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秉德）自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对一些战友和烈士的子女，也常常关心、照顾、教育、培养。他们实际上是关心所有的革命后代。
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父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伯母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后，又无不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相当于 9.07 市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父、伯母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伯母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 年12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由我母亲陪同。”接着伯母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夫人，戴着耳环、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可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俭朴，现在情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了个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做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当时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伯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伯父的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伯母的母亲名杨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你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伯母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父、伯母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伯母的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伯母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父在伯母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父、伯母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伯母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伯母转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父、伯母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伯母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