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精简机构，马上就会有读者指出，在N多年以前，一位在宁夏银川市邮政局工作的邮递员李自成同学，就是因为在送信的时候丢失了政府文件，正好被中央政府精简邮政局，而被迫下岗。
当然李同学下岗了之后，经济状况不好要借债，借了钱之后还不了，被债主到法庭告状追债，从而下了大牢。而这期间，老婆又有了外遇。不知道是为了贴补家用，还是因为看你太穷和人跑路。
结果就是李同学的好友们劫牢狱成功，先把债主艾举人（知识分子啊！）给砍了，然后把老婆也砍了，两条人命在身，只好参加革命了。
那么李同学的经历和今天的官吏们有多大相似性呢？今天俺认为应该被精简的官吏们，大概油水已经给刮了10来年了吧。因此这些人出来，恐怕做债主借钱给人的机会，要大大多于向人借钱的机会。以他们油水的富裕，老婆和人跑路的机会也不大。更大的机会，是跑到大学去包一个女大学生做小三。
当然在199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下岗的时候，失业人士中不少人被人教导转轮子转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时候，俺是不赞成当年的当政者精简官吏体系的想法的。那个时候，倒是和李同学的时代有些类似了。
而今天在转换政府功能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些政府里的官员本来就负责的东西，转移到民间，然后政府财政上扶持一把，给人家一个平稳过渡，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在人才缺乏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你政府里面的官员还是这些地方比较优秀的人才。放在办公室里面，好一点的话，就是消磨，差一点的话，就是出来残民。还不如让人家在外面风风火火搞一场，反而会对经济发展和地方复兴出一点力气呢。
有读者说，在中国动一张凳子也是要流血的。这个让俺想起了范仲淹的话，让一家哭要好过一路哭。以现在的官吏体系这种腐败方法，你不治理，怕让几个人流血，最后的结果，就是让全国一起流血。
前面说到中国的基层县一级改革没有受到太大重视，反而发现各种舆论的指向，倒是直接指向中央。
俺一直强调，中国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为代价。看来别人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针对这个关键点。
看现在中国的最高层核心权力机构，其实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然后政治局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样一个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性还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可以说每个省区、各民族、军队等等代表，都有自己的份额。而在权力分配上，你要上升到政治局，当然和上面的推荐有关系，但是也和下面的各地代表的支持分不开。
这种权力分配体系，颇有点像罗马天主教会的结构。
也许有人会小看罗马天主教会，但是不知道人家这个教会的教众，在全世界可能达到12亿人口，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总人口上才可以与之相比。
罗马天主教会的基层单位，就是教区，大概有2795个（中国的县大概是2862个）。在这些教区，都是由主教领导。当然在教区之中，还会有细分的小教区，就是由牧师们带领了。
那么在上层机构上，就是由枢机主教组成的枢机团。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枢机主教团，大概是194人（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是204人）。在主教团里面，又分成不同的三个层级，处于权力最高层的，是主教级枢机，现在是9位成员（相对于政治局常委）。
而罗马天主教会的财政运转，主要是靠教众的十一税，就是10%的税收（比较接近中国的井田制的税率）。当然天主教的教营企业（类似于中国的国营企业），经过N多年的经营，涉及金融、地产、旅游、高科技等等，都为教会提供了更强大的财政支持。
罗马教皇，就是大家的领袖，在历史上本来是由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选出来的，后来就被限制到了枢机主教团选举，而且只有枢机主教，才有资格当选。超过80岁的枢机主教，自然就是去罗马顾问委员会了，不能参加选举了。
其实看一下罗马教会的制度，可以看到其长期稳定的特点。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是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却含有普遍教民的民意在内。
首先就是领导人资格认证。在有资格出任教皇的人马之中，你必须是枢机主教。这个和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当过地方大员比较类似，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领导经验。在看一下美国的总统选举，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格认证，但是很大一个比例，是你当过州长，有行政管理经验。
或者是像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那样，虽然没有干过州长，但是有不少军队和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也可以管理国家。
但是以嘴巴为主要经验的参议员，也有出任总统的。管理国家能力如何，就要看造化了。
其实俺看选举的诀窍，就是你如何把握候选人资格的界定。如果你把候选人资格界定清晰了，把标准提高了，你可以出来竞选的人，大概也就是那么几个了。这个时候，你真的靠194人，还是204人，还是香港的800人，还是几亿人投票，差别并非太大。当然你这几百人，还是要看可不可代表大多数的民意，是不是可以客观的投票。
而中国在高层的选举中，从上到下的影响有了，可是从下到上的影响，显然还不够。如何增加全国代表大会对上层选举的影响力，促进党内的民主程序，是高层改革的一个方向。
当然现在看来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就必然会带来国内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而这个不同分配，必然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改革出现。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必须一方面扬弃极右派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全民选举的路数，另一方面必须防备极左派的文革复辟，把中国拉回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模式。
不过，俺倒是强烈支持，在中国进行不同方向的政治改革试点。像中偏右的，比如说深圳模式那样，以香港模式作为终极目标，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行政主导的基础上，如何将人民代表大会引进香港立法会那样的选举和监督机制（当然香港政改方向希望由立法主导，取代行政主导的方法，也不妨实验一下）。
另外像中偏左的，比如说重庆模式那样，也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唱红打黑的引导下，如何找回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责任，解决城市化这个大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实现贫困山区人民可以搭上共同富裕的发展快车。
对深圳来说，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和保障穷人的政治经济权利（香港在这方面，应该是属于担楼梯的表现），而不是将民主监督停留在富人和精英的手里，在立法上保护穷人，而不是富人和贪官，是一个挑战。
对重庆来说，如何解决政府执政官员可以真正地遵从民意，将目前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不是依赖于主要官员的个人努力。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也是一个难题。
也许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就会在这些中间的、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几种不同模式中，互相补充和学习，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
（完）
注：最后一章节，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