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中的秦基伟

“三反”运动中的秦基伟

“三反”运动“五反”是让人听了胆颤心惊的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知道的恐怕不多，都是听海内外帮闲文人瞎掰。 这是当事人秦基伟自己的回忆录。

秦基伟
“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名字，叫“打老虎”。贪污上万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大老虎”，这是要枪毙的。贪污上千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小老虎”，小老虎要坐牢。有的同志对政策界限把握不隐，把“打老虎”运动扩大到基层，因而出现一些“假老虎”。

　　“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最初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意见好提，会开得寡淡无味。我是军长，党内职务又是党委书记，眼看运动冷冷清清，心里难免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发动大家给军党委提意见。

　　我费了很大劲，讲得口干舌燥，这才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始给军党委提意见，我们的部队就这样，如同打仗，要么不打，要打火力就很猛。阵势摆开，首先拿我们当领导的开刀。

　　一些人指着台上说：“提什么?大老虎都在上面!官僚主义都坐在台上!”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因为我是主要领导，所以火力主要冲着我，有说我官僚主义的，有说我多吃多占的，有说我爱跳舞的。什么叫多吃多占呢?那时候是供给制，从前管理处给点烟抽，这时候要算帐。解放战争时期，打过一些大城市，有时开会，有时同地方同志发生工作联系，到饭馆吃一顿，这时候也要算帐。有的部队还有人给他们的首长算出了“三机五皮”。所谓三机，就是收音机、照像机、留声机;五皮，就是皮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套、皮带。在朝鲜这样冬季寒冷的国家作战，首长的“五皮”是普遍的。新帐老帐一起算，该算的不该算的也一齐算，七算八算，“大老虎”就当上了。

　　我倒是不够“三机五皮”，但我有一件缴获美军的皮夹克，这件衣服熨贴合身，我穿上感觉很舒适，尤其是口袋很多、装烟装火柴装铅笔很方便。

　　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

　　我看了看，心想，穿件皮夹克，既不算贪污，也不算浪费。我的个性也是很倔的，所以对这张条子未作理睬。

　　当天会后，文工团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军长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也有的说，不管怎样，军长下回肯定不敢穿这件衣服了。他们哪里想到，第二天开会，我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我还是没脱。

　　还有我的警卫员，也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原来我背一个洗脸盆，瓷都快掉光了，军长也不让换，艰苦朴素哇!可现在倒好，说换就换了。”

　　这次运动，历时二十五天，团以上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人给我提了意见。多数意见是对的，少数意见是误解，也有个别不实事求是。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给我提意见的同志不少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有些还是在太行山时就在一起打仗的，他们很受我的信任，平时对我也非常尊重。他们提意见，无非一是觉得有意见要提，二是觉得运动中应该提。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有意见不提，积在心里，一加一等于二，积多了，就成了隔阂，上下就不团结了。

　　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大家提意见，互相帮助，互相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确有益于政治上健康进步。而且有些同志提意见纯粹是出于完成任务，既然是运动，我们又反复动员，坐在会场上，不提两条，显得不合适。提上两条，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是运动嘛，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彭老总动员我们对他开展批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平时见他都怕，逮住机会，捋他根把胡须也是件得意的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战争年代就像两面干干净净的镜子，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心都照得雪亮。当然，运动中也有一些过火行为。后来兵团副政委杜义德同志还专程赶到十五军，对一些不适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给运动做了总结。“三反”过后，一位在我眼中很有才气的干部向我道歉说：“军长，我们年轻，平时老挨你熊，运动中头脑发热，讲了一些偏激的话，请你原谅。”我拍了他一掌，说：“什么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还磨嘴皮子呐。既是运动，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这位同志笑了，一点也没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进步很快。

作者评论：
三反针对官僚，但是成果有限，类似秦基伟这样的干部本来就不是运动的对象，那些真正腐化的干部与商人勾结，下边上边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是为啥出现“五反“，连同奸商一起反对的。
下边一段来自萨苏的血战种子山，
杨恩起说：“过临津江的时候，那炮弹打的，把我头埋在弹灰下面，然后袁子兰排长用手把我刨出来，我这两个腿都让炮弹崩破了，还好没崩到骨头。”

杨老至今双腿上各有一个大疤，走路颇为艰难。“咱们入朝救治包都是上海资本家生产的，都是烂棉花，包上以后伤口都感染了。”“最后毛主席知道了，把这些资本家的头头都给枪毙了，1952年的时候都给枪毙了。”杨恩起说。

类似的情节，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曾经提到。但是，《上海的早晨》毕竟是一部小说，在共产党已经毫无疑问取得全国政权的时代，在直接为解放军服务的物资上面，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黑心资本家”敢这样没脑子地去捻虎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读到此处老萨也曾疑虑重重。然而杨老的经历和伤疤，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代，确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根据互动百科的记载，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取好棉花1万斤，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只没有经过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被送到前线，直接导致了志愿军战士非战斗伤亡。

李寅廷后确实被处以枪决。

不能不让人感叹，资本这个玩艺儿，足以让人疯狂，让人失去良心，让人做出完全失去理智的事情。过去如此，今天，恐怕也是一样。

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我曾经问杨恩起，是不是因为袁子兰救过他，这种特殊的战友之情让他在面对手榴弹的时候把袁子兰拉在了身后。

杨老迷惘地看了看我，想想才说：“也没。。。那么想，他是排长阿，排长要给炸死了，我们这仗还怎么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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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本家如果按我的推断并非仅仅是为了赚钱。 所以历史这个东西， 必须自己考证，听帮闲文人胡吹是要被蒙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