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曾经年少的时候，除了通常的语文课本和英雄事迹的书以外，也读过一些外国文学译作，主要是前苏联的，如《我的童年》，《静静的顿河》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读过西方文学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和《雾都孤儿》等，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了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生活状况，在我们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扇了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新奇向往的种子，在对写出这些伟大作品的作家们充满敬意的同时，也对那些把外国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人们也充满了敬意和感激，感觉翻译这个职业是那么神秘。不曾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一位翻译界的前辈给我们做讲演，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薛鸿时先生。
薛鸿时先生是亚特兰大笔会会员杨嘉勤多年的朋友，由于他们多年的友谊，使我们得以邀请到薛鸿时先生。受笔会的委托，在薛鸿时先生到来之前，我与他有了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记录如下。
黛：薛先生，您好。
薛：你好。
黛：您和杨嘉勤教授是老朋友。
薛：是啊，他是个很用功的年轻人。我说他年轻，是因为他比我小十多岁么。
黛：我们很高兴能通过他认识您，而您能来给我们做报告。
薛：我也很高兴。我想给你们讲一个诗人，他是蔡根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可惜刚刚去世,他的诗非常好，讲他的作品也是一个纪念吧。
黛：好啊，这里有很多喜欢写诗的。薛先生，您曾和钱钟书先生一起工作多年，能给我们讲一讲他吗？
薛：钱钟书先生是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一生勤奋，他精通多种外国语。他那时做学问就是靠读书，他可以把中外的典籍成段成段地背下来，把一些论著中的主要观点可以记在脑子里，非常不简单。钱先生不懂俄文，但他的女儿钱瑗懂。我当时给钱先生当助手，那时他需要借什么书都是我去帮他借和还，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见到他。那时，同事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就把问题写下来交给我，我会带到钱先生那里让他指教。这些都让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黛：在网上看到您翻译了许多文学名著，也见到了您翻译的杨宪益先生的自传，评价非常高。
薛：杨宪益先生和她的夫人戴乃迭女士把大量中国的名著翻成了英文，如《红楼梦》和《史记》等，他的自传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出版社想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找到了我，题目是《漏船载酒忆当年》。
黛：听说杨先生讲您的翻译比他自己写得都要好。
薛：那是杨先生对后辈的鼓励。其实并没有当着我的面说，只是当人们说这本书好时，他对别人讲的。
黛：据说钱先生和杨先生是朋友。
薛：是的。钱钟书和杨宪益在牛津是同学，钱钟书长杨宪益五岁。钱先生是一个学者，不过问时事，当然他明辨是非。杨先生不一样，是热血青年。但他们是朋友。钱先生不善应酬，但他与杨先生很谈得来，他说：“小杨还可以谈谈”。杨先生去年十一月去世。
黛：薛先生，在网上看到您翻译过许多作品，请问您最近在翻译什么？
薛：刚刚完成了《董贝父子》，是狄更斯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
黛：据大家所知，好的翻译作品要做到“信、达、雅”，请问您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薛：翻译是要做到“信、达、雅”。在我翻译了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时，比较容易，因为毕竟是中国人，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和时代社会背景，所以翻起来好翻。但外国人写的古典作品翻起来会非常难，比如狄更斯的作品，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人物的身份不同，三教九流，商人水手，用的语言不同，很个性化的语言，不了解当时的生活背景是很难翻的。怎么办呢？就是要用功，努力学习钻研，多请教。国内好多人从事翻译，但不是人人都翻译得好。翻译大家有傅雷和朱生豪，可惜朱生豪在三十二岁就辞世了，他们是真正做到了信、达、雅。
黛：薛先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您谈话。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您来后我们再多谈。我们在这里等着您。祝您旅途顺利。
薛：好的。我们在亚特兰大见。
薛鸿时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惜毕业后他有二十年的时间在煤矿上工作，所做的事和他的专业完全不相干，但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即便是在这种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对书的喜爱和对知识的渴求，当他最终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尤其是给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做助手以后，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靠着勤奋和努力在翻译事业上取得收获，成为国内著名的英美文学专家兼翻译家，编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并对狄更斯的作品做了深刻的研究，写出了对狄更斯作品权威性的评述。亚特兰大的金色十月里，我们期待他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