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6/11/2010 14:38 发表主题: 《情义无价》zt -------------------------------------------------------------------------------- 《情义无价》刘丹红【前 言】 《情义无价》正式出版，作者之谜已经揭开 本刊一九九四年十月偶然得到纪实文学《情义无价》的初稿，并将这篇七万字的作品分成五个文件刊登在《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十六期上，作者署名寒凝。这篇纪实文学讲述了在“六•四”之后最恐怖的时期，为救助王军涛、陈子明等一批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异议人士，武汉、北京以及香港等地的知识分子与官方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及他们被捕后在刑事犯监狱中的见闻、经历和心态。作品发表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本刊收到了大量读者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人们在为这个真实的故事感动的同时，纷纷猜测“寒凝”究竟是何许人也。有人说，可能是大陆某位没有暴露身份的作家；有人说，可能是了解这个案子的某位律师；也有人猜测，可能是这个案子中那几位阅历丰富的主人公肖远、邬礼堂等，甚至还有人认为《情义无价》是被流放到美国的王军涛写的…… 那么，《情义无价》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去年五月份，长达二十三万字的《情义无价》一书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以真实姓名署名，从而使“寒凝”的身份曝光——《情义无价》真正的作者乃是故事中最年轻的当事人、本刊曾于九六年七月专访过的刘丹红！（参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十五期）。 由于作者的身份已经公开，因此，《情义无价》的初稿被偷运到美国，并在本刊发表的经过也可以向读者们公布了。 作者刘丹红一九九一年出狱以后，尽管生活于动荡和阴影之中，但她始终笔耕不辍。一九九四年到北京工作后，她常常在晚间借用一位老师办公室的电脑，将最初写在纸上的大约七万字的初稿输入，打算进一步补充修改。九四年夏天刘丹红回湖北申请护照，因为进展不顺，耽搁了将近半年。在这期间，这位老师的同学Ｓ从美国回大陆探亲，二人谈及刘丹红正在写作《情义无价》。其时王军涛已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因彼此已多年没有联系，所以王军涛并不知刘丹红写作《情义无价》一事。Ｓ在美国与王军涛相熟，因此刘丹红的老师自作主张将存在电脑中的《情义无价》初稿拷贝了一份，请Ｓ带到美国，希望王军涛能协助联系出版。 《情义无价》被带到美国之后，本刊记者吴放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三次打越洋长途到大陆，希望能征得作者同意，发表此文。当时刘丹红仍在湖北，起先没有答应。后来北京的老师与之通话，说美国有人一再希望她能同意发表文稿，并说那是留学生的一个刊物。当时他们不敢在电话中多谈，刘丹红理解为是一个小范围的内部通讯之类的杂志，便同意了。于是，《情义无价》的初稿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由《华夏文摘》独家发表，本刊读者得以先睹为快。据刘丹红表示，她后来才知道发表她作品的是一个有十几万读者的电子杂志，如果她早知有这么大的读者量，她可能不会同意发表没有完成的作品。恰好在那时，她的赴美签证被拒绝。为了避免可能的因文遭祸，她不得不改变名字，在大陆隐居了一年多，直到九六年才在商界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美国。 据“明镜出版社”表示，《情义无价》一书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很快便出现了至少四种不同的盗版本。在“六•四”九周年之际，征得出版社和作者同意，我们特选载《情义无价》一书的部分内容（都是初稿中所没有的），以飨读者，也算是对关心《情义无价》的广大读者有一个后续的交待。由于本刊人力有限，欲购此书的读者请与作者直接联系。（作者电子邮址：anzzl@hotmail.com） 《华夏文摘》编者～～～～～～～～～～～～～～～～～～～～～～～～～～～～～～～～～～～～【纪实文学】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情义无价（节选） •刘丹红•（以下摘自《情义无价》第一章“京城枪响，风流云散路茫茫”的第二节，作者目睹“六•四”屠杀。——编者）（此前略——编者） 事实上，从下午开始，广场气氛就逐渐紧张。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到广场指挥部报告：大军进城了！当兵的动手打入了！有人被打死了！……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学生在广播中用沙哑的嗓子声嘶力竭地泣诉：“同学们，不能再等了，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我们要跟他们干！他们打人哪！他们打了我们的女同学呀……！”还有一个又高又壮的外国人，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双手举起一件染了鲜血的衬衫给人们看。他的皮肤和那件衬衫都太白了，衬得那血色格外鲜红。 人群在骚动，都知道这天晚上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但谁也不愿离开。（此处有删节——编者） 这时，已能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一路上都有北京的老百姓在议论：“开枪了！”“打死人了！”。那段时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人们反而对什么都不害怕。我推着自行车，沿途听着人们的议论。当我走到府右街医院门口时，一辆载人三轮车迎面呼啸而来，车夫边玩命地蹬车边疯也似地大叫：“快让道！有人受伤了！”街上的群众赶紧帮忙把车上的伤员抬进医院。我在府右街医院门口只站了十分钟，就见从六部口方向有七、八个伤员被送过来。四肢受伤的被人们用自行车驮来，严重到不能坐的就由载人或运货的三轮车送来。“板儿爷”们都处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送完人掉头就走。人们拦住他们打听前沿的情况，“板儿爷”嘶哑地喊一句：“不得了啦！我得赶紧去，还有好些人没运过来呢！”于是就有一群小伙子随车同去。又有四个伤员被一车送来了，有的头部被击中，有的躯干在流血，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则已经没有了声息。医院门口的小伙子们纷纷动手把伤员抬进医院，转眼之间出来，个个都红了眼。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一声不吭地动手扒马路牙子，使劲把嵌在土里的砖头一块块翻出来。偏巧这时有一辆军用吉普车由西向东经过此地，立即被老百姓迎头拦住。先是盘问、痛骂，接着就开始砸车。先是用木棒、砖头，接着就变成了更大的石头。我听见“咚咚”的砸车声，眼见车头被慢慢砸扁。开始人们还没有动车里的士兵，后来那个士兵不知是自己出来的还是被人拉出来的，只见他一边伸出双手护卫自己的头部，一边恐惧地求饶。我远远看见，心有不忍，想上前劝阻，被身边的人拉住：“姑娘啊，你可不能去！都疯眼了，连你一块儿揍！” 望着天边的红光，听着满耳枪声，我的心堵得仿佛不再跳动。 我突然担心起我哥来，于是骑上自行车，往天安门方向走。先到了紧靠天安门西侧的南北向的北长街，然后过了西华门继续向南。一到南长街上，我便闻到了刺鼻刺眼的酸味。我知道，这就是催泪瓦斯。逆着人群再往南走，离长安街约五十米处，无人再敢往前靠了。南长街与长安街的交叉处路口横着军车，有士兵持枪把守。我朝天安门方向望去，只见广场里面一片漆黑，但我清楚地看到，数不清的军用卡车、坦克以及其它各类车辆，如望不到尾的长龙，自西向东，一辆辆在长安街上缓缓驶过。每一辆卡车上都齐刷刷地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一片片钢盔和刺刀在路灯下幽幽地泛着蓝光……我难以置信、恍然若梦：这到底是电影，还是真的？！ 又折头向北，然后由西向东，走长安街北面与长安街平行的最近的一线：经由北海、景山到紧靠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那一夜，北京的老百姓真是邪性了。眼看大军压境、死伤枕藉，愣是不知道害怕和躲避。所到之处，到处是一堆一堆的老百姓聚在街上议论、怒骂。一路骑过去，满耳是人们的喊声：“丫的，老子不干了，明天全市罢工！”“对，全国罢工！”“广场已经被包围了，正在里面杀学生！”……我一见到学生模样的就急跳下自行车扯住人家问：“是从广场出来的吗？里面怎么样了？”然而没遇到一个从广场里面出来的。 我来到天安门东侧南池子的路口。广场一带已经被封锁了，天安门外侧的东西长安街被拦腰切断。路障做成栅栏，士兵列队坐在栅栏后，手中持枪。南池子路口的长安街上聚集着上千名愤怒的群众。我赶到时，见老百姓们横贯在长安街上，呈密密的若干层，与百米开外的士兵形成对峙状态。男人们在怒骂，女人们则在哭泣。不久，群众这边开始集体呼喊口号：“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有人叫：“一、二——”大家就一齐喊：“法西斯！”“一、二——”“法西斯！”也有小青年在喊“当兵的，×你妈！”。一位中年妇女流着眼泪捶胸顿足地说：“孩子们还在广场里面呢，得想办法救他们哪！”我不知所措，便挤到人群前面，探头向士兵的警戒线和广场方向张望。 不知怎地，突然间，伴着一声：“冲啊！”，身边赤手空拳的群众如听到总攻号令的勇士一般，整个一面人墙排山倒海地向西面持枪戒备的士兵冲去。我一时有些发懵，结果被人群裹胁着向前冲了几步。本来我在人群的前一两排，因为我没有主动前冲，所以落到了人群的第五、六排。正迟疑间，忽听得枪声“嗒嗒嗒”地响了过来，向前冲锋的队伍又呼地向后涌回。有人喊：“快卧倒！”我懵头懵脑完全是下意识地跟着大家齐声仆倒在地。我的粉纱裙被旁边一个人压住了，丝毫动弹不得，我也丝毫不敢动。由于我们都是在掉头撤退时卧倒的，所以都是头朝东、脚朝西，大兵在身后。卧倒之后，大兵在干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我非常想回头看一眼后面的情景，但我知道，一但我的脑袋从一大片摊在地上的躯体中突出出来，很可能立即成为士兵们练枪法的活靶子。我压低身子，把左心口紧紧贴在地面上，脸也贴在水泥地上，头藏在前面一个人的屁股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得一串串点射在头顶上有节奏地掠过：“嗒嗒嗒”、“嗒嗒嗒”，间或夹杂着“噼”“啪”的单枪射声……我几乎把自己沉到了地层下面，我的心收缩得几乎抽搐。时间漫长得象一个过不去的噩梦……终于，枪声停了，但卧倒在地的一大群人谁都没有动弹一下，周围象一个巨大的坟场，一点声息也没有，静得比枪声更令人恐怖。士兵在我们身后还不到一百米，我非常担心他们会象电影里看到的检查处决结果或打扫战场的人一样，挨个向我们的后背扎刺刀。我咧着嘴、咬着牙，眼睛闭得发疼，体会着死囚临刑那一刻等着挨刀或挨枪的感觉……我努力克制着想回头看一眼的欲望，那一刀又久等不来，以致于我的后脊梁一阵酸一阵冷…… 大约过了有一个世纪，坟场中突然有人喊：“快撤！”周围的人纷纷爬起来，往东跑。我也跟着爬起来，往东跑。没跑几步，又听人叫：“有人受伤了。”于是驻足，回头，立即见到一些人把一个个垂软无力的人拽胳膊拽腿地抬走了。 人群又骚动起来，很多人在悲愤地哭泣。有人在地上拣到了空弹壳，于是其他人也开始在地上摸索，于是拣到了更多的弹壳，其中很多弹壳的开口处象花瓣一样地绽开。人群中居然有一个老外，人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记者，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纷纷围在他面前，有个人手里举着弹壳，面容曲扭地冲着他大叫：“看到了吗？开花弹！我们的政府就用这个打老百姓！！”有人说：“他说不定是记者，让他告诉全世界！”人们于是拉着他，让他看地上的鲜血，又推搡着他，让他到三轮车旁边去看正在拉走的伤者。医院的救护车也来救人了，一辆救护车离去后，一个人用赞叹而又惋惜的语气说：“那个女孩儿真勇敢哪！穿一套白连衣裙，跑在最前面，把当兵的都镇住了。旁边的人都被打倒了，就没敢打她，她差不多冲到当兵的跟前才被打倒，刚才医生说她腿上的动脉可能被打断了……”“听说是个大学生，想给她弟弟报仇。她弟弟也是个大学生，今晚被打死了！……” 发生了那次以赤拳对血刃的正面冲击之后，但凡有群众前移或叫骂，士兵立即鸣枪警告。但群众还是做了很多次努力，试图进到警戒线以内，看看广场上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被杀光焚尸了。士兵们严守警戒线，不许逾越。老百姓用竹竿挑一件白衬衣，高呼：“我们去救伤员”，同样被枪弹压回。老百姓气得没办法，于是不停地集体呼喊口号或单人进行叫骂。当兵的起初还忍着，后来大概是不愿意当“法西斯”了，于是干脆哪儿有骂声或哪儿有闪光灯闪亮，就朝哪个方向来一梭子，或者猛地冲将过来，手执木棒追打骂他们或给他们拍照的人。被追打的老百姓就撒开丫子拼命往居民胡同夺路而逃。士兵不敢深入居民胡同，只好适可而止。结果，他们一撤，挨打和没挨打的老百姓又立即围拢到街上，继续叫骂、扔石头，继续夺路而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黎明就这样在愤怒、恐怖和骚乱中悄悄地到来。 天亮以后，对哥哥的牵挂使我越来越心焦。（此处有删节——编者） 我从一个学校跑到另一个学校：政法大学、北航、北大、清华……各大学在开枪后均为收留外地学生而设置了接待站。我首先去这些接待站查看外地学生的登记名单，结果都没有我哥的名字。活人里面找不见，死的学生也去看一眼。政法大学主楼大厅的地面上，摆放着五具学生的遗体。有枪打的，有车轧的，都穿着学生常穿的最廉价的衣服，戴着校徽，我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校徽上写着：青年政治学院。这些被北京市民送来的学生都蓬着头发、摊开两手，闭着年轻的、一定是非常聪颖甚至可能是非常英俊的眼睛，永远含恨地躺在了地上。 北大、清华都是刚刚开完追悼会，青松翠柏覆盖着裹在被子里的死难同学。我一进北大，迎面就见到几个小伙子互相扶持着嚎啕大哭。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的墙上我看到对一位遇难同学的介绍。这是个广西来的小伙子，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相貌非常稚气，或许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叫爱情。我始终无法把那双单纯的大眼睛和那个裹在棉被里的僵硬躯体联系在一起。校园里到处是黑纱、白花，到处是哭肿的眼睛和巨大的沉默。……（以下略——编者）（以下摘自《情义无价》第三章“正道沧桑，浪迹天涯始成人”的第二节。“六•四”后回到湖北家中的作者七月底被北京市公安局传讯回北京。在此之后，作者才参与到救助异议人士的计划中。——编者） 我又伴着一盏台灯写日记。 夜深人静，“咔拉拉”，外屋传来清晰的开门锁声。 爸爸出差去了，姥姥早已睡了，只可能是上夜班的妈妈回来取什么东西。我头也不回，继续写到：“……不过，即使一切尚好，我也该重新开创自己的生活了……” 抬起头来，妈妈已站在身边。 从看到妈妈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妈妈有些恐慌，但又竭力掩饰着，怕吓着了我：“学校的石书记带着公安局的人刚才到医院找我，说北京公安局让你回去，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妈，我没什么事。”我也尽力安慰妈妈。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襄樊市局的那个人还特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嘱咐我：‘别怕，据我们所知，主要是向你姑娘了解一下北京他们单位的情况。她本人好象没什么事。’”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整个厂区不见人影。月很清明，夏夜的微风吹得我身上的连衣裙飘飘扬扬。象每一次面临挑战一样，紧张、警觉中搀和着隐隐的兴奋。 医院药剂科里挤了四五个人，见我进来，都一起掉转眼光盯着我这个引起北京重视的穿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在偏安一隅的这个工业基地，能让北京专门打电话来关照，可算得上是个“人物”了。 经介绍，我知道了这几个人分别是襄樊市公安局的姜科长、韩干警，以及二汽公安处的吴科长和一位干警，他们都穿着便衣。还有一位石书记是当校长的父亲的搭档、家里的常客。 姜科长大致询问了一下我在北京的工作以及单位里的一些情况，我泛泛地做了回答。他提的几个问题本身暴露了他的神秘和好奇心理，这使我感觉得出这个操一口襄樊话的公安干部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不过是庞大的公安系统内一个代人传话的角色。 最后，他终于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换上了一副职业化的严厉面孔：“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工作是不合适的。我们‘建议’你尽快回北京去。北京市公安局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他的严厉渐渐变成了吓唬：“虽说我们相信你，让你自己回去，可是丑话必须说在前头：想跑，你也是跑不掉的！” 我尽力显出坦然、轻松：“我又没什么事，我跑什么呀！六四一乱，没有人再上班，我当然只有回家。既然你们说已恢复正常，那我就回去吧！”我生怕自己的恐惧或慌乱刺激了妈妈。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几个干警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意见七嘴八舌地说：“你最好这一两天就走。你订好票后，要把去北京的时间、车次和车箱号告诉我们，我们通知北京……”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向医院的领导汇报了昨夜的情况，并说：“她爸爸和哥哥都不在家，让孩子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我想陪着去一趟。”院长于是给了妈妈一个出差机会，让她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去北京买药。 下午我找到在接待部门工作的同学。同学给弄到了七月二十三号（星期天）的火车票。 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了！ 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内心象江海一样翻腾。我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我必须、而且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去。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不喜欢打无准备之仗。 在摊开的一张大纸上，我写下了三个题目：一、实际参与的和知道的。二、可主动交待的。三、最后的退守线。 我首先认真地回忆了在整个民运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可以说，自学运一开始，我便是个积极热情的支持者。在那些沸腾的日子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加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中，几乎参加了每一次主要的游行：“四•二七”、“五•一”、“五•一六”、“五•二九”……一夜夜和学生们一起驻守天安门广场、一次次和北京市民一起，用身体冲开武警的人墙，为学生的游行队伍开道。看到政府对跪求的学生代表置之不理的冷漠，我悲愤地流泪；看到一个个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我心疼得流泪；看到一个一连十几天用平板车给学生送饭的北京市民流着泪说：“同学们，我明天不能再给你们送饭了，真对不住你们，可我实在送不起了！”我感动得流泪……在那激荡人心的两个月里，我流了多少眼泪呀！ 作为同龄者，我敬佩那些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学生领袖，但是我本人甚至没有带头呼喊过口号。除了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我对民运的参与主要是协助知识界人士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并在社经所主持的各种会议中担任会务，并做会议记录。由于这些工作，我实际上列席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后来被中国政府点名的“反革命精英”，绝大多数我都见过。不过也许恰恰是因为信息刺激太多，很多记忆反而是模糊的。印象里，似乎每次开会都是大同小异：一大群知识分子既兴奋又忧虑地为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总是同时有很多条嗓子在说话，每个人都觉得如果不按自己的想法去实施，民运就会失败，国家就将没有前途……大部分会议都是议而不决，每次有人碰头，都会留下一堆文件让我收拾。 第一份材料并不十分困难，我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整理出来了。 准备第二份材料时，我决定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积极配合政府，但知之甚少。只要公安局让你去了，你是不可能什么都不说的。越是讳莫如深，越使人家觉得你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不策略的。于是我拣了些广为人知、无法掩饰，却又无足轻重的事，轻描淡写。 问题是，公安局不是那么好哄的，他们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找你，他们肯定会逼问一些你没有主动提到的情况。万一他们深入追问，那么，第一份材料中那些被我“忽略”的事情，哪些可讲？讲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是坚决不能讲的？ 这个分寸的把握取决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第一份材料中所列出的事实如果均被公安机关掌握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仔细想一下，自己似乎也够不上被独立地定个什么罪名。但是对朋友们，如果有些事情暴露了，那可就太不妙了！官方不仅可以依据我所交待的事实为他们定罪，甚至还可能以此为线索，追出其它一些我并不知道的他们的事…… 其二，如果能够知道，在我所认识的人中，究竟有谁被抓了，他们大概交待了一些什么，那我心里就有谱了。 可是，迄今为止，对北京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与北京方面没有任何联络。前几天，实在耐不住，一个电话打到北京的办公室，李振接的。 “嗨，是丹红吗，我们太想你了！” “谢老师、王老师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好吗？嗯，有什么麻烦吗？” “嗨！”李振用她那特有的俏皮而且满不在乎的口气说：“中国这么大……怎么说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考评中心的电话十有八九会被窃听，我心里一紧张，“咔嗒”电话挂上了。 当时就十分后悔，没有再多问李振一句，什么意思？现在，我更是费尽心思琢磨那个电话。李振显然是听明白了，我在问她，所里的人被抓了没有。可她是个什么意思呢？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按正常的理解是说：法网虽疏，但无处不在，无法逃脱。这么看，他们是通通落网了？可根据李振当时的语气：“嗨，中国这么大！……”似乎又是在说：这么大个中国，有得是漏洞可钻，上哪儿抓他们去？如此看来，是李振误用了这个成语，所里的人并没有出事？ 唉，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才生啊，怎么说话比中文系学生的朦胧诗还让人费解？！…… 七月二十一号下午，妹妹和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看我。见到我，他们显然吃了一惊。 我穿着一件象阿拉伯长袍似的棉布碎花大睡衣，多日没有修剪的短发胡乱蓬着，额前的头发被汗水一绺一绺粘在额头上，脸憋得通红，面部略微浮肿。我皱着眉头，象个精神病人一样在几间屋子里狂躁地走来走去。 “衣服做好了！”姥姥一手拄着棍子，一手举着一件新衬衣，想让我高兴高兴。 我的衣服全丢在北京了。六四逃命回家后，连件出门的衣服都没有。上星期陪妈妈上街，看中了老街店铺里的一种银灰色闪光锻。当时嫌贵，没舍得买。回家后越想越觉得自己穿上那种颜色和质地的衣服一定非常漂亮高雅。妈妈见我如此念念不忘，特地牺牲了一个午休，顶着大太阳跑了两个多小时，把那块料子买了回来。妈妈生怕自己做不好，特地请裁缝做。这不，一听说我要去北京，姥姥就天天守在裁缝店催人家交活。 妹妹先接过了衣服，两手拎起来，审视着说：“这个料子真好，我姐白，穿这种颜色肯定好看。”我的脸色缓和了些，下意识地拢了拢头发，擦了把汗，拿过衣服到里屋去试穿。 “什么呀！什么呀！”没过三分钟，我就从里屋冲出来了，身上穿着那件新衬衣，带着恼怒的哭腔一个劲儿嚷道：“什么狗屁裁缝。笨蛋！蠢猪！把我的衣服做坏了！”我跺着脚走到妈妈面前：“你看，这儿没裁平！”又上前把姥姥摇晃得东倒西歪：“做得皱皱巴巴的，难看死了！” 妹妹走上前来，把我的肩扳正：“我看看。可以嘛，挺好看的！” “好看什么？我不要了！那个该死的裁缝，让他赔！”我咚咚地跺着脚冲回里屋，“哐”地带上门，随即“啪”地一声把衣服从门缝里摔到客厅的地上。 “好孩子，别生气。妈再给你买一件！”妈妈在关着的门外轻言细语地哄道。 “不，我不！我就要这一件！连做件衣服也不顺心，真是要烦死我了！”我趴在床上，怎么嚷也渲泄不出心中的郁闷和烦躁。 天渐渐地暗下去。我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趴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家里静悄悄的。妈妈、姥姥、妹妹、客人，说话、走路、做事都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好象生怕吵了我睡觉似的。 一丝愧疚漫漫袭上我的心头。我从小就是个懂事又乖巧的孩子，最讨父母喜欢。可是偶尔犟起来，也是打骂不怕、死活不服。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父母再也不扮演那种斥骂责打的传统家长角色了。相反，倒是每次孩子们一任性使犟，他们就惶然自责，温言轻手地顺着孩子。 薄薄的泪花浸湿了眼眶：妈妈老了！ 可我，这是怎么了？ 二十三号中午，我和妈妈坐在襄樊火车站站台上一个阴凉处等候重庆到北京的火车。这时我已恢复了情绪上的宁静平和。在剩下的一天多时间里，我用以往对待考试的成功办法，把所有的材料又反复准备了两遍。先是把“实际参与的和知道的”、“可主动交待的”以及“最后的退守线”这三份提纲扩写为详细的材料，就象面对考官一样，仔细揣摩每一件事的分寸、设计每一句话的语气，力求没有一点闪失。随后，又把详细的资料浓缩成提纲，不过这一次用的不是汉字，而是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语言。我将三套方案的符号记在三张薄纸上，这会儿，它们正好好地藏在我时刻不离手的小提包内一卷粉红色的卫生纸里。 二站台一辆列车到站了。乘客们嫌地下通道太远，纷纷越过第一股铁道抄近路出站。几个彼此拉成一串的盲人随着人流下车之后，突然发现前面的人消失了。他们不敢贸然跳下铁轨，便抓住一个乘客问该怎么出站。那个乘客随便指了一下，盲人们就跌跌撞撞地朝那个方向奔去。走着走着，觉得不对，就又折回身来问路。这回问的是几个蹲在路基上聊天的铁道检修工、客运员和刚从那辆车上下来的乘警。几个聊天的人彼此心照不宣地一笑，其中一个指了一个相反的反向给盲人们，串成一串的盲人们又磕磕绊绊地一路用棍子敲过去…… 在一站台等车的人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盲人们如此这般地被愚弄了好几次，象一群没头的苍蝇一样东跌西撞，硬是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和方向，这番景象逗得检修工、客运员、乘警以及远远近近的旅客们均开心得大笑不已。怒火和悲悯鼓胀在心头，强烈得使我无法克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跑过去，翻过两道铁轨，把几个盲人带出了站台。我当然知道，这年头，突然冒出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会让人觉得做作和乍眼。但我不管。此刻，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我感到舒服、自豪。 “咳！谁说善有善报呢？”晚上，当我坐在十堰去北京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的灯火一片片闪过时，心中苦涩而又不平：“盲人被愚弄的时候，我看不下去，可我……，谁又帮我引路呢？” 中午，为盲人引路之后，重庆到北京的车进站了，我和妈妈上了卧铺车厢。偏偏这时妈妈的同事找来了。我们已有一个卧铺，晚上妈妈睡，白天我睡，够了。可妈妈的同事是个老太太，不能让她干坐一夜。我决定再去找列车长补一个卧铺。 车厢之间的门关着，敲了一会，不开。问列车员，说车长在前面。我就下了车，去找车长。站台上给火车加水的小伙子见我拿着一条毛巾，还逗我：“来呀，小姐，洗洗脸。”我笑着摇头。 没有任何信号，突然间火车启动了。我慌了神。眼见火车已经徐徐开动，我拼命地擂就近那节车厢的门，车上的列车员小伙子见状赶紧来开门。我跟着火车跑了几步，这时车速还不快，门已经打开了，我觉得自己一抬脚就能跨上去。 就在起步前跨的一刹那，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女客运员，两双象铁钳一样的手紧紧抓住我两个臂膀。眼看火车越开越快，我急疯了，又是叫又是推又是踢又是蹬，不顾一切地想挣脱上车，那两个客运员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任我怎样拼命挣扎，就是铁钳一般不松手。事后我也奇怪，那两个女人怎么那么大的劲儿，我那么死命折腾，硬是纹丝不能动。 火车轰隆隆地开走了，我几乎哭出来。妈妈突然不见了补票的女儿，还不急死！再说，我偏偏这一次掉车，公安局的人会以为我是故意设计脱逃，他们说不定会把妈妈弄走，逼她交出我……那两个女客运员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来。其中一个揉着酸痛的手，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好大的胆子！还想扒车！” “我又不是没有车票！你们不发任何信号就开车！” “那我们管不着！” 凝聚了全部的爆发力，坚信自己一步就能跨上火车的冲动硬是被生生地给遏制住了，没有实现的内力使我的肌肉还在隐隐地抽动。我觉得全世界没有比眼前这两个女人更可恨的了！我恨不能冲上去再狠狠地踹她们几脚…… 晚上，坐在另一辆北去的列车上，回想起中午的那一幕，我这才感到有些后怕。 也许还真应该感谢那两个可恨的女人。当时自己真是丧失了理智，一点也没想到，自己没有扒车的经验，万一一脚没踏稳，跌下车来，那可就粉尸车轮了。后怕使我的手掌心一阵发酸。 可当时，我还是执迷地想上那趟车。我立即又跑到车站广场，问出租车司机，能不能开到襄北车站去追上那列火车。由于我是下车补票的，手里拿着钱包，不怕花钱。可司机们都说，绝对追不上了。 既然已经上不去车了，我头脑中马上想到的，是通知车上的妈妈，免得她着急。我找到火车站的公安值班室，里面有很多穿制服的人，我壮着胆子向人们述说了自己掉车的经过。 只拿着一条毛巾和一个钱包，显然我没有说谎。但这种事公安们见多了，起初并不特别在意。不过，我穿件花连衣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也许挺招人同情。 一个穿制服，模样很帅的警察站了起来：“我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他打通铁路专线电话，让总机接下一个车站的公安值班室。好久电话才接通，接通后那列火车已开走了；再打下一个车站，火车又过去了……就这样，他一个个车站追过去，打了四、五次电话……好心的警察几乎要放弃努力了。可是我不能放弃，妈妈不定急成什么样子了呢！ “请您一定帮帮忙，我不会忘记您的。”我见其他的警察都在屋子的另一头打牌，没人注意这边，略略放低了声音说：“我跟您讲个实话，我在北京工作。我们单位有些人六四可能有些问题，北京市局叫我回去了解情况。如果我掉了车又不通知他们，他们会以为我是故意的！” 警察认真地盯了我一眼，用一种略带夸张的严肃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嗯，值—得—同—情！”当他又去打下一个电话前，随手从桌上抓起一个本子扔过来：“你是北京的，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原来是一本《通缉令》！翻开一看，除了一大堆刑事在逃犯之外，还有“动乱暴乱通缉犯”专辑，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赫然在卷：鲍彤、陈一咨、万润南、包遵信、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每人一段文字说明，配以一张大照片。 看到陈子明和王军涛那熟悉的形象，我的心“咚咚”地跳动起来。 当我若无其事地把通缉令合起来放回桌上时，那边电话也打通了：“我已经告诉了信阳站，车一到，站上的干警就会告诉车上的乘警，乘警会到卧铺车厢通知你妈妈。”…… “那个警察真好！”晚上，听着车轮有节奏的撞击声，我感激地发誓：“下次回家，一定要去谢谢他！” 其实掉车的结果并不想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通知了妈妈之后，我想最后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向公安局的人通报一下。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一一四，问到了襄樊市公安局的电话，又打电话到公安局问姜科长在不在。值班的人说星期天都休息。放下电话后，想了想，我仍不甘心，照原号码又打了一次，问清了襄樊市公安局的地址。然后，我按照说明乘公共汽车来到了襄樊市公安局，一路问着找到了家属宿舍区，并且果然问到了姜科长家的住址。天下了点小雨。 姜科长爱人是个朴素有礼貌的本地妇女，说姜科长出去了。我就坐下来写条子说明当天的情况。正写着，姜科长回来了，见到我颇有点意外。但这毕竟是在自己家里，他象一般的主人一样诚恳热情。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慷慨激昂地向他述说自己的遭遇。他带着一丝微笑听着，似乎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完我几乎没有标点的连番讲述，他平静地说：“没关系，你坐晚上的车好了。” 如果说冥冥之中真的有一个“上帝”，他安排任何事情都有暗藏不露的用意，那么，今天这一场意外事变，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呢？再没有其它别有深意的事了。我没有因扒车被轧成残疾，从此改变一生的命运；也没有因掉车引发公安机关格外的追踪，从而导致一场历险；剩下的时间里我去襄樊市看望了一个大学同学，也不过是寻常探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一次罗曼蒂克的邂逅……那么，这次掉车，这次意外地改变行期，上帝到底有没有什么深意呢？……蓦地一个念头跳了出来：莫非，莫非这一切的核心在于：命运导演借此安排一个机会，让我看那一份《通缉令》？……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带着对命运之神无可奈何的叹服，轻轻摇了摇头。（以下摘自《情义无价》第八章“齐下龙潭，一样忠诚一样胆”。作者因参与救助八九民运人士而被中共公安部门在街头秘密绑架，随即在监狱里受到严酷审讯。作者以直面人性的诚实和形象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如炼狱般的七天审讯。——编者）（四） 炼狱七日．第二天 次日，十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头脑昏昏沉沉，却又异常亢奋。早饭，别人是一块蒸得又干又硬的糙米饭，几块辣萝卜条，给我的却是两个小馒头，一碗稀饭。我只喝了两口稀饭，就任什么也咽不下去了。馒头给了号子里的人，立即分光吃光。 一到上班时间，我就又坐到了审讯室，还是那三名女公安，两侧照例有七、八人旁听。我坐在中间的石凳上，垂头丧气，象一只被捆绑结实，摆在祭坛上的羔羊。问了几个问题，我照头天的回答，又说了一遍。 主审的韩处长似乎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她拍了一下桌子，且威且怒地说：“刘丹红，你不要兜圈子了。你回武汉干什么，我们清清楚楚。你不说，自然会有别人说！”她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邬礼堂还在沙！”她看着我，再次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你哥哥—刘多斐—也在沙！！” 这一着果然奏效，我骤然受到了沉重打击：天哪，他们竟然把我哥也抓来了！！……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涌了出来。如果只是我被抓，哥哥还可以照顾家里，并在外面活动，营救我。这下，一家抓进来两个，这可让爹妈怎么活呀？！……我的心被狠狠地剜了一刀，手支额头，低头呜咽不已。 公安局的人大概发现这一番攻心过了头，便又转而哄我。给我讲了一大堆政策，可仍然劝我不住，一大屋子的人就只好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任我哭将下去……正当我哭得天昏地暗之时，门外进来三个男子，其中一人手上拿着一架照相机。跟韩处长小声打过招呼之后，韩处长便说：“刘丹红，给你照个相。”我这副惨相怎么肯？于是韩又说：“别任性，这是例行公事，人人都要照的，又不拿出去给你发表。”我只有照了。一张正面半身的、一张头部特写，都是面色浮肿，双眼饱含一包热泪的样子。又让我站起来，照了一张全身照，然后，左右两面，甚至后脑勺都各照了一张。 照相使我的情绪稍微平定了一些。最初令人眩晕的痛楚稍减，我稍稍恢复了一些理智。我边擦眼泪边在心里盘算这两天一直在折磨我的一个问题：事情究竟坏到了什么程度？真的象她们所说的，已经全军覆没人“赃”俱在了，只是事后要我交待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应该识点时务。与她们配合至少可以赢得一个“好态度”，这是到了这个地步的人唯一可以引为自救的办法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万一是骗招呢？——他们完全可以把有关的人全部收审，虚张声势，让人信以为真，从而供出王军涛和陈子明的线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圈套。我甚至想到他们是不是故意选我这副狼狈的形象来照相，用这种无须设计的“苦肉计”来攻其他的人，让同案的人看到我这副熊样以为我屈服了，从而被诱供；或者用我的照片来加重他们的痛苦，摧毁他们的精神……唉！我好恨自己这副软骨头的样子啊！ 我完全无法判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但我必须在几分钟之内选择自己将采取何种态度。我在心里迅速地做了一番利害权衡：假使全军覆没是假的，别人都坚持住了，我却由于年幼轻信或不能承受眼前的压力把事情全说了，我可能会由于“主动”、态度好而早一点出狱，但换来的却是终生不能原谅自己和一辈子在社会上无颜做人，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相反，假使全军覆没是真的，别人都交待了而我硬是不识时务，那会怎么样呢？最多得一个“态度不好”的结论，充其量多关两年，却落得一生良心安宁，这是值得的！我于是决定：以最谨慎的态度待之，“死马当成活马医”，权作他们什么都没有掌握。 这样打定主意之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依旧不停地哭着，一方面是真的心痛难忍，另一方面也是可以使自己不说话，趁机从对方的言语表情中揣摩事态，思考对策。 一上午的时间就这么耗过去了。公安局的让我中午回去好好想想，下午再谈。 一回到牢房，我就哭倒在被子上。牢友们来劝，只说是哥哥也被抓进来了。再来劝，就说：“你们让我哭一会儿吧！”一档就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对另外几个人说：“就让她哭吧，哭出来心里好受些。”这一哭就是一中午。饭，自然又是没吃。 下午坐在提审室，我觉得那个姓韩的女公安看着我的神色，就象是一个厨娘，把刚刚从手底下挣扎逃走的鸡一把给捉了回来，一手结结实实地按在砧板上，一手高高地举起菜刀，充满了征服的自信和杀戮的快乐。 果然，韩处长一开口，就甩出一把尖刀，攻其不备：“刘丹红，你很爱写东西吧，还特别爱留底稿吧！” 不啻晴天霹雳，“嗡”的一下，我的脑子当即就炸了。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失去了意识，头脑中先是一阵轰鸣，接着转为一片死寂。我又一次真切地体验到被“当头一棒”打懵的感觉。 我怔在哪里，也许有半分钟，也许有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直到血重新在脑血管中缓缓流动，我才恢复了意识。一俟有了意识，脸色哗然而变，继而冷汗涔涔。 思维恢复的瞬间，我顿悟到是自己用隐语写给北京的那封信的底稿落到了对方手里，原来，我烧掉的是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信底，而恰恰把这个最致命的把柄留了下来！ 这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己精心编织的借口，还有整个护王行动的秘密，看来都要毁在这个致命的疏忽上了！ 我顿时象是被人一刀扎进了动脉，鲜血淋漓，步履踉跄。 那边又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进攻。（此处有删节——编者） 只此一来，“口子”就撕开了。（六）炼狱七日．第三天 清晨，我被什么东西惊醒了。朦朦胧胧中最先进入视线的，是高高的天棚上的蜘蛛网和一只昏黄的灯泡。我意识迷离，有好一阵子对于这陌生的环境反应不过来。蓦然间，理智跳回到我的大脑中，我一下子惊觉到了自己是在监狱里！沉重的现实，象铁块一样，“轰”地砸下，砸得我的心立即出了血，缩成一团，吊挂在胸口。我就象一个在孤舟上粮尽水绝的人，在半昏迷状态中进入一个美丽的飞翔的梦境，醒来时却猛然发觉，自己正无可奈何地飘向一个巨大的旋涡。（此处有删节——编者） 经过这两天打交道，公安人员恐怕也掌握了我的一些特点：凡是我回答特别爽快，着意加以突出的人和事，肯定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们偏偏要去抓我闪烁其辞和力图回避的问题。既然见问我与谁联系过，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索性换个角度，直截了当地问：“是谁派你来找王军涛的？” “……” “除了费远，还有谁？” “……” “你的领导、老师，未必连这都记不住了？” “……”怎么，谢老师暴露了？谢老师跟武汉方面没有联系呀！……是去见谢老师时就被盯踪，还是费远被捕后供出来的？要么，是谢老师跟军涛他们一起出境时出的事？……可军涛不象被抓了，否则为什么老是逼问我王军涛藏在何处……另外，费远也不象是被捕了，因为我留给他的几个地址和人名，始终没有被盘问过…… 经过这两天的审讯，我也有些经验了。我提审多半在一排提审室的第一间，偶尔到后面几间提审时，我发现这一溜房子每间窗户上都严严实实地贴着报纸。我猜得到这几天一定是在突击审讯我们这个大案要案。审讯过程中，预审人员之间的“串联”也越来越频繁。我已经注意到了，不时有坐在我两侧旁听的人出去，或外面的人进来，进来的人有时会给韩处长递个条子，甚至与她耳语几句。对涉及人员较多的案子同时突击审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口供互相诈、各个击破。在提审中，我经常感到，预审员们肯定是天天碰头，在一块儿核对情况。有的问题我这么说了，预审员不满意；我那么说了，预审员还是不满意，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口供与联案的对不上。我不得不经常一边磨时间，一边苦心猜测联案可能会怎么编这套说辞。我知道，在同案几人当中，自己是个最软弱没用的窝囊角色。警方又是哄又是骗又是吓又是诈，就是想以我开刀，从我这个最年轻胆小最没经验的唯一的女孩子身上打开缺口。哼，我至死也不能让你们得逞！我又一次默默发誓。 因此，每每被逼问得无言以对时，我就紧紧地咬住嘴唇，沉默不语。我的心智和经验已经不够用了，为了不说错话，我不得不采用物理的方法控制自己：咬紧嘴唇、干脆不开口。一旦嘴唇没咬住，一不小心，话就会从嘴里溜出来；而一旦溜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我知道，面对审讯时，最聪明的办法是能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成功地让人相信自己的清白无辜。但我不会演戏、不会即兴编谎，无论如何也做不象；其次是在不能隐瞒事实时索性从容承担，也落得个磊落爽快。但我一方面缺乏这种敢做敢当的气度，更主要的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无法保证一旦我“竹筒倒豆子”，我怎么能不把事实上介入了此案的同伴一块儿交待进去？所以我只有采用最愚蠢的第三种办法，那就是明确地表现出一种“抗拒”的态度：我知道，但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眼下，对我一点再点，再明确不过地指向谢老师。只不过“谢小庆”这三个字她们需要从我的嘴里说出。 但是，我怎么能出卖自己的老师呢？…… 前一刻，预审室里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在我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从预审员对他的态度看，可能是个什么领导。他可没有几位女预审员那么耐心，没听几分钟，就被我的软磨硬泡给激怒了。 他“唰”地站起身，两步跨到审讯桌前，逼视着我，高声怒吼，把桌子拍得山响：“刘丹红，你这是跟谁对抗呢？！啊？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无产阶级专政可是铁面无情的！！到了这一步你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好好解脱自己！为了你们这几个人，啊，国家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侦察员的腿都快跑断了！” 他怒火万丈，似乎要把追踪我们时的千辛万苦都一骨脑发泄在我这个害苦了他们的女孩子身上。说话的当儿，手中拿着的一卷纸还“唰”地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几乎刷到我的头上。我颓然失色，犹如面对一个怒吼的猛狮。 猛狮余怒未尽，象看着斗胆跳到口边的一只胆大妄为的兔子一样斜眼瞪着我，一下一下地顿着头，威胁地说：你人不大，胆子倒不小！公然窝藏包庇反革命通缉要犯！啊？你为他们通风报信、协助他们转移。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以为你们很高明，做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要你说呀！！我们已经铁证如山！啊？政府不过是看你年轻，给你一个解脱自己的机会，让你自己说。你完全不珍惜政府给你的机会！谁都说你刘丹红年纪最小、态度最不好！你不想从宽处理是不是？！你想做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死党是不是？！你年轻，有资本多坐几年牢是不是？！……” 一声盖过一声的喝斥和一句比一句更有杀伤力的威胁以及“噼啪”作响的拍案声，尤如一阵阵巨雷，从我的头顶上轰隆隆一串串炸将过来。我向来就不是凶悍之辈，监禁与连日失眠又使人的神经特别脆弱。骤然袭来的强烈惊吓，使我的大脑一阵轰鸣，接着转为一片空白，身子一歪，几乎昏厥过去。“完了！”我恢复神智后的第一个念头是：“犯罪性质严重……不说也可以定罪……态度最不好……”专政机关的领导给我下了这几条结论，我算是在劫难逃了。我不可控制地发起抖来，连牙齿都格格作响。 兔子已被吓得呆若木鸡、惊恐万状、无力挣扎了，狮子还不放过：“我们的预审员对你够仁至义尽了，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启发，让你自己说，挽救你。你是怎么配合的？！没有一件事是痛痛快快说出来的！！都象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工作？！……”狮子的口气终于稍稍缓和了一点，用手“笃、笃、笃”地点着桌上的审讯笔录：“你说，是谁派你来的？你武汉的老师、北京的领导……” 我僵硬地呆坐着，除了脑子的轰鸣之外，已觉察不到身躯的存在，眼神也已经由骤然的惊恐转为无力的祈求。我害怕坐牢、我害怕被人狂吼训斥、我想从宽、我想和哥哥早点回家呀！ 几位女预审员似乎也对“领导”的极度狂暴感到有点意外。看着被吓得俨然已经失态的我，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红脸白脸”的角色分工，声音放得很轻柔：“刘丹红，你再想想，好好说吧！我们领导已经说了：凡是你说的，即便我们早就掌握了，也都算你‘主动交待’的，给你从宽处理……” 另一个接上话茬问：“是谁让你来找王军涛的？” “……谢小庆！”一言即毕，泪水滚滚而下。 长长的沉默。痛心至极的哭泣。 …… 这两三天，我流了数不清的眼泪。上中学的时候，学过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窦娥哭天抢地的悲怆能使六月天下起鹅毛大雪。我在心底默默地呼喊着：“天地呀，你真的有灵吗？你真的能感受人间的悲哀吗？为什么不显示一下你超人的力量？！”我的悲哀已经达到了人类的精神力量所能承受之极。如果这样彻心彻骨的悲恸都不能感动天地，万物之灵何在呵？！…… 忠于职守的女公安们却对我的悲痛欲绝大不以为然：“你还很伤心是不是？刘丹红啊，真不知你是聪明还是糊涂！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是谁把你害到今天这地步？听说你在学校一直是高才生，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嘛！你还把你哥哥也牵进来！人家想搞政治，让你替他们到这儿来受罪，你还替那些人难受！……”另一位也白了我一眼，跟著数落我：“我们都认为你是年轻幼稚、受人利用，可你自己却执迷不悟！……你也不想想，真对你好的人能让你干这样的事？还不是看你幼稚、单纯！他们怎么不让他们自己的老婆和姐妹来干？……害你一辈子呀！”…… 这一瞬间，我头脑中闪过的是费远让我东跑西颠当靶子引走“敌人”以掩护他和王军涛等人脱身去海外时，那对我满不在乎的笑意；是在北京与谢小庆秘密会面时，当我告诉他，我听说肖远因掩护某人而被判刑十年时，他仍然表示要继续看他一集没拉的电视连续剧；还有在“六•四”之前，有一次一位朋友责怪王军涛不该让我去做某件事，王军涛说：“我知道那是个火坑，要是别人的话肯定就毁了，但是丹红不一样。地狱也会造就她。”……呵，谢老师、费远、军涛，你们现在在哪儿呢？是不是已经安全逃脱了？此刻是不是正带着幸福的笑容享受你们的自由和快乐？……是啊，公安局的说的也许有道理：让一个小姑娘舍身堵枪眼去换取你们的安全，是否有一点不公平？……咱们不是都在追求民主和人权吗？仔细追究起来，大家在骨子里面真正有公平、人道和个人价值的概念吗？我知道，在政治上我远没有你们重要；但是，在人的生命的意义上，我跟你们是平等的，我父母的痛苦和你们父母的痛苦是等值的。……当然，我知道，你们之所以舍得我吃苦冒险，是因为脑子里有那么一套观念，所谓‘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唉，那套观念在我现在看来是多么虚妄、多么没人性！我才不在乎会不会被“造就”出来呢，我只知道，我失去的青春是再也不能挽回的；我只知道我眼下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是任何一个跟我讲大道理的人都不能为我分担一点点的…… “刘丹红，你说说在北京和谢小庆、费远见面的情况。” ……或者，你们也被抓住了，也在被审讯逼供？那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承担一点呢？为什么老是让他们一大群人来逼我一个人呢？我一直被推在第一线，已经实在顶不住了！……你们都是一些大男人，是不是也能拿出一点勇气，来为我分担一点点……我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呀，再逼我，我就要疯了……！（此处有删节——编者）（七）炼狱七日．第四天 刚刚坐了几天牢，我就已经受不了了。自由飞翔的小鸟猛然被关进狭窄的笼子，没有不憋闷得四处乱碰乱撞的，何况又是这么一个地狱一般的地方。环境的骤然变化、身份的骤然沦落、每天如煎似熬的审讯，无一不使我如坐针毡。自入狱以来，我始终懊悔自己没有在入狱前做好准备。彻心彻骨的悔恨使我成了一个妄想狂：我想逃出去、我想给外面带个信、我想跟同案去串供！ 我一寸一寸地巡视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窗子、铁门、天棚、下水道……，看有没有给冒险家留下任何创造奇迹的可能。我尤其仔细地观察风场上铁栅栏的天棚，我仔细地研究了每一根铁条，看有没有破损或松动的痕迹，结果我失望了，整个牢房设计得象铁桶一样严密。不过我还是发现了铁桶上的一个漏洞，我发现风场西北角水池子下面的下水管道周围，约有四十厘米见方是泥土，这是整个监号及风场内唯一不是水泥而是泥土的地方，我试想如果从那里沿着下水道挖一条地道，也许能出去…… 可是我用什么挖呢？牢房里没有任何利器。也许我可以用手挖，每天把挖出来的一点土用水冲走，愚公移山……，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小说，巴士底狱的犯人用手挖了几十年，挖出了一条逃生的地道。可是我当不了基督山伯爵，我压根没有机会：风门夜间是锁上的，有时白天也不开；即使开门，干部或外劳的不断在头顶的平台上巡视，下面的事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干部和外劳的不巡视，号子里的人也如影随形一刻不停地跟着我，我到屋子里，他们就跟进去，我到院子里，至少会有一个人立即跟出来。我并不是时时刻刻想挖地道，有时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我不得不一再说：“我心烦，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不好？”…… 逃跑的妄想无法实现，我又陷入了幻想：我想变成天上的小鸟、我甚至毫无诗意地想变成地上的蚂蚁，甚至老鼠。我极端地羡慕它们，只因为它们是自由的。它们可以随意出入七处二所八栋一号，没有人会用铁门铁窗探照灯机关枪来看管它们；它们可以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轻松或艰难地讨生活，没有人会严辞逼供它们；他们可以快乐或痛苦地吱吱乱叫，没有人会动不动就呵斥它们……羡慕归羡慕，我终是无法象童话描写的那样变成蚂蚁或小老鼠……我于是又转而幻想来一次天灾：地震、火山爆发、龙卷风、大洪水，什么都行，越大越好、越快越好，往七处二所这儿发、往八栋一号这儿发！……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多么令人窒息，比环境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公安人员每天给我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而无论审讯中给我施加的精神上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比任何外在的折磨更使我无以承受的，是有负于人的罪恶感、是对自己的无能和自私的鄙视，是内心对自我的责难。 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是焦灼的火焰，慢慢地炙燎我、熏烤我，让我辗转呻吟、无以自从——（以下略——编者）（八）炼狱七日．第五天（此处有删节——编者） 我对审讯的另外一个经验是：“犯罪事实”固然重要，“态度如何”也实在不可小视。犯了同样的事，甲老实坦白，象只驯顺的羔羊一样配合预审员工作，在审讯过程中努力使人家了解你的为人和处境，甚至对你这个人产生几分同情和好感；乙顽固强硬，象只刺猬一样让人无法下手，甚至由于你的态度骄横而冒犯了专政执法者的尊严，对你怀恨在心……再公正的执法者也不是机器，“人”总是有主观色彩的；再严格的法律也不是标准化试题，总会有上下浮动圆通的余地……在不同的情绪和认识状态下，办案人员手底下紧一紧、松一松，讨论定案时舆论朝这边倒一倒或朝那边歪一歪，两年或者五年，对办案人员来说，不过是个“印象分”，具体落实到你头上，可就大不一样喽！ 我就是这样矛盾着。在交待问题上，我绝对属于“态度不好”的。不逼不进，进一步退两步，中间说不定还要反复三次，让人又不耐烦又恼火。另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我实在算不上一个蛮不讲理、刁钻阴险的人。公安人员见过的悍妇泼妇奸妇刁妇太多了！在他们的眼里，我也许更象一个女学生。我极其自尊、敏感、脆弱，审讯时稍稍给我加点压，我就显得很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经过这几天的劫磨，“形象”我是早已顾不上了。没有哪一次提审不是鼻涕眼泪地哭湿了一条又一条手绢。不过，即使哀哀欲绝，我还是拼命固守着两条原则，一是不愿意连累别人，二是依旧不失尊严。依我的年龄和柔弱的性格，就我目前所承受的痛苦而言，连公安人员都觉得能做到这两条是很不简单的。但是，在非提审的场合以及非敏感的问题上，我表现得十分有礼貌善体人意。比如每次审讯卡壳，对我进行政策教育时，我往往都会一改刚才的敌意和戒备，诚恳地表示：“我相信你们说的是真心话。我从心里感激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也不过是出于工作职责。我本来应该好好地配合你们。我个人，的确一点也不想难为你们。但是，很抱歉……我实在记不起来了！”最初两三天的麻木过去以后，每次押解时，我都礼貌地与预审员打招呼致意。赶上夜班或星期天，我还要为自己惹出麻烦而使人家不能正常休息而表示歉意。 不光是我，公安人员也力图将“案子”与“人”二者分开。中国几十年的政治风云，翻翻覆覆，今是昨非。对一种主义、思想、路线、政策，过于虔诚和执著，转眼间就会被视为愚忠，变成可悲的政治工具和牺牲品。我在提审时也曾借说明自己的动机而敲打对方：“我是个人道主义者，我参与帮助那些人是出于基本的同情心。我不懂政治。中国的政治谁说得清楚呢？今天是这样，明天谁又知道是什么样？”意思是你们也别太顶真，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其实，又何须我提醒，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早使中国人变聪明了。特别是象“六•四”这样的事件，几乎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公安人员作为国家专政机器上的铁部件，必须无条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他们基本的职业要求。但是，在终于职守的同时，她们也尽量对我们这些政治犯表现出“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工作拉开距离。尤其在后期，她们在审讯中，一再说“法律无情人有情呵！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不会害你的！”经常苦口婆心地劝我：“一定要识时务，给自己留条后路”。秋凉日甚，见我是个女孩子，还特地给我一叠纪录纸，让我垫在冰凉的石凳上，后来索性让我坐木椅子了；见我经常披头散发的，书记员还送了我一小捆橡皮筋让我把头发束起来……尽管是“专政机器”的代表，她们何尝不也是一些人呢？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在提审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对被审者人格的评价因素。我如此地不配合，给公安部门的工作制造了莫大的难度，用她们的话来说，她们几个人被拖在最后，迟迟不能结案。照理她们应当恨我。奇怪的是尽管她们非常恼火，但看得出来，她们内心里却并不想往死里整我。书记员就不止一次说：“刘丹红，你呀，真是！好多对你不利的话我都没给你记上去！就你这态度，我要是照实都给你记上，将来合议的时候，你非吃大亏不可！”…… 在这方面，陈科长表现得最明显。在审讯中，她是个唱“白脸”的角色，与韩处长的声色俱厉相对应，那些劝解安抚的话多半由她说、解押还押也多半由她和书记员出面。每次她到干部值班室来提我，都要关切地问问我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思想转过弯来没有等等，还不时地帮我翻好领子、扯扯衣服，说：“这么漂亮的姑娘伢，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了！”她甚至几次对我说：“刘丹红，将来出去，你可不要恨我们呀！”……我有时甚至觉得陈科长的态度有几分讨好的色彩了。不过，人在这种处境下，对于善意和关怀就如久旱之于甘霖，哪怕对于一个微笑都极其敏感。虽然陈科长也是专政我的人之一，但她常能给我一些温词软语，我自然是觉得她更可亲些，对她的劝戒也更听得进一些。 这天上午提审结束后，只有陈科长一个人送我回号子。一路上，又是拍我的肩膀又是为我撩头发，象对亲姐妹一样诚恳地说：“刘丹红啊，我私下里对你说句真心话，人呵，该转弯的时候就要转弯，你这么死犟着没有任何意义，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那副恨不能掏出心来给我看的诚挚和关切，使我几乎被打动了。我真想对她说：“事实是这样的……但是，你觉得，我能这么照直说吗？”——我几乎要这么跟她商量了，然而，举目所及的一排排铁门铁窗，使我这瞬间的感动立即被坚如磐石的不信任感给挡住了。我真怕眼前看到的诚恳一转眼就变成了胜利者背后的得意：“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刘丹红的真话给套出来了！”……当人处于一个被“专政”的位置上时，又敢信任谁呢？ 我趁机试试她的真假，于是，也极其诚恳地说：“我心里明白，你对我最好，你是真心同情我。我也最愿意跟你说话！”我停了一下，瞥了瞥周围，见四下寂静无人，便贴近陈科长，小声，但是极其坚决地说：“这儿没别人。您能不能告诉我：谢小庆和费远‘到底’被抓了没有？！”……我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由于乞求而微微颤抖，挚切的渴望烧得我的眼睛几乎冒火。陈科长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最难受的，就是对情况不摸底。如果谢小庆、费远没有被抓，我就可以把一些事情推到他们的头上；如果他们已经被抓，我就痛痛快快地“坦白”，总之，正因为不明情况，我才受这么大的煎熬……陈科长同情地看着我的眼睛……我迎视着她，用渴求的目光捕捉着她脸上每一丝细微的表情：“陈科长，您要是为难，您不必说！您暗示我一下就行！”我盼望着陈科长能点一下、或摇一下头，或用眼神给我一个暗示：一旦我心中有了底，我就可以少受多少折磨呀！我进一步让她放心：“陈科长，审了我这么久，您还不了解我吗？对帮助过我的人，我是至死都不会损害的！”…… 陈科长几乎要说了！她看着我，喉头动了几动。我张着嘴巴紧张地期待着……但，她终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刘丹红，你总问别人干什么？你怎么不想想自己？你不恨他们呀！”我别过头去，脸上立即恢复了冷漠。我失望了！什么叫“恩德”呀？你们要我将来有了出息，不要恨你们。万一真有了那一天，千人万人称赞，我不会在意。恰恰是现在这种时候，不必说一个字，只是眨一眨眼，给我一个暗示，我刘丹红会没齿不忘！！眼下没有一个人，天知地知，我宁死也不会连累你嘛！为什么就没这份同情心呢？……不，也许同情心是有的，不过人性就是战胜不了党性，同情就是战胜不了专政中的立场、原则，良知就是战胜不了对自身利害的顾虑。毕竟，没有几个人会为了帮助别人而舍弃个人的安危……我的心又重新恢复得象铁一样冰冷坚硬。（以下略——编者）（以下摘自《情义无价》第九章“碧血笼牢，百炼成钢绕指柔”。作者以“窝藏包庇反革命通缉要犯”的罪名在武汉市的刑事犯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半有余。 这一章描写了刑事犯监狱中的环境、制度、特定的“监狱文化”，以及作者在死囚牢房的经历和感受。——编者）（此前略——编者） 在同为“阶下囚”的监狱人犯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就是在号子里“分档”和“走过场”。 在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第二看守所的每个监号中，关押人数从五、六个到十余个不等。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一溜大通铺从头档（墙头）到末档（靠厕所），依次标志着在此监号时间的长短和地位的高低。第一挡叫“头挡”，是号长“牢头狱霸”；二挡是“甩手”，即“什么也不管”；三挡是“管事”，相当于“大管家”；四挡五挡是“钉头”，即打手；六档以后的则全部为“揣模子”，即窝囊废、受气包，有时号子里的“揣模子”达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却被几个上层阶级压迫得除了梦话，整天一句话都不敢说……在武汉市所有的看守所中，都流行着官方在正面宣传中禁止，却屡禁不止的“走过场”的陋习。 所谓“走过场”，就是例行的“下马威”。在牢头狱霸的指使下，老犯人群起殴侮新来者，将其制服，从此遵守号子里自定的各种规矩。如果说《水浒》中林冲挨的“杀威棍”还是由狱卒来打的，那么武汉监狱中的杀威棍则是由犯人自己（或在看守暗示下）来进行的。 让我们旁观一次典型的“走过场”的情形—— 铁门“哐啷啷”一声响，又一个新犯子被丢了进来，老犯子们象在座山雕的威虎厅里一般，在床上依次坐成一排，一声不响。干部把门一锁，走了。新犯子在耽耽虎视下瑟缩在门口不敢动。几分钟的时间压迫后，“管事”用指尖招呼新犯子：“过来，过来！”新犯子刚刚往前走了两步，又被厉声喝令“枯倒（蹲下）！”新犯子哪敢不从？老老实实蹲下后，管事拖着腔，冷冷地问：“为么事进来的？”新犯子规规矩矩地交待坐牢的原因，低头蹲着不敢动。牢头狱霸则在“一挡”翘脚叼烟，做出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欣赏着治下的管理。听完新犯子的自我介绍，管事站起身来，迈着方步，慢慢踱到新犯子面前，伏下身去，看着新犯子的眼睛，脸上还笑眯眯的。猛然间笑面虎变成了煞面神，管事“唰”地伸出手臂，一个张开的巴掌直触到新犯子脸上，恶狠狠地喝道：“这是么事？”新犯子被吓得一跳，战战兢兢地答：“五！”“啪啪啪啪”，管事几个耳光扇得密不透风，然后再次把巴掌狠触到新犯子脸上：“再看，这是么事？！”新犯子往往带着哭腔说：“不晓得。”“啪啪啪啪”又是几个耳光扇得新犯子昏天暗地，管事这才一字一顿地“教导”：“这叫‘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个黑暗的地方！！记牢了？”“记牢了，记牢了！”新犯子一迭声地应着。管事又吩咐：“去去去，到那边去洗个澡！”无论春夏秋冬，新犯子得立即脱光了洗个冷水澡，随身穿来的好衣服随即被“孝”了，奉献给一直在头档抄着手“运味”的牢头狱霸。 新犯子冲完冷水澡后，被命令伸开双臂赤条条地贴墙站着，由“钉头”动手，当胸狠狠打七拳，再转身，背后打八拳（所谓“前七后八”）。如果新犯子年纪大，或比较文弱，或所犯的事儿在犯子们看来不可恨，那么牢头会发话：“来个‘爱情点子’（注：温柔一点），前三后四。”…… “走过场”手段残酷，花样繁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虾子过河”、“开追悼会”、“骑摩托”、“吃定心馍”、“放风筝”……不时有人被打残甚至致死。常有新犯人不堪忍受折磨，凄厉的惨叫声在监狱上空弥荡，令人不寒而栗。（此处有删节——编者）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察言观色的本领是非常重要的。公检法的人以及监狱干部，只要一开口，三两句之间，我就知道是“来者不善”还是“所来非恶”。不光是我，或许是生存本能所致，监狱里，人的感觉器官都变得格外敏锐，平常的聪明人，到了这里，很快就会变为长于应变的精灵鬼。我刚来时，心里憋得难受，经常站在风门的窥视孔前往外看，一次，一个女外劳的见我又站在门前流眼泪，就靠过来轻声安慰我，可话没说完就板起脸来走开了。我那时就很迟钝，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不一会过来一个干部，往门里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从此以后，只要我再站在门口，同号的就会把我拉开，说干部交代过，不让我往门口站……我现在当然不会那么傻了。由于没有自由，犯子之间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语言，一个眼神，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彼此心领神会。我在号子里弄笔、弄纸、写信、收信、传信，外防干部，内防奸细，几乎全是靠耳朵听动静、眼睛来说话。 或许正是由于有距离、有压抑、有禁忌，监狱里人的感情特别强烈而浓重。所谓深沉含蓄大约属于象我这一类还没有彻底洒脱起来的人，刑事犯子们则没那么累。他们在看得这么紧的地方居然还能谈情说爱，爱得惊天动地、无法无天。一男一女根本没见过面，只是通过打电话（注：不同的号子之间隔墙喊话称为“打电话”，距离远的叫“打长途”）、或各自联案的介绍而牵上了线，倏忽之间便爱得死去活来，一天到晚，情书频传，封封让人肉麻；大庭广众之下六栋与八栋，或五栋与七栋之间你爱我我爱你地呼来喊去，毫不遮掩。为了见面和互递情物，这些犯子们想出来的办法，真让你佩服他们有上天入地之能，若说荒唐十足荒唐；一旦被干部双双擒住，男号子一个门板镣、女号子一个门板镣，个个一锁十来天，可是哥哥呼妹妹，妹妹哭哥哥，受尽苦楚，尤言不悔，倒也羡煞天下的无情人。一旦与男号的联系被彻底封杀，女犯中的几个“假小子”便成了宠物，她们的情书作为“奇文”，我还收藏过几封，可惜被干部抄监时给扔了。（此处有删节——编者）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学校里，我的思想和行为也逐渐产生着变化。刚来时，我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呆久了，我也有点学“油”了。 在二所，由于只有我一个女政治犯，在精神深层我是极其孤独的。我是如此强烈地盼望着能与“同类”们建立联系，以至于后来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心理：我对凡是戴眼镜的人都本能地感到亲切。有一次，我们号子里的电灯坏了。在看守所，灯是由干部控制的，白天熄，晚上亮，整夜长明，所以灯泡一坏，立即要修。修灯泡的都是男外劳的，每次两个人，扛一个长长的大梯子，进来后，一个扶梯子，另一个上去换灯泡。看守所是一个严格实行“性别隔离”的地方，每次修灯泡的进号子之前，都是女干部先进来，喝令我们：“都坐好坐好！”于是全号子的人都乖乖地贴墙边坐成一排，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男犯子进来后也是连眼睛都不敢斜，在女干部的监督下，在女犯子们盯盯的注视下，换上灯泡低头就走。有一次，来修灯的男外劳中居然有一个戴了副眼镜！我跟女外劳的打听了一下，她说这个戴眼镜的是个诗人，叫了一个很怪的名字，我说是不是叫“野牛”，她说对对对，好象是叫个什么动物。我于是决计要和野牛联系，因为我知道，他是我哥在外面的朋友，这次是因为参与八九民运抓进来的。 可是怎么才能联系上呢？灯不坏，他们是不会来的；即使来了他们也不敢抬头；即使抬头了他也不认得我；，我们号子的灯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坏，等半年以后灯坏了，说不定他早被转走了。 但我还是很快就有了办法。 牢友们都在风场里作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号子里往空中抛鞋子玩，高高地往灯泡的位置抛。太轻了够不着，但又不能太使劲，一定要用柔软的拖鞋，因为我的目的只是把灯丝打掉，而一定不能把灯泡打破，否则干部就会知道灯熄了是人为的破坏。我试了一次又一次，头抬晕了，眼发花了，手也软了，只好作罢。过了几天我继续试，终于成功了，整整好好灯丝被打散了，灯泡却一点也没有破。于是让牢友喊报告，女外劳的告诉了干部，干部通知男外劳的来修灯。一切都按我的计划在进行。 果然还是那两个男外劳的，其中一个瘦瘦高高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干部依然盯得牢，男犯子依旧目不斜视。但我不着急。等他们收起梯子准备出门时，我站了起来。我这时候站起来不算违规，因此干部不管。我故意东张西望地不看脚下，眼看就绊到了一个水盆上，于是我的桥子急得大喊：“刘丹红，当心水盆！”随着桥子喊出我的名字，我立即掉头看那个戴眼镜的表情，如果他是野牛，他一定会显出吃惊的样子，因为我知道，野牛知道我在二所，他只不过不知道我在哪个号子而已……可惜的是，那个戴眼镜的毫无反映。 事后，我再次让女外劳的帮我打听，才知道，野牛被判了一年劳教，早已送走。那个戴眼镜的不是他。 还有一次，有几个外面的人到二所来参观，其中一个年轻女子在上面泛泛看了之后还不过瘾，又凑到一号的门口从风眼往里看。我在牢房里恰好站在门口，见她那副又好奇又怜悯又嫌恶又自我优越的表情，不禁恶作剧地冲着她做出一副“坏人”的表情，“噢”地吓了她一下。她象见了鬼一样慌得掉头便跑，我开心得抚掌大笑。笑罢之后，不禁在心里感叹：所谓“社会人”，说到底就是个“位置”！曾几何时，我作为一个心理专业的大学生，到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聚集地沙洋去实习，就是带着这副居高临下的表情去参观监狱、去与犯人们谈话。想不到三年后的今天，我自己倒成了被参观的对象！小时候，作为一个“班干部”，我有时也会学着老师的语气，对班上的淘气同学说：“你再这样下去，长大非坐牢不可！”没想到所谓“坏学生”并没有坐牢，反倒是我这个“好学生”长大以后坐了牢……现在想一想，自己当初的那种优越感是多么浅薄、多么虚荣、多么有偏见！……眼下，沦为最底层、被人歧视和厌恶的阶下囚，我反倒变得超然了。我不再特别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之类的问题，我不再会强烈地感到受他人“位置”的压迫，我也开始注意克服自己头脑中固有的一些偏见…… 在内心里，我常常自省。我希望自己变得洒脱，但不要沦落；我觉得对我这样从小只会当好孩子的人来说，学“油”一点并没什么不好，我相信自己绝不会学“坏”。对于“变”或者“不变”，我认真地思考过。我觉得如果经历了人生这么大的变故，我竟然一点变化也没有，那说明我太迟钝、太不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经验；反过来，如果我一旦遭受了一些劫难，便蜕变得面目全非，那又说明我过去二十几年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太没有根基、我这个人太没有“定性”。我希望自己“变”而又“不变”、“是我”而又“非我”。（以下略——编者）□ 寄自美国＜anzzl@hotmail.com＞～～～～～～～～～～～～～～～～～～～～～～～～～～～～～～～～～～～～【后 记】 故事外的故事 •刘丹红•（这是《情义无价》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时，作者写的出版后记——编者） 从小，在我心中，作家是一些高雅而闲逸的人物，写作是一个诗意而浪漫的过程。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构造自己的作品时，除了智力和体力上的付出之外，还常常要象“做贼”一样心虚戒备、要反复承受情感冲击的痛苦、长久地被恶梦所缠绕…… 七年前的此时、此刻——一九九零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正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的监号里，为书中写到的那个最后被枪毙了的小保姆值夜班。可以说，眼下这本书最初的构思，就来源于那些为死刑犯值班的不眠之夜。只有在那样的深夜里，我受到的监控和干扰最少，我只须用衣服或被子的一角遮住牢门的方向，而不必顾忌来自头顶和号子内部的监视。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那些难捱的日日夜夜，每当我不无几分自恋地设想：如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未来的写作素材时，那种完全不适于人类的生活就相对而言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了。 出狱后，由于必须谋生自立和寻求发展，因此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奔波转徙当中、在工作学习之余完成的。业余时间零零碎碎，很难进入创作状态。为了真实地描写当年的特殊环境和心态，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境、重温当时的感受，在心理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经历那些恐怖和痛苦，把几近愈合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揭开。那当然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经常是这样：下班后一个人闷坐在房间里，长久地酝酿感情，好不容易进入了状态，写不了两页，往往已是午夜时分，为了次日能够按时上班，我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停笔休息。然而，一旦触碰了那些由于时过境迁几乎已经痊愈了的伤口，往往又会被情感的惯性拖著走，以致经常是长久地流泪、彻夜地失眠……白天，我是一个理性而开朗的社会人，晚上，则满脑子都是监狱、审讯和人生的沧桑……可以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种近乎“自虐”的情感体验和白天夜晚人格角色的截然冲突，伴随了我整个的写作过程。 技术和工具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我始终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本书最初的手稿是用纸笔写的，后来的输入和修改全部是在夜晚和周末，借用朋友们办公室的电脑完成的。由于始终漂泊不定，我先后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借用过十几部电脑，先后用过五、六种不同的中文软件。 一九九四年我回湖北申请护照，白天为各种手续奔波，夜晚，借一位同学单位里的电脑写稿。为了不给那位同学带来麻烦，我总是在夜里十点钟以后才去干活。每天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用从家里带去的厚厚的窗帘把窗子严严实实地遮上，连门缝都用纸堵上。大灯不敢开，只在稿纸上头点一盏微弱的台灯。一旦外面有了人声，我立即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每当凌晨顶着寒星壮着胆子疲惫不堪地走回住处的时候，往往禁不住感叹：这回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心血之作”。 一天，那位同学惊惶失措地来找我，一见面就说：“你的文件出事了！”一瞬间，我脑子里又象书中所描写的那样，“轰”地一声炸开了。我当即的反应是：虽然我用了密码，可是文件还是被他的同事发现了，同事告到了领导那里，领导又通知了公安部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就这桩“反革命写作事件”展开调查……我马上想到的后果是：出国的事完了！护照肯定不会发给我了！我也许又将面临审讯。尤其令我不安的是可能会因此而连累这位事实上并不知情的同学……待我强做镇静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时，同学告诉我：他的一位同事使用电脑时出了问题，把内存的所有文件都消掉了。同学问我是否在软盘上留下了拷贝文件，我说没有。这就是说，我十几万字的书稿，全部前功尽弃了！……这令我同学极为不安。然而，听到是这么一回事，我竟然轻松地笑了。无论将十几万字的书稿重新写一遍是多么艰难，对我来说，这毕竟不是最坏的事！ 本书的写作更是一个与恶梦时时相伴的过程。出狱后在中国大陆的五年中，我平均每个月都要做一两次恶梦，在《华夏文摘》发表本书初稿的那一时期，更是频繁到几乎每星期都做几次恶梦。梦的主题极为相像：永远是到处隐藏这部书的底稿和写作资料，永远是怎么藏都觉得不保险，永远是眼看就要被搜查的人发现了……一九九六年春到美国之后，我一边适应新的生活，一边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修改。目前，尽管我依旧只能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写作，依旧要熬夜，但，总算结束了缠绕我多年的恶梦。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我知道《情义无价》远远不够成熟。海外以及官方与此案有关的许多线索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黑箱”；此外，我也常常苦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底有限，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一题材；时间的限制也使本书的修改未能尽如人意。然而，尽管充满了遗憾，它总算是完成了，即将面世了。这也算是对与我共患难的朋友们、对自己的一段人生历程有了一个交待。 这部作品从酝酿到出版的时间较长，也有一个客观的好处，那就是我本人的心态也同时在变化和成熟。我希望我没有把本书简单地写成一个现代版的“英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部真实的关于“人”的故事。目前，站在这块与祖国隔洋相望的土地上回眸反观当年的那段经历，我甚至从中品出了几分荒诞。乔装打扮更名换姓的潜逃、暗语传信单线联系的神秘、面对审讯时的柔肠寸断或威武不屈、在监狱中的忍辱负重和英雄主义……这些都应当是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看到的情节，它本不应当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期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财富和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根本不应当是这种“对敌斗争”的模式！事隔多年，无论对于当初“出卖”了我们的人，还是那些抓我们审我们关我们的人，我都谅解了。我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一个不无戏剧化的角色。 不过我并不为自己曾经扮演过一个具有某种荒诞色彩的戏剧化形象而感到羞涩。扪心自问：难道我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吗？如果没有政府如临大敌般的通缉，我们有什么必要以地下工作的手段去掩护和转移朋友？当然，当局一定会说：如果没有那些“精英”们搞“动乱”，政府又何必通缉他们？那么我们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一九八九年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的政治从此走上宽容、理性、协商、和解、彼此妥协的民主之路。在那样的政治格局下，不同观点和阵营的人们之间将不再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光是在政府体制内与体制外，不需要对敌斗争的模式，就是同一政党内部，也不应当出现残酷血腥的殊死之争。因此，说当年的事情有几分“荒诞色彩”，不是说我们对情义的固守错了，不是说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错了，而是说，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就是不应当发生的，中国根本就不应该给本书的这些主人公们提供当“英雄”的机会！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当需要英雄的时候却不能产生英雄，那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不断地有产生那种古典式悲剧英雄的需要，那是这个民族更大的悲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年为情义而做出的选择，正是为了今后不再有类似的考验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倒真希望本书所纪录的这个故事，在今后的中国，成为绝本。 在这部书稿即将杀青的时候，传来消息，中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并且明文规定被调查者在关押之初就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我知道，本书所描写的一些事实，在生活于法制健全的社会中的人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在入狱之初，使我备受折磨的问题便是：我无法确定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是否真的已经被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当时的确不可能信任公安人员，但只要有一位律师告诉我真情，我所经受的炼狱般的痛苦和我在审讯中给预审人员制造的障碍就可大大减免了。但是，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别说是请律师，就是给家人写一封仅仅是报安的信件都不得不采用违反监规的秘密方式。 对有关法律的修改使我看到了中国法制进步的一线希望。作为中国不健全的法律的牺牲品，我真希望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残酷的事情——诸如，由于不能及时定案或没有证据定罪，就把人无限期地关押在看守所——再也不要在那块土地上发生了。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这或许正是写作本书时笔者心境的写照。由于与现实生活距离太切近的缘故，并不是所有真实的事件都记录在本书中了，甚至有些极为精彩的情节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但本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至少是笔者所了解到的真实。我相信，关于本案及其主人公们更全面、更深刻、更人性化的故事，将在不远的将来，与广大读者见面。 感谢我的亲人，是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度过这些年的艰难时光；感谢同案的难友们，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并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给予我许多鼓励；感谢狱中的囚友以及公检法的一些人士，是他们的友好和帮助使我对监狱生活尚存温馨记忆；感谢《华夏文摘》以及吴放女士首先发表这部作品的初稿，并做专题采访，为这个故事带来了更多的读者；感谢明镜出版社的总策划何频先生以及各位编、校人员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使本书得以在“六四”八周年问世；我还要感谢那些我暂时不能提及他们姓名的人士，以及我不可能一一提及姓名的人们，是他们的“情”和“义”使我对情义的信念终生不悔……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切在坎坷岁月中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夜至十五日凌晨于美国华盛顿 返回页首 smooth注册于:2005-08-16帖子:554所在地: Boston 发表于: 6/11/2010 17:28 发表主题: -------------------------------------------------------------------------------- 一个六四的故事..........刘丹红我叫刘丹红。十年前的此时——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帮助被中国政府通辑的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大陆。一个月之後，我在武汉市的街头被秘密绑架，在一所刑事犯监狱关押了一年半并受到审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获释，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国。“窝藏包庇反革命通辑要犯”一九八九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长陈子明和副所长王军涛被中国政府视为八九民运的“黑手”，在全国进行通缉。追捕这两个人，当时被中国公安部列为头号大案。 当时陈隐居在中国南部沿海，而王则被武汉市的朋友隐藏在深山中。八九年九月份，公安部的追捕聚焦到了武汉，王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陈王一旦被捕，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於是陈王在北京的两位朋友策划了一个救助行动，试图以偷渡的方式将他们转移到海外。北京的一位朋友负责与香港民主团体救助大陆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联络，我则被委派到武汉去寻找王的下落。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非常恐怖的气氛中，我与掩护王的武汉朋友秘密取得了联系，并与前往武汉接应的北京朋友会面，由他护送王到广州交给香港“黄雀行动”的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北京朋友此时已成了公安部门的内线，他在武汉与我的会面完全是一个圈套，公安部门已经在我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事後才知道，这位北京朋友在行动开始後不久便被捕，由於承受不住审讯的强大压力，将我们的计划全部告诉了官方，并答应配合公安部门诱捕他昔日的朋友们。《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 觉醒的中国 》（ 《China Wakes》 ）一书中记录了他对那位出卖朋友的北京人的采访。我也写了一本题为《情义无价——公安部头号反革命大案》的书，详细记载了我们救助异议人士的惊险过程以及我们被捕後在监狱中的经历和见闻。这次救助行动的失败不仅使我们所要保护的两名异议人士落入官方之手，也导致十七位参与救助行动的人士被捕，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哥哥。我是以“秘密绑架”的方式被捕的。那是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傍晚，我正骑着自行车行进在武汉市的大街上，突然有两辆汽车从左後方急驶而至，拦头逼住了去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里已一言不发地冲下几条大汉，几双大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钳住我的双肩，将我飞快地塞进一辆小轿车内。进去後，立即被一左一右牢牢架住双臂，并且蒙上了双眼。我对自由世界最後的视觉印象是街上行人惊异的目光。直到十八个月後我被释放时，才知道自己被关押在一个什麽样的地方。我被关押在湖北省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从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天之骄子一下沦为阶下囚，每天和各种各样的刑事犯朝夕相处，使我对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人性都有了切近的认识。我将自己在监狱中的很多见闻和体会写在了《情义无价》一书中。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给大家谈两个问题：一是被判处死刑者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所受到的待遇，二是我在狱中是如何打破严密的信息封锁，与外界沟通信息，并且秘密从事写作的。目睹死囚生前倍受折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死刑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在我被关押的十八个月中，有三个女犯从我的身边被拖出去枪毙。而被判处死刑者生前所遭受的痛苦，极少有外人知道。身体饱受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正与同号的人一起，按监狱的要求做火柴盒，监号的铁门突然被打开，几位穿警服的女公安出现在门口，一脸严肃。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两个在监号外面劳改的女犯抬进来一块比门板还大的木板，木板的左右上方各焊着一副手铐，下方则焊着一副脚镣。一位女看守告诉我们，有一个杀人犯一审被判了死刑，在等待终审判决期间，需要我们照顾她的生活。一听说是杀人犯，我的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目光凶悍的女人的形象来，并且对於将要和这样的人相处感到有些恐惧。但进入我视线的那个杀人犯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身材瘦弱而矮小，皮肤白细，表情惶恐。她一边温顺地走进门来，躺到那个木板上，一边躲闪着女公安和我们的目光。从她的眼睛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的目光可以不是“向外射”，而是“往回缩”的。这个老太婆按照指令躺到木板上，将双手平举起来，被人铐在左右两侧的手铐上，双脚伸直，被铐到脚镣上。这样一来，她这个人就整个被锁在了那块木板上，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後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新发明的刑具，叫“板子镣”，凡是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从法庭一回来，立即要被锁到板子镣上，有时看守所也用板子镣来惩罚严重违反监规的在押者。这个杀人的老太婆叫王国珍，是湖北农村的农民。她请我给她写上诉材料，为此详细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案情。她年轻时学过唱戏，共产党到她家乡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她被一个共产党的县长娶走。後来那个县长说她是“绣花枕头”，把她抛弃了。她又嫁了个农民，生儿育女，现在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作农民，劳累而且收入低，她不喜欢农村生活，於是到武汉市拣垃圾卖，结果有一天被一个城里老头骗奸。王国珍杀死了那个老头，并拿了他们家几件旧衣服，因此以“盗窃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每当监狱看守巡视牢房时，王国珍都会胆怯地将几句“官话”重复一遍又一遍：“干部们啊，真是对不起你们呢呀，我犯了这大的法，给政府添了这多麻烦！”——看得出，她是真心地感到不安。自从被县长抛弃，几十年来，她一直是个社会角落的升斗小民，还从来没有象成为死囚之後这样被如此多的“政府的人”所关注，她为此诚惶诚恐。每天躺在木板上，看起来很舒服，实际上非常痛苦。王国珍被锁在板子镣上十天之後，我们请求监狱看守把她解下来让她洗个澡。当时她双腿颤抖，必须扶着墙壁才不至於跌倒。原来，因为双腿长期不能弯曲，韧带已经被拉松了，几乎丧失功能。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很多死囚被宣判或被拉去枪毙时，需要有人架住才能站立和行走。过去还以为是被吓瘫了，直到自己与死囚同牢相处，才知道他们很可能是刚刚从镣铐上解下来，身体已经被摧残得相当虚弱了。被一审判处死刑的犯人在等待二审（也就是终审判决）期间，就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平躺着被牢牢锁在板子镣上，什么时候终审判决下来，什么时候这个苦刑才算结束。如果是改判无期或死刑缓期执行，就被从板子镣上解下来送往劳改队；如果是维持原判，便被反铐双手，押出去听宣判，随即被送往刑场。所以说，板子镣是无数死囚生命中的最後一站。至於从一审到终审判决的时间，短则二十天，长则半年甚至一年。公检法部门给死囚上如此残酷的刑具的理由之一是：要保证死刑犯在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刻，仍然是活着的。如果在执行死刑之前死囚已经自杀了，他们便要负责任。至於在此之前，这些死囚活得有多么痛苦，那就顾不得了！我曾好几次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男号子那边的死囚大声吼叫：“要搞（死）就快点搞！莫让老子受这个罪呀！！……”对这些死囚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被枪毙，而是在临死之前所遭受的这番折磨；相对於板子镣给他们带来的煎熬，死，已经成为一种幸福的解脱。死前没有尊严板子镣不仅将人的身体束缚到最大程度，它还同时使人失去独立和尊严。人即便戴着手铐和脚镣也还能行动，能勉强料理自己的生活，而一旦躺到了板子镣上，便如同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一样，吃饭喝水要别人喂、大小便也要别人料理。在看守所，照顾死囚的工作全都由其他的在押者无偿承担，我在狱中便一直担任这样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照顾死囚的吃喝拉撒，还要二十四小时为他们值班，轮到值夜班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我总是尽已所能地给死囚最好的照顾，还扮演牧师和法律顾问的角色。但也有一些女犯，尤其是年轻人，对照料死囚很不耐烦。一位十七岁的小妓女就经常呵斥王国珍，如果恰好在她值班的时候王国珍要大小便，她就大骂不止，吓得王宁可尿裤子也不敢让她伺候。即使照料死囚的人比较有同情心，从不虐待死囚，被锁在板子镣上的死囚也时时意识到自己是他人的负担，因而在内心感到愧疚和不安。还有一些死囚很自尊，因为不愿意麻烦别人端屎端尿，就自觉减少进食和喝水的数量。就这样，他们在人间最後的日子里，还得忍受尊严的丧失和饥饿的折磨。不能与亲人诀别王国珍知识水平很低，对法律一团混沌。而公检法部门的人为了避免她知道真相後大哭大闹，带来管理上的麻烦，始终没有详细向她解释她可能受到的处罚。因此，直到把她从板子镣上解下来送往刑场的那一刻，她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处死。在板子镣上，她一直想着今?去劳改队的事，还经常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在参加韩战时的歌曲）……王国珍犯案後从农村家里被逮捕的时候，儿子正准备结婚，家人并不知道她犯了什麽样的罪。待一个月後儿子办完婚礼，到监狱中给妈妈送衣服的时候，赫然见到妈妈的名字刊登在法院的布告上，并被打上红叉。王国珍已经於当天早晨被枪毙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王的儿子捧着布告，完全惊呆了！信息剥夺和精神禁锢尽管审讯中的逼供使人痛不欲生，尽管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我全身浮肿、尽管我要适应弱肉强食的监狱文化……但这都不是监狱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面。真正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信息的隔绝和严格的精神控制。在我被关押的那所刑事犯看守所中，官方除了提供极其粗劣的食物，令在押者能够“活下来”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允许的。设法给亲人报信我入狱之初，朝思暮想的就是给父母通个音讯，因为我和哥哥都是在街上被秘密绑架的，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一儿一女突然失踪了。这对他们是多麽大的打击，他们又会是多麽心焦啊！但是，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尚未确定有罪），不仅不允许与亲人见面、不允许请律师、不允许看书，甚至不允许给家人写封仅仅是报安的信。我对监狱的看管人员说你们可以检查我的信件，我什么别的都不写，就是告诉家里人，你们没有虐待我。可就是这样的信也不准写。但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家里通个音讯！在与同监号的难友熟悉之後，我发现其中有几个人的案情不严重，可能会先後释放，於是我便请她们在心中记住我一个亲戚的地址（怕官方检查我父母的信件），请她们出狱以後给我家写封信。难友们都很同情，一口答应下来，并且每天把我亲戚的地址和我要他们写的内容背诵好几遍。果然，我入狱後不到两个月，同监共有三个人先後获释。他们之中的一位一出狱就给我家写了一封信，我父母据此才知道我和哥哥被关押在什麽地方。因为没有署名，我至今不知道那位写信者是难友中的哪一位。狱中积累写作素材每一个在押者被送入监号之前，都要先被搜身，甚至连皮带和鞋带都得取下，纸笔更是监狱中的大忌。既然基本的权利、合理的要求以公开的方式得不到允许，我也就只有偷偷地干了。没有纸和笔，没关系，我们有的是办法。最初是用牙膏皮当笔，做火柴盒用的原料当纸。牙膏皮含铅，写在涂了薄薄一层牙膏的火柴盒原料上，颇有点铅笔的效果；後来我就有了几支圆珠笔芯，使用的纸张主要是香皂的包装纸以及卫生纸。卫生纸的质量很差，我往往要给它们先打上补丁才用。 得到圆珠笔芯对我狱中的写作而言是一场革命。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我如何得到圆珠笔芯的小故事。有一天我被带到监狱医务室看病，在走廊上看到一位在外面劳动的素不相识的男犯子向我使眼色。我一看到那个男犯的眼色，就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什麽，而绝不是在调戏我。在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中，人的感觉器官变得格外敏锐，特别会察言观色。由於没有自由，难友之间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语言，一个眼神，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彼此心领神会。於是在走进医务室的时候，我故意落在看守的後面，并把手非常自然地背在身後。就在看守已经走进医务室而我还没有进去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人在我身後走过，同时有一件细小的东西落在了我的手中。我不露声色地将那个小东西在背後塞入袖子中，没有任何大动作，看守丝毫也没有起疑。待回到监号中偷偷一看，果然是一支圆珠笔芯。其实那个男犯人我根本不认识，但是在那所监狱中，我们这个案子的知名度很高，刑事犯们都表示佩服我们的“义气”，因此愿意主动帮助我们。大家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他们知道我需要什麽。 就这样，在无数人的帮助下，我和同案的朋友们基本上能够得到外部的信息。我在监狱中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并且绝大部分都在我出狱前成功地传递了出来。待我出狱後整理时，发现竟有厚厚的三大本。出狱後在中国大陆四处漂泊的五年中，我就是以这些在监狱中积累的素材为依据，写成了一本二十三万字（中文）的纪实文学《情义无价》，由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中国的政治运动以及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为中国的监狱和司法系统，作了一份历史的见证。□(本文为作者在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刘丹红 著 《情义无价——公安部头号反革命大案》(COMRADESHIP KNOWS NO PRICE)◎ 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 520 页 全球发行 ◎ 美国黎明亚文化公司邮购 ◎ 地址：LEEMIA CULTUREP.O.BOX 57425, WASHINGTON,DC. 20037◎ E-MAIL: ANZZL@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