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英国有了一块地以后，除了为蔬菜的自给自足而感到欣慰以外，最使我满足的是有足够的自由来支配自己种什么样的庄稼。
“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学会的政治口号之一。当时政府给农民的压力是粮食亩产过千斤，要“过黄河，跨长江”。只要产量高，粮食好不好吃、能不能吃无所谓。人民公社因此强迫农民种一些高产、但是就连牲口都不愿吃的粮食。有些胆子大的生产队违背政府的意愿种一些好吃、产量低的粮食，一旦被发现，无论庄稼长得多高就会被推土机铲平、变为只能长草的荒地。这就叫“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农民为此叫苦不迭。
记得最典型的“社会主义的苗”是一种叫“晋杂五号”的杂交高粱。因为产量高于普通的高粱，被称为“粮食卫星”，政府强迫农民普及这种农作物并把它当成主食。“晋杂五号”的特点是米和壳不能分离，出米率极低，所以只能连米带壳一起吃。我们插队的青年也以这种米为主食。第一次看到“晋杂五号”的高粱米饭时，米饭基本是半黑半红，黑的都是米壳，我们新知青还以为是“红小豆高粱米饭”呢！“晋杂五号”吃到嘴里后既嚼不动也咽不下，一口饭里有一多半的米壳。这种饭吃到肚子里很难消化，吃后人人喊胃痛，拉出来的粪便和吃进去的“晋杂五号”没有多大区别。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次请农民给知青做“忆苦饭”吃，老贫农代表说：“吃什么也没有吃晋杂五号更苦了，人都变牲口了”。
为了应付政府施加的高产压力，农民拼命地给庄稼上化肥。产量上去了，可是粮食却越来越难吃，地质也变得越来越硬。秋季估产时，公社领导尽量把产量估得高高的，以此可得到上级的表彰。可是剩下来的粮食根本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没有人考虑农民的温饱，他们被视为“草民”。农民的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公费医疗、没有退休金。他们辛勤耕种、喂养国家和人民。可是到头来他们连选择种什么和吃什么粮食的自由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