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赞赏毛泽东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人民网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亲自组织并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通过对战时国共两党的近距离观察，陈嘉庚对蒋介石的表现大失所望，对毛泽东则大加赞赏，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据此在战后作出了政治选择。重庆见闻：“绝无一项稍感满意”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偕印尼侨领庄西言、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等一行5人飞抵重庆，受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重庆市各界代表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国民党政府对南侨慰劳团的接待工作异常重视，由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政治部、宣传部、海外部、侨委会等近30个党政部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并拨出8万元专款以供接待之用。这使陈嘉庚非常不安，认为这样铺张浪费，不合时宜；重庆如此，必引起连锁反应，不仅耗费大量钱财，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慰劳团抵重庆后，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启事，“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此外，陈嘉庚个人也发表“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保惜精神，节省糜费，此固为新生活原则所当遵守，亦鄙人愚拙之性一向皆然。”
3月28日，陈嘉庚往重庆励志楼谒见蒋介石，这是两人首次见面。当蒋的座车驶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所有人立刻肃立，大气也不敢喘。蒋介石和宋美龄姗姗而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员方敢徐徐坐下。回来后，陈嘉庚说蒋像个皇帝。
十多天后，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陈嘉庚，席间问道：“到重庆后，所见景况如何？”陈嘉庚回答：“政治原门外汉，愧不能言，工厂尚无暇参观，唯经过全市，到处土木大兴，交通便利，大有蓬勃气象，实堪欣慰。唯人力车及汽车甚不整洁，与马来亚大不相同。”蒋介石听后，立即记录在册。又十多天后，陈嘉庚发现人力车卫生状况大有改观，汽车车身擦得光洁悦目，但仔细一看车下和车翼，泥土犹在，有的甚至积达寸厚。
为给陈嘉庚留下好印象，蒋介石不到一个月连下两次命令：“第一次禁官民各界，勿作无谓宴饮等应酬，第二次惩及茶店酒楼等主人，缘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闹，每席有至百元者”。不久，蒋介石宴请陈嘉庚及慰劳团成员，为了身体力行上述命令，并标榜新生活运动，宴席“虽用西餐，然物系土产，四五样，加以面包，似颇简单，足以果腹有余。闻蒋委员长提倡节约，宴客多如是”。但是，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并未因此而改变。
陈嘉庚刚到重庆就听说政府经常用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感到十分惊讶，难以相信。因为官不与民争利，孔祥熙尊为院长，岂能经营旅馆业？后来，孔祥熙有事到嘉陵宾馆，对此亲口承认，这使陈嘉庚极为愕然：“余至此乃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票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
不但像孔祥熙这样的政府高官，甚至连一个汽车司机也让陈嘉庚感慨不已。初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一辆汽车专供陈嘉庚外出使用。没多久，他就发现该司机核报汽车用油弄虚作假，遂将其辞去。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让招待员另请一个司机来，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司机贪婪如故，每日还要5元茶钱。陈嘉庚感慨道：“如此足知重庆官员，费用公共物件，似无关痛痒，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陈嘉庚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耳闻目睹，深感失望：“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5月5日，陈嘉庚结束在重庆的活动，飞抵成都。午后，参观武侯祠，发现在汉昭烈帝陵右畔正大兴土木，为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坟墓，其规模之大、费款之巨，比昭烈陵武侯祠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嘉庚由是感慨道：“刘湘何人，乃敢在昭烈陵畔武侯祠旁，大兴工程，建筑墓庙，欲与古代贤君良臣，流芳万世者相颉抗。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其生前有无丝毫德泽及民？”他的质疑并非凭空而发，早在1934年，他就从报上得知四川有四样事情应留意：第一，鸦片之多全国第一；第二，防区制度为害非浅；第三，政治糟糕已极；第四，匪祸不堪言。到了成都，他又听说当时四川的钱粮已征收到民国70年（1981年），即已预收到40多年之后，令人咋舌。
当时，蒋介石正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在成都，又邀陈嘉庚见面。临别时，蒋问陈：“到成都后是否他往？”陈嘉庚回答要去兰州和西安。蒋介石又问：“尚有别处否？”陈嘉庚已知其意，坦然相告：“延安如有车可通亦要往。”没想到，蒋介石神色骤变，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陈嘉庚只好解释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蒋介石见陈坚持要去，不便强行阻止，只好提醒道：“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重庆和成都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心情十分沉重，私下曾不胜感慨地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延安之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中共对陈嘉庚的回国慰劳考察非常重视。陈嘉庚刚到重庆没几天，中共参政员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就登门拜访，并送了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不久，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又举行茶话会欢迎陈嘉庚。茶会中，陈嘉庚提出想去延安拜访毛泽东，并询问到延安的日程及交通情况。几天后，毛泽东就从延安来电，正式邀陈嘉庚访问。
5月25日，陈嘉庚到达西安。5月30日，从西安启程赴延安。国民党方面派一科长寿家骏随行，陈嘉庚深知其意，但又不便拒绝。第二天，到达洛川境内，就发生了“民众投书”事件，一些“民众”突然送来多份文书，陈嘉庚略为翻阅，都是“诉骂共产党不法事”。陈嘉庚心中有数，交给寿家骏看后，便将文书撕毁。国民党方面弄巧成拙。当天下午，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6月1日上午，陈嘉庚一行参观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并与朱德亲切见面。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住所的窑洞会见了陈嘉庚，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相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个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交谈过程中，细心的陈嘉庚发现“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伯达来亦如是。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傍晚，毛泽东在窑洞门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朱德夫妇、陈绍禹夫妇、陈伯达、江青等十多人围坐一桌。由于人多，就拿来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桌面陈旧不光洁，便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替桌巾。不巧，一阵风吹来，把白纸吹掉，干脆弃之不用。饭菜上桌，只有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和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此后几天，毛泽东又数次邀陈嘉庚畅谈，或到陈嘉庚的住所拜访，一些细节和小事再次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两人闲谈南洋情形时，很多人都跑来听，顷刻间座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还有一次，毛泽东与陈嘉庚用完晚餐后，问西安来的寿家骏科长住在何处，陈嘉庚朝一个窑洞指了指，毛泽东便进去了。陈嘉庚以为毛泽东打个招呼很快就会出来，便在窑洞前等待与其告别，但久等不出，乃回窑洞暂歇。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泽东竟与国民党一个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归。
陈嘉庚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结果，在延安所见所闻令陈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谣言不攻自破：“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
陈嘉庚在延安还见到了不少南洋华侨学生，并从中得知延安“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至各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当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五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也”。
陈嘉庚回国前曾是坚决的“拥蒋派”，甚至宣称“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然而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比较观察，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在回忆这段短暂的经历时说：“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延安之行，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毛泽东，陈嘉庚感到找到了中国的“救星”：“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战后中国：“民主非流血不易得”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与毛泽东谈起国共摩擦之事，曾希望中共“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允，表示中共对国民党决无恶意，衷心期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争取抗战胜利。返重庆后，陈嘉庚又与蒋介石谈起国共摩擦事，不料蒋大骂共产党道：“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绝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这令陈嘉庚对国共关系前景深感忧虑。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仍时刻关注祖国的命运。1946年春，当许多民主人士寄望于国民党“还政于民”时，陈嘉庚为菲律宾《华侨导报》题词道：“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如天，忧心如捣！”随后，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民主非流血不易得》一文，指出：“若希望国民党贪官污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与虎谋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不久，全面内战爆发。陈嘉庚于1946年9月11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等，“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为了更加有力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陈嘉庚还在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由胡愈之任社长，夏衍任主笔，陈嘉庚并不断地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和演讲词。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于5月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盼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迅速建立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利益”。10月1日毛泽东复电陈嘉庚表示感谢，并希望对于召集新政协的各项具体意见“随时电示，以利进行”。
1949年初，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展开。在毛泽东的邀请下，1949年5月5日，陈嘉庚和庄明理、张殊明等人乘坐“国泰”轮离开新加坡，正式启程回国。
6月7日，陈嘉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往香山双清别墅拜会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两个跟六月有缘，在延安见面是六月，在北平见面又是六月，六月里有花香，有清风，真是好时节呀！”当晚，毛泽东与陈嘉庚共进晚餐，话题转到新政协上来：“现在新政协正在筹备，群贤毕至，陈先生不能不参加哟。”陈嘉庚却犯难了：“我老了，不懂政治，又不会讲国语，参加了也起不了作用。”周恩来劝道：“建国是大事啊，您德高望重，华侨的首席代表你不当，能请谁来当？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毛泽东也劝道：“陈先生现在讲闽南话，我讲湖南话，不是交谈得很好吗？心通胜于言通啊！”陈嘉庚被说服，答应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陈嘉庚作为华侨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9月21日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推举为华侨组的召集人。在这次大会上，陈嘉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秦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