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兵团血战长津湖缺少棉衣真相

一、 毛泽东、彭德怀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团入朝的决策是否有误？

对于九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九兵团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对我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九兵团用于东线。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九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由九兵团负责，因而建议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彭德怀十一月六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前线。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九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至于有人认为彭德怀调九兵团入朝出于“好大喜功”，“如果9兵团在东北整顿一段时间再入朝，接收了华东送来的冬服，以及东北军区补充的汽车、弹药，长津湖战役将打得漂亮得多”，实际上，即使是象当时九兵团如此仓促地向朝鲜出动，时间也是非常紧的。大兵团行动，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九兵团20军11月15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7军17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美军23日已经到达长津湖地区，占领柳潭里了。如果志愿军九兵团要等冬装配齐，补充汽车弹药再出动，那仗也就不用打了。

从美军行动来看，如果九兵团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用来补充冬装，先头两个军也还勉强能赶上。两天时间，冬装虽然仍无法配齐，但如能补充部分鞋帽手套，也会使部队减轻受冻的程度。但战场准备工作时间减少，可以说各有利弊。从事后看，也许还是应该稍缓两到三天如朝。据《谢有法将军文辑》记载，宋时轮过江之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

二、九兵团的棉衣应该由哪一方面准备？是否准备好并且前运了？为什么九兵团出动时部队只发薄棉衣？

据八月二十六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二十四万套，华北做十万套。其它如华北后勤部负责四十万件棉背心，十六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绒裤，三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棉大衣，六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七十万双，毛棉帽四十万顶。华东并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十月十八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二十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五万套”，并在十二月份完成。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五万套，且时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结果由总后勤部发电华东军区，要求“由华东负责即补充发齐棉衣、棉被”等，东北则负责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和棉皮鞋，且因时间赶不及，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鲜补充该兵团。周恩来在总后报告上批示须于十一月内补充完毕，不能延至十二月中。此时距九兵团出动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要求华东完全负责九兵团的棉衣，就算陈毅是神仙，也来不及变出十五万套棉衣来。

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空了。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据说也有未领者。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粮食由辑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军汽车损失很大，兵
后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十一月十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实际只有110辆。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其它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去战斗力）。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来到手”。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因此，对九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至于九兵团所发的棉衣应该加厚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后勤部的人岂非吃干饭的？难不成真的比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业余网友还简单？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张令彬汇报时就提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但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冬装，也太不方便了。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

三、冬装问题的责任究竟谁属？哪些是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主观上可以避免的问题？

根据以上所列出的有关九兵团冬装问题的资料，责任问题应该比较清楚。首先，从事先的计划调度的角度看，总后勤部对棉衣问题不够重视，未能抓紧，是有责任的。因一开始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归东北、华北解决，当时估计九月十五日以前可完成三十四万套。而到十月底却发现有四十万套的大缺口，不能不说是总后计划以及执行中存在问题。由于对战争规模以及紧迫性的估计有误差，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区各完成五万套棉衣，且时限定在了十二月。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已经北上了，又转而紧急命令华东给解决棉衣，当然是赶不及的了。张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准备会议上，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由此，华东军区后勤很自然地认为部队只需配发普通棉衣，到东北后可领棉大衣等装备。而东北军区后勤则只有棉大衣，没有棉衣的充分储备。此后，当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张令彬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指责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此次宋兵团来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不健全。”从“以后”两字，可见此前并无“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之命令。既然如此，华东军区依照张令彬所建议的只配发普通棉衣，等到达东北再补充装备的做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华东军区所应该负责完成的棉衣、绒裤和棉鞋是否就近装备了九兵团，因缺乏材料，无法确知。但从供给制度上来说，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如果没有中央的指示，华东军区无权就近将物资直接分配给华东的部队。道理很简单，战争需要高度统一地进行调配，如果分配给各大区的任务，各大区有权自由分配，那么计划任务就行同虚设了。

其次，志愿军后勤二、四分部在物资前送问题上也有一些失误。九兵团的粮食和被服等物资虽运到铁路终点，但分发各军工作效率很低。除客观原因（后面再谈）外，主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预见性不够，事先没有调查运输线长度、道路情况、运输能力、部队需要，遇见麻烦再解决就来不及了；另外四分部在战役开始前，应抓紧向20军运送粮食和冬装，但因机关不健全，运力弱（只有五十台跑长途的好汽车），结果失掉机会，不得不后赶；运输无计划性，有的东西送上去没有用（如重炮炮弹等），有的运输行程计算一天可到，实际上因防空等原因来回需四至六晚，等等。

九兵团及所属部队对防寒缺乏经验，有的态度麻痹，也是主观上的问题。如有的部队干部随便说朝鲜不冷，不会过（鸭绿）江；有的部队（如20军60师）将东北补充的（六千余件）棉大衣留在地方（辑安）上，都是主观上不够重视的结果。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以及战局的急剧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军，志愿军后勤工作面临的客观上难题很多，有些不是靠个人或主观能动性就能解决的。比如运输能力问题，旧中国不能生产汽车，全靠进口。当时从苏联定购的汽车虽然到的速度不算慢，但仍赶不上战争进程；反复拉锯造成的无法依靠就地补充的问题；美军的毁灭性轰炸导致的运输损失问题；部队的临时紧急调动造成的后勤跟不上的问题，等等，这是无法从个人责任的角度去追究的。

四、志愿军和美军在后勤供应方面的巨大差异。

对照美军陆战一师长津湖作战的后勤供应情况，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存在物质上的巨大差异。根据总后勤部所编《外军后勤战例选编》中“美军陆战1师长津湖、兴南地区战斗后勤保障”以及《后勤战例选编》中“志愿军第27军长津湖地区进攻战斗后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资料，以汽车运输能力来说，美军陆战一师汽车运力达10个汽车连，由古土里撤退时，部队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即高达1400辆，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志愿军27军四个师、一个炮兵团，共四万八千多人，仅一个汽车连（汽车四十五台），以及依靠畜力的大车（八十二辆），剩下的就得靠人背了。另外，陆战一师可广泛采用空运补给方式，空运对象可达到连级（如对防守德洞山的连队，空投补给三次），其伤病员可由空运方式撤退，飞机后送伤病员达4500人，极大地减轻了突围部队的负担。美军除进行防冻训练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资保障。陆战一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装备受冻损坏、汽车不能发动，规定隔一段时间射击一次，汽车发动一次。有肉、豆制成的熟食罐头（C种野战口粮），甚至有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罐头（B种野战口粮）供应。一线美军即使无法及时得到食物，当送来的已经冻结无法食用的食物时，还可以靠身上的厚衣服捂暖再吃，而穿着单薄、暴露野外的志愿军战士看着好不容易送上来却冻成冰无法食用的粮食，就只能流泪了。由此可见，美军的防寒能力，许多条件是志愿军根本无法具备的。但即使如此，长津湖之战美军非战斗减员仍高达7313人，其中大部分是冻伤。

五、九兵团冻伤减员人数。

由于前述冬装问题，九兵团刚入朝就发生严重冻伤的情况。据十一月十日27军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给高岗、贺晋年并报军委的电报，自临江出发就发生手足冻伤、不能行走五百余人，还冻死两人。先头20军更惨，某师到战地三天，就冻坏二千余人。战斗开始以后，因部队白天黑夜均在野外，且缺乏粮食供应，冻伤人数急剧上升。十二月八日宋时轮向彭德怀、毛泽东转报谢有法（兵团政治部主任）在27军的调查电报，称：“部队减员很严重。以七十九师为例，于三日至七日止，一个师除战斗伤亡二千二百九十七名外，冻伤送后方者二千一百五十七人”，九十四师有营长及连干部被冻死，二八零团团长和参谋长冻失踪。十二月十一日宋时轮在“第九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中称，部队入朝后，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有米也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战士）体力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是每夜下雪，衣服普遍透湿，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得严重现象。该检讨中举例，某师某团某连，除一个掉队与一个通信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采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察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宋时轮认为“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应由职负主要责任”。

据有关军史，九兵团各军二次战役伤亡人数如下：

20军除牺牲外，受伤人员高达1.7万余人，其中冻伤1.12万余人，占全部伤员的60%以上，全军军减员2万余人；
27军战斗减员8339人，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10588人；26军减员1.5万余人，其中冻饿减员9000余人。

据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的文章，整个部队冻亡及冻伤入院人数达19000人，加上因冻失踪或掉队人员近9000人，非战斗减员一共在3万人左右。九兵团后勤部长官宗礼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汇报中称，（九兵团）总共冻伤和战伤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人，其中战伤的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冻伤的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人，死亡七千三百三十二人。这里“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人”的总数和后面的战伤、冻伤数字不符，录存备考。

六、对九兵团发生冻伤严重情况以后，彭德怀的处置是否得当？

就在宋时轮十二月八日将27军减员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彭德怀即发去电报，表示：“七十九师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其他各军、师想大体相同，十分悬念。除力促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速解决当前战斗（如吃不消可放走一部）。越过黄草岭数十里南，即较黄草岭北温和得多。围敌一部，打援计划，应即停止进行”。显然是受到了彭德怀的督促，十二月十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即上报了具体解决九兵团后勤供应问题的计划。

由此可见，彭德怀对九兵团发生的后勤跟不上，饥饿冻伤严重的情况，处理是迅速负责的。以改变打援计划，不惜放走敌军为代价，以求尽快解决战斗。当时东线的部队既不可能回撤几百公里到后方休整，也不可能待在原地继续忍受严寒，在胜利在握的情况下，前出几十里到暖和一点的地方休整，是唯一可行的处置，也是正确的处置。

十二月三十一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楼适夷、谢宁的战地报告称，（九兵团执行彭德怀的命令前出后）部队饿饭情况，大致已不存在，以前越是前方的部队越困难，现在在黄草岭以南的二十六、二十七军一部，因当地有朝鲜人民军过去埋伏的粮食可以取给，可无问题。 由该报告亦可证明彭德怀处置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