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初记(12)

（十二）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感觉饿了，下楼去厨房打算煮些牛奶，吃点面包。这时，有位大嫂正在炒菜。她见我手里拿着个碗来到厨房，关切地问道：“你还没吃晚饭啊？”话语十分和蔼亲切。我和她丈夫聊了一会儿。他们从哈利法克斯来，丈夫刚获得硕士学位，要去温哥华UBC 读博士。白天他们带了四岁多点的女儿冒着风雪去观赏尼亚加拉大瀑布，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多伦多。他们听我讲了这两天的波折和困难，那位大嫂嗟呀叹息着说：“出来读书真是很苦的。”语气神态满是真诚的关心、体贴、同情和理解，带着女性的善良、温柔和慈爱。我顿觉心弦颤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我再下楼的时候，看到那位大嫂给我留下了一碗饭菜和一些作料。因为时间太晚，他们已经息灯休息了，我最终也没能当面感谢他们。这些东西对常人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我最孤苦艰难的时候，他们所给予我的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真好比雪中送炭，让我感激不尽，永生难忘。在此，我衷心的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星期三，雪停风止，天晴日丽。早餐时，看着手中的面包和杯中的牛奶，我不禁想起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对他妻子说的那几句在七、八十年代妇孺皆知的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是啊，雨雪过后，就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打算去地学系见我的导师鲍恩教授。地上、枝头还有不少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明亮耀眼。温暖的冬日阳光，也减去了我心中的悲苦，使我振作起来。我先到留学生中心向陈小姐借用电话与鲍恩教授联系。一开始他没有反应过来我是谁，等弄明白我是从中国来的海津后，连说“是的，是的”。因他上午没空，约我下午两点去他办公室见面，并让我先到系里去见主管学生事务的阿尔帕夫人。他半开玩笑地嘱咐我：“见阿尔帕夫人比见我本人还重要”。鲍恩教授还告诉我系里有好几名中国留学生，叫我尽快与他们联系，可以得到许多帮助。最后，他夸我一句：“你英语说得很好”。

说起英语，这得感谢当年在研究生院的强化教学。研究生院位于京西的玉泉路，校园甚是简陋。除了两幢三层小楼，其余都是简易平房。就各门专业学科而言，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课程设置，可能都没法与国内的几所名校相比。唯有外语教学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外语部主任李佩教授是位极有能力和魄力的老太太。她聘用了许多外籍教师，引进了不少一流的教学装备。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名叫邓洁贞的美籍华人，当时还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读博士。邓老师二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很漂亮。但她总是穿着一身牛仔服，完全不注意打扮。她也非常随和，与同学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们的听力和口语课大多是在语言实验室进行的。印象最深的一是听写数字。到后来，不管邓老师念出多大的数字，也不管她念得多快，我都能正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另一项是替代练习。邓老师先念一句话让我们复述，然后说出不同的主、谓、宾让我们作替代。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替代练习是不能替代的”。这样的练习，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感、发音和流利程度。

走在去往地学楼的路上，成群的鸽子在路旁没被积雪覆盖的草坪上觅食，对过往行人没有丝毫害怕。小松鼠在树间跳来跳去，爬上爬下，为捡到一颗小果子而兴奋不已。迎面来人都是面带笑容，说声“嗨”。加拿大，真是一个美丽、和平、友好的国家。

地学楼位于圣乔治街100号，是以多伦多大学第七任校长悉尼史密斯命名的一幢现代建筑。站在楼前，我深吸一口气，双手用力推开大门，迈步进去，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揭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