、别人,要信任、放心。

  胡适在文中还写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指蒋介石),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20多年的光阴轻轻地飞过去了。蒋先生今年70岁了,我也60岁了。我在今天要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否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令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怎样才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呢?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 “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呢?

  这一期的“祝寿专号”还在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再加上胡适等人的文章切中时弊,指蒋要害,精彩无比,故31日杂志上市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又增印11次之多,印数达到数万册。11月上旬的那段时间,台湾各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农村的村村寨寨都在谈论胡适等人的“祝寿”文章。不少家庭还出现了全家争读“祝寿专号”、争论“祝寿专号”的盛况,杂志社内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读者来信。

  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台湾各机关、团体都举行了“祝寿”活动,门口还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各商号的蜡烛、鞭炮均销售一空,耗费的钱财难以估计。更令人可笑的是,“国大代表”和“政府”高官,从上午8点起,都到“国大联谊会”去签名“祝寿”;“反共救国团”在“总统府”门前举行的“祝寿”活动,又喊又唱,又跳又闹,致使公共汽车被迫改道而行。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得更为恶心。蒋介石生日的头两天,中央党部就通知全体中央委员31日务必到中央党部设立的“寿堂”签名祝寿。中央党部在“寿册”上还写了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寿序》,来祝寿的中央委员都要默读《寿序》后再签名。《寿序》约200字,全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名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邪之际,乱怜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明亮,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寿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31日这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祝寿的国民党高官达千余人,领头的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人。这千余人都在《寿序》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提建议和“直率抒陈所见”的却一个也没有。

  11月5日,《自由中国》杂志社将国民党的《寿序》寄给了胡适,胡适看了后,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如同历史上的帝王,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国家”及蒋介石个人并没有任何好处。

  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看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后十分愤怒。蒋介石对胡适的文章特别注意,他对一位亲信说:“胡适要我做‘三不’、‘三无’ 的‘总统’,我反复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负责、不反共抗俄’;‘三无’是‘无政府、无组织、无主义’。要真的像胡适之说的那样,我们都去向共产党投降算了!”

  蒋氏父子精心谋划了反击胡适与《自由中国》的活动。对《自由中国》杂志,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个:第一是在其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续地发表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文章;第二是组织专人编写在内部进行批判的宣传材料《向毒素思想进行总攻击》;第三是指使特务恐吓承印《自由中国》的印刷厂,使《自由中国》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杂志用公开的办法,对胡适的批判、围剿,则在内部进行。

  据原《自由中国》经理马之骕说,1956年11、12两个月,国民党控制的党报党刊,几乎都参与了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行列,而首先发难的是蒋经国主持的“反共救国团”办的《幼狮》月刊。

  此刊以《揭穿“**”战术,防止思想走私》为题发表社论,攻击“祝寿专号”上的文章,不是给蒋“总统”祝寿,是共产党思想在台湾的走私,呼吁台湾各界人士要防止这种思想走私。

  此社论发表后,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的《国魂》月刊第103期及《青年战士报》马上转载了《幼狮》月刊上的社论。除此以外,《国魂》月刊还另发了两篇社论《消除毒素思想》、《事实俱在,不容诡辩》。上述3篇社论文字虽然不同,内容都一样,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有三大问题:其一,为共产党的思想“走私”;其二,争取自由、民主就是破坏团结反共;其三,追求言论自由就是不爱“国”,不革命、不反共。

  12月24日,国民党的大报《中华日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里的玫瑰》,对《自由中国》“祝寿专号”进行大肆攻击。

  此文以《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伊索寓言》里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结婚时,所有的动物都送了礼,有一条毒蛇用它的口含着一朵玫瑰,也爬进了礼堂,宙斯神说:“所有的礼物我都收下了,但从你的口里,我不敢收任何东西。”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个美国的例子。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日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也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写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报馆,把主笔巴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富兰克林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意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接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的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他们才不敢为害社会。

  《中华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社长是国民党大员曹圣芬,明眼人一看这篇专论显然是国民党高层精心策划的。国民党发表此文的目的是警告《自由中国》:你们在批评蒋介石和“政府”方面不要做过了头,不然的话,要当心台湾的“群众”自发起来揍你们的人,砸你们的杂志。

  此后,《政论》周刊、《军友报》、《革命思想》、《中兴评论》及其他有官方、军方背景的报纸、刊物纷纷转载。一时间,辱骂、攻击、批判胡适及《自由中国》的阵阵恶浪,甚嚣尘上。

  《自由中国》编委们见国民党对“祝寿专号”攻击、围剿之声不绝于耳,气涌如山,感到再不能沉默了,于是在1957年1月16日第16卷第2期上又发表了《我们的答辩》一文,一再指出,胡适与《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在“祝寿专号”上的建言,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而提的,是好心,没有任何恶意。然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2月7日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社论《共产主义破产以后》,对胡适及在台的《自由中国》人士大肆进行丑化、攻击。
  这篇社论发表后,《自由中国》人士更为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沉默,对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言论不加驳斥,就是懦弱无能。2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对构陷诬蔑的抗议》,对《中央日报》的胡言一一进行了驳斥。在文末,《自由中国》人士大声抗议道:“我们要代表在‘自由中国’谈自由民主的人们,向《中央日报》及发表类似论点的刊物与报纸,抗议这种含血喷人的构陷与诬蔑!”

  《自由中国》因出“祝寿专号”受到官方的攻击、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很快就知道了。尽管他没有直接表示意见,但认为,蒋介石公开在报上叫人民提建议、献良策,怎么建议一提,良策一献,“政府”就进行大反击大围剿大谩骂呢?这样子搞法,今后有谁相信你“政府”?谁还信任蒋介石“总统”?他还知道,他的文章已在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官方既对《自由中国》杂志进行公开的围剿,对他个人也不会放过的。

  1956年12月,蒋经国以“周国光”的名义,炮制了一个“极机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全岛各军种各部队。此秘密指示编了号码,每个收件人的号码还登了记。《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种指示”一共9条,对台湾各级党部、各部队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批判《自由中国》 “祝寿专号”的步骤、方法,作了详细的安排。据台湾有关人员研究、考证,“周国光”就是蒋经国主持的三军特种党部的化名。

  1957年1月,一本长达61页、计2.4万字的宣传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了各部队。这本小册子共有4章,第一章为《毒素思想危害 “反共抗俄”大业》;第二章是《毒素思想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章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最后一章是《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这本小册子对胡适及其文章《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作了重点丑化与攻击。小册子中说:

  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的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以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

  这两份机密文件下发不久,《自由中国》杂志社就在一国民党要人处得到了。编委雷震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官方打击胡适和《自由中国》的证据,当即叫人将“特种指示”拍照下来,送给《自由中国》各编委传阅。

  大家看了这两份机密文件,都觉得国民党如此对待政治上长期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为蒋集团做了“民主”门面的学人胡适,太要不得!既然蒋氏父子将胡适当敌人,他们今后举行的任何活动,胡适就不应参加了。此文件还告诉世人:蒋氏父子平时礼遇、尊重、宣传胡适,全是假的。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这一天,蒋介石特地发表了一个文告。蒋在文告中告诫台湾青年:要提高警觉,勿为伪装的民主所欺骗。蒋介石的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意即叫青年不要上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当。

  4月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了七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对胡适与《自由中国》又进行了一番攻击,他说:“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布毒素思想,对反共抗俄及国家民族有着严重的危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正视思想上的敌人,勿上其当。”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第98期《工作通讯》上,全文刊载了蒋介石的这个报告,并发到了各级党部。

  对蒋氏父子的做法,胡适尽管在公开场合没有任何意见,但心里很痛苦:他的文章,还有在《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上写文章的那些朋友们,均是为了蒋介石好,才提了那么多诚恳的建议和意见,没有想到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2月7日,胡适收到香港一家报纸的剪报《台湾的可忧现象——论《自由中国》杂志被排挤事件》,文中以《自由中国》第16卷第2期上发表的《我们的答辩》为例,谈到《自由中国》自出了“祝寿专号”后,受到很大的压力,遇到了很多麻烦,甚至还有恫吓,对这种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胡适当时不知道这份剪报是何报,便在旁边批注:“《香港时报》(?)”,并将此剪报贴在2月7日的日记上。2月7日这一天,他没有写日记,这张剪报便成了他的日记。

  2月中旬,胡适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又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8日的《我国报纸杂志均有言论自由》,另一篇是2月11日的消息《总统主持国父纪念会,阐释民主自由真谛:遵宪法轨道发扬民主,循法律范围维护自由,为国民革命一贯奋斗之目标》。胡适看了这两篇报道,便知道当局的报纸写这两篇报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反驳香港舆论批评蒋氏父子打压《自由中国》,另一方面由蒋亲自出面教训他及《自由中国》人土什么叫自由民主。

  当时,胡适还没有看到蒋氏父子搞的那两份机密文件,如果看到了,他心里恐怕更难受,更痛苦。胡适对蒋氏父子的做法颇气愤,但又不便公开说。所以,那段时间,他是愤懑、恼火,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

  祝寿风波过去不久,胡适的肠胃病发作,并多次大口大口地吐血。1957年2月19日,他在医院做了手术,20多天后才出院。胡适此次住院新闻不少,但没有一篇说他是因怄蒋氏父子而得病的。直到他回台湾后,他才悄悄地将内情透露给《自由中国》的雷震:他这次吐血、做手术,是被蒋氏父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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