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为什么写「六四日记」？

李鹏为什么写「六四日记」？
1）因为蒋介石也写日记了
2）这才是真正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3）难道不是时间拖越久六四平反的机会越远越小了？
4）让旧同僚兼政敌鲍彤的儿子鲍朴大赚一笔！

网上新闻：六四前夕，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赵紫阳的心腹智囊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透露「李鹏六四日记」即将在香港出版。

有关「日记」的真实性，摘录自该网文：

“鲍朴证实李鹏日记的手稿是由一位中间人转交给他的，但他不想说这位中间人是谁以及草稿是如何转交给他的。

鲍朴承认日记的真实性仍存有疑问，他们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日记的真伪，其中包括把日记中的一些事实与公开出版的资料进行对比，同时还请不同的专家进行鉴定。”

由“中间人转交”，凭添一分神秘色彩（难道不是坊间早已流传着的东东？）。而一句“请不同的专家进行鉴定”，真是功夫做到家了。但是，李鹏「六四日记」的真伪非需要专家明鉴吗？笔者在此将「六四日记」中，六月三日和六月四日的「日记」摘录如下，读者明辩：

“6月3日

情况急转直下，凌晨，戒严部队进城车辆被堵。

下午2时许，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在新华门前的暴徒，夺回了军车。4时，乔石□□，□□□参加。军方、北京市一致认为，不能再给□□者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各□□队星夜兼程开进天安门广场。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

整个晚上，我和乔石都在□□□。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消息。部队遭到歹徒袭击。部队鸣枪自卫，各有伤亡。

罗干来报告，留在广场约有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和平撤退。我们允许他们和平撤退，至此天安门广场已被清理。

局势急转直下，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今天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城受到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始终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资。在□□□店门前官兵被强行搜身。在永定门桥头，□□□□□□□□

建国门前，有的士兵衣服被扒光，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更为严重的是，早上7时，几辆军车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口被堵，一辆载有武器弹药的军车被暴徒包围。部队和暴徒一直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2时，考虑到一旦武器被暴徒抢夺走，将造成严重危害。事态又发生在中南海大院之外，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被迫释放了催泪弹，驱散企图抢劫武器的暴徒，夺回了被暴徒围困10多小时的军车。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着急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对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会议结束后，我把今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同志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天戒严会议关于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疑惑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到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这两份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沿途各路部队行动都严重受阻，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防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

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某部排长刘国庚在西单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某部士兵崔国政被暴徒从崇文门过街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悬挂在过街天桥上。武警士兵李国瑞被暴徒残骸后，尸体被悬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在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月4日

今天暴乱分子的反弹，都是零星小股，集中在复兴门到公主坟的军车上。

下午3时半，我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事已至此，必须顶下去。舆论很重要，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参加；万里和阎明复抓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依林和纪云抓国务院各部委；决定北京市长发表电视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批又一批的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步向四周散去。在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罗干同志立即返回指挥部传达了我们的决定。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

早晨7时，中央电视台广播了解放军顺利结束天安门清场的消息。我因彻夜未眠，6时去睡了一会儿，睡到10时。有信息报来，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零星小股暴徒对解放军进行袭击。特别是在西路，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有一群暴徒对沿线的军车和装甲车大肆武力攻击，军队不得不自卫还击，继而有伤亡。

上午3时半，我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事态已从动乱发展到暴乱，中央必须坚决顶下去。现在争取舆论很重要，因为舆论一边倒，学校里不少学生和教师都对解放军开枪自卫还击一事感到不理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游行。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有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并决定由万里和明复同志将平息天安门暴乱的情况同志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姚依林和田纪云通报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长向市民发表电视讲话。

综合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从6月3日凌晨开始，当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进发时，从建国门到西单，暴徒设置路障，拦堵军车，殴打战士。凌晨1时许，12辆军车在燕京饭店前被围困。东线戒严部队在朝阳门被暴徒围困，乱搭乱砸。早7时，在六部口，暴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抢夺机枪和子弹。南线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陶然亭至虎坊路一带，21辆军车被围困。3日上午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下午5时在天安门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据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发了匕首、铁棍，命令他们"抓住军警就打死"，"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到6月3日22时起，戒严部队奉命东进，从翠微路到西单，有12辆军车被砸被烧，歹徒用铁棍、砖头猛击战士。23时南面在虎坊桥，东北面在安定门，东南面在崇文门，东面在建国门，以及东面在煤炭工业学校前，有400多辆军车被阻、被抢、被烧。6月4日凌晨前后焚烧军车情况愈演愈烈，开始战士只是鸣枪警告，歹徒却置之不理。在战士生命和军备物资受到更加严重威胁，已经发生大批指战员伤亡的时候，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自卫还击。一些歹徒还乘机抢劫商店，大搞打砸抢。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点燃了纪念堂松树墙，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

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以后，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其实，那2000多名和平撤退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有良知，敢于对历史负责的话，都可以出来作证。6月4日凌晨4时左右，受广场学生委托，去与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谈判的两位代表，一名是从台湾逃亡到大陆的作曲家侯德健，另一名是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他们是向广场的学生传达部队允许和平撤退的人。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我们原来以为中外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在清场时都不在广场，没有留下历史的见证。但是在时隔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竟被西方某国电视台束之高阁，隐瞒四年之久。实在不能令人明白，西方所宣扬的新闻自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不埋怨西班牙莱斯特先生领导的摄影组，也许他是被电视台主管禁止播放的。相反，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莱斯特先生等人，他们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见证。我们还要感谢日本NHK电视台，他们在1993年6月3日，有加藤先生主持，播放了这部电视片并加以客观的评论。加藤说，从西班牙电视纪录片和侯德健先生现场的声音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说明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是和平方式撤离的，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四川、新疆、内蒙古四省（区）党委和政府分别致电中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迅速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

北京一些高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人群送黑纱，煽动学生和市民，以佩戴黑纱表示抗议。各地高校谣言四起，一些学生情绪激动。上海有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交通要道设置50多处路障，致使交通瘫痪。在兰州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一度中断。

上海未动用军队”

笔者并非质疑这两天「日记」中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但对这样长篇的记录，尤其是在没有电脑打字的二十年前，写下这样两篇文字（所谓“日记”），无论如何需要两个小时以上，李总理有这么多的时间吗？

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李总理有这么多的时间，但他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写这些「日记」呢？

难道那是为了扯清“官司”明哲保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李总理参与处理六四事件长达两个多月的过程中，动用军队镇压暴乱只是在最后几天才拍板决定的事情，李总理不可能从事件一开始就预料到这个结果的。那么李总理如果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他的日记应该在六四前夕开始记录比较详细，并一直延续到六四过后。可是李总理的「日记」在事件开始时，就写得非常长的篇幅，并对赵紫阳颇有微词，难道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公开闹翻或者随时准备闹翻了？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比如随便挑出来的五月五号日记：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小平同志..也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说上，何东昌来说..的反映。北京市和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系项工作..处于..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

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温度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

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李铁映、李锡铭、何东昌等参加。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们日本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学生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即使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5月5日晚，我在会见亚行各国代表团团长时，针对赵的讲话，也有一个即席简短的讲话。在谈到最近中国发生的游行和罢课时，我指出：“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妥善、冷静的方法加以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现在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我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对某些学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对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可以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理解”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学校领导同志都很敏感，自习对照了赵和我的讲话，发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衙门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遍，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很明显，学校领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赵紫阳在亚行讲话而言的。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在座谈会上，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央领导的团结。我说，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性质，只是有的同志讲话调子低了点，那只是策略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阎明复又到我办公室，建议我和赵紫阳去广场与学生直接见面。我说，如果赵紫阳要去，我也去。但结果赵紫阳并没有去，而是阎明复去了，但也没有说服学生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撤离天安门广场。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召集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昨天，赵紫阳还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说，对学生和群众的要求，将由6月下旬人大常委会讨论，并称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学潮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大学生和其他公民都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

胡启立也与首都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表示要增加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还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下午，外交部送来新的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按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意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同意这一方案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 时，我和大琳参加杨主席为戈举行的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谈笑风生。戈说：苏联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变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候，广场上有学生，也有打着工人

旗帜的人，冲了四次大会堂。不断传来消息，有人要自焚。市里已组织了抢救措施。绝食的学生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也不能进行。由于

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4 时，朱琳应邀去参加中国对外友协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中俄友好人士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4 月 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我说，“四•二六”社论有什么错，难道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我认为惟一办法是中央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赵紫阳转告我的
意见。到晚间，赵紫阳的回答反馈回来。赵紫阳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 时，我和朱琳参加杨主席在大会堂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举行的欢迎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真是谈笑风生。戈说，苏联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方面都在变，变得太快了固然不行，变得太慢了更不行。戈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外国评论，经注改革中国走在前头，而政治改革苏联走在前头，你们以为如何？我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人走各人的路。朱琳与赖莎坐在一起，用俄文交谈。赖莎说，他们的座车途经一座庙宇时，大概是天宁寺吧，受到中国群众热烈欢迎。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俩下车与群众握手表示友好，洋洋得意，溢于言表。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北京市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准备了如果真的有人自焚采取的抢救措施。结果自焚并没有发生，是吓唬人的。李锡铭又来电话，对中央态度不明朗，甚为恼火。他难道真的不明白不是中央不明确，而是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致。”

竟然这样长！！！起码要写三个小时！！！如果真是李鹏写的，关键时刻还在为自己寻找退路，那该是李鹏混帐！！！

难道说蒋介石写了日记了，李鹏也要来个日记？太没创意了吧？

如今六四过去整整二十一年了，真正纪念六四的只有天安门的母亲们。其他的人，包括龙应台们，不过是借口“六四”宣泄心情表达不满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谴责那些在昨天，今天，或将来，昧着良心假借纪念靠六四发财沽名钓誉的人们。

鲍彤，有其父必有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