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有一种关系是安全的
2003年，在小说《手机》的首发式上，电影版导演冯小刚说：“刘震云是个阴谋家，其实他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是借鸡下蛋。他更在意每一个人腰里别着‘手雷’载歌载舞的感觉。”
七年后，在电视剧《手机》的发布会上，导演沈严说刘震云“满嘴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但“跟他在一起特别愉悦，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有电影《手机》的经典在前，沈严说：“这本小说像一座矿山，冯小刚已经采走了很多有价值的矿石，但是他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还是留下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
“《手机》电视剧版确实把近几十年，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整体变化，给全面反映出来了，这是我特别赞赏的地方。再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城市和乡村的概念那么的含糊，价值观、世界观、为人处事的交汇显得特别含糊，特别艰难但也有很多温暖。”作为电视剧版《手机》的艺术指导，除了中途客串不到一分钟以外，刘震云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迄今他也没有看完电视剧，但他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看到自己，也看到这几十年的变化”。
下作是能够让人发乐的
“其实我的作品，是最不适合改编成影视的，因为作品故事性都特别差。《一地鸡毛》根本没有故事，《一句顶一万句》也没有，其实《手机》也没有，《手机》中的三个部分是完全割裂的。但是我的朋友在当导演，他们看中的可能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我书中出来的一些特别不同的人物形象和面对世界不一样的态度。”
电视剧《手机》的制片人王钧，是刘震云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七年来每个月都有人来找刘震云谈拍摄电视剧《手机》的计划，他始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最初没同意王钧的提议：“因为早有电影和书在前头，小刚导演的电影可以说是路人皆知，而且里面的台词也很流行。”直到王钧找到了刘震云的另一个好朋友——编剧宋方金，当宋方金写出电视剧大纲的时候，刘震云发现时机到了：“我突然觉得这个电视剧跟荧屏上所有电视剧都不同，我还没见过一个电视剧能够完整地反映中国二三十年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体生活面貌。”宋方金打动刘震云的，是剧本里对农村戏的体现：电影版的《手机》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生活，而在电视剧中，农村戏和城市戏各占了50%。
如果不是因为“王道组合”，电视剧《手机》的关注度也许还不会那么高。陈道明和王志文也是刘震云的朋友：“电视剧里的严守一和费墨非常搞笑，当他们一起在厕所开会的时候，当他们在讨论女人在一起不是故事就是事故的时候，我觉得是相当搞笑。其实他们在生活中本身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觉得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幽默使大家走到了一起，事情倒是其次。”王志文版严守一让刘震云印象深刻的有一场戏：“一个严肃节目的主持人，最后堕落到主持节目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京剧脸谱。你看看我们现在电视台的各个主持人，为了取悦观众是不是有点下作？当他主持节目的时候，观众乐了，下作是能够让人发乐的，但是当他回到化妆间，看到自己花脸的时候，他哭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乡下，他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说‘这不是我孙子’。”
“我非常喜欢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电视剧跟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和节奏上，都非常契合，而电影有点像短篇小说，所以绝好的长篇，电影改起来往往非常吃力。”这种吃力，在跟冯小刚合作《手机》和《温故1942》的时候，刘震云深深感觉到了，“电影讲究节奏非常快，它像奔腾的大河，流速有时候需要落差，水砸下去就是瀑布。但长篇小说不是一条河，它是大海，表面的汹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以及潮涨潮汐跟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关系。”
手机为谎话找到了一个容器
刘震云曾经看过沈严指导的《中国式离婚》和《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把他评价为“他属于不叫的狗，但是咬人”，意思是沈严“平时貌似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心里却是藏着许多想法，这些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用上”。有人说《手机》电视剧版和电影版最大的不同，是“小三”形象的转变，但沈严不同意：“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剧说了更多关于人心里头的问题，探讨了更多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关于‘小三’的问题，我们涉及了，而且确实改变了，但这绝对不是最大的不同。”
今天的电视剧《手机》，远不如七年前的电影《手机》所产生的话题性那么大，诸多“手机效应”，在今天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但是刘震云创作初衷的那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是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为什么“有一说一”那么难？
“任何一个高科技的出现，都会带来人际关系的极大变化，集中在手机上，就是为我们平常就说的那些谎话找到了一个容器，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不了这么多话，我们把谎话都藏在自己的肚子里。有了手机以后，说得就多了，言多必失，何况还有短信，那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没有手机的时候是在空气里，有了手机以后，就有了一个附着的地方。”《手机》新闻发布会的间隙，刘震云一直在忙着发短信，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手机就是这么重要。
冯小刚曾经说：“小说《手机》比电影精彩，原因是小说《手机》分了三部分，电影只是用了前两个部分。最精彩是小说的第三部分，这第三个部分刘老师特别在意。”小说《手机》的第三部分，是刘震云后来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也用到过的“一句话效应”——因为一句爱情的话，让一个人赶回来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就这么一句话，飞越高山大河，跨越了好几年。
这种简单的执着与今天的现实产生了落差，刘震云对今天电视上的婚姻速配节目颇为感叹：“不到几分钟，两个人就牵着手下去了，可是在我的小说中，一个爱情的形成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正是电视剧《手机》要强调的：“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严肃社会转向了娱乐社会。再没有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娱乐。对于这样的转变，我没有赞赏，也没有讽刺，因为赞赏和讽刺都是没有用的，生活就是这么变化的。我觉得变化中的事情总是好事情，一成不变、一团死水，这坑里的鱼会被憋死的，变化和活水，总之是使生活往前走的，是进步的。”生活丰富多彩，总比单色和灰色要好，在刘震云眼中，中国社会真正的大变化，会出现在今后几十年，因为他发现新的一代，在用跟父辈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的新语言在说话。
电影《手机》之后，观众察觉到了婚姻关系的不安全感，电视剧《手机》之后，刘震云希望大家能看到更深刻的关系：“婚姻关系只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已，看完《手机》，再看一看《一句顶一万句》，你会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其实没有一种关系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