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我去看望于伶的夫人柏李，她送給我一本《于伶詩抄》。雖然，于伶著名於世的是他的戲劇和電影劇作，如話劇《長夜行》、《七月流火》和電影《聶耳》等，但他童年時就讀了很多古典詩詞，也一直進行著詩詞創作的實踐。在這本詩詞選中有兩部分是重點：一組是懷念潘漢年的，另一組就是獄中詩抄。從這些詩中可以體會到具有堅定信仰的于伶，“文革”中蒙冤入獄後仍然百折不撓的精神氣質。其中有一首詩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玫瑰》
不意此獄窗外，亦多此花，香飄囚室，感慨時予已系獄五曆春秋，百次審訊，何仍迷離，忽悟及陷我者，恚憤！
寂寂獄中聽子規，玫瑰何苦惹遐思？
斯人坦蕩甘憔悴，有鬼畫皮抹粉脂！
聽于伯伯生前說，在北京秦城監獄的九年牢獄生涯中，關的是單人牢房，房內只有一張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寫“交待材料”時，才會由管理人員送進一張小學生用的單人課桌供使用。
在于伶關押期間，由於“犯人”的特殊地位，實行單獨放風制度。放風地點設在牢房外的一塊平地上，一道長牆將平地隔為兩半，牆兩側隔成小格。看守站在高高的中牆上，可以將兩邊格子裏的情形一覽無餘。犯人被一個一個地單獨帶出來，一人一格，隔著高高地隔牆，誰也看不見鄰里，更無法講話和交流。他常年一個人，便以在心中寫詩度日。在心中寫就的詩，又時時在記憶中背誦。一直到出獄後再憑著記憶把它們寫下來。
讀了《玫瑰》，我一直在琢磨，獄中的于伶恐怕很難有機會看見囚室外的玫瑰，因為囚室的窗往往開在高牆上，能遠眺的除了浮雲，還有的就是遠方的天空。那麼也許于伶詩中的玫瑰，便更多的可能是他心中的一種夢想，一種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于伶是在1966年8月入獄的，入獄的原因就不能不說到江青了。文革剛開始，江青就想到了報私仇的機會到了。根據審判江青時揭發的材料，她和葉群策劃了對上海一批文化名人的秘密抄家。是江青主動去找葉群，對葉群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要打倒的壞蛋統統打倒！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去整他們。我的仇人，我也告訴你，你想辦法幫我去打倒他們！”
如果不是有歷史資料記載，簡直不敢相信這位標榜革命的江女士，說話會這麼赤裸裸，連起碼的遮羞布都不要。
而江青提到的仇人中就有上海電影界、戲劇界的幾位名人。如鄭君裏、周信芳、于伶、陳鯉庭、趙丹、顧而已、童芷苓。所謂仇人，說白了就是這些人對江青解放以前的情況有所瞭解，對江青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灘演藝界的緋聞耳聞目睹了，其中有些人還收到過江青的或者是與她有關的一些信件。
譬如鄭君裏導演在上海解放前夕，就收到江青的前夫唐納從香港寄來的信。信中提到一大批文化界名人離開香港回到解放了的北京、上海等地，可是他卻再也無緣回上海了。唐納說：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阿蘋（江青），我曾經為她出走幾乎自殺；沒有一個人比我更瞭解她，她心狠，她什麼都下得了手。
而于伶是在1935年在上海擔任左翼劇聯負責人時就認識了江青。當時于伶對這位來自山東的青年演員是寄予過希望的。知道她演過戲，對於她在台下的一些花邊新聞，也沒有太計較。可是也聽到過她曾經被捕和自首變節的消息，甚至還為慶祝蔣介石壽辰公開登臺演出過。
解放以後，于伶擔任上海文化局局長，江青第一次到上海來就沒有忘記召見他。可是這次召見不是為了敍舊，而是來顯示她不同往日的威風。
“于伶同志，對了，你現在不叫尤兢了。多年不見了，你沒有忘記我吧？”
“哪里，哪里？你離開上海十多年了吧？”于伶曾有一次對我說，事後他真後悔自己的記憶這麼好。早料到後來的文革，就應該裝得對什麼都不記得了才好。
江青說：“從1937年去延安，再沒有回來過，一晃十多年了。我真想上海，想上海的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沒有忘掉我吧？”
“沒有沒有。”于伶敷衍道，“大家常常想起你。”
“是嗎？他們都好嗎？我今天請你來沒有別的事，老朋友敘敘。另外也向你這位文化局長瞭解一些老朋友的情況。”
於是江青逐個地詢問所謂老朋友的名字，看似隨意，卻總離不開那幾個名字。于伶暗底裏佩服她的記憶力，都十多年前的人和事，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于伶必須字斟句酌地回答問題，什麼該說，什麼又該回避。還要儘量回避某些人的名字，譬如唐納。生怕引起江青的猜疑。
從那以後于伶沒有再見過江青，但是于伶知道江青的記憶太好，她不會忘記上海這批瞭解她的文藝界名人。只是沒有想到她的心胸會如此狹窄。
江青對葉群把話說白了，沒有一點掩飾。她說有一些過去的資料在那些人手裏，他們會拿出來造謠、搗亂，甚至會落到敵人的手裏，所以一定要找到手燒掉。特別是有一封信，一封重要的信落在電影導演鄭君裏的手裏，一定要弄回來。
於是一次准軍事行動開始策劃。葉群把江青的意思傳達給了空軍司令吳法憲，再由吳法憲佈置給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最後由江騰蛟組織了一支抄家突擊隊去執行任務。
于伶的家被抄了多次，最後一批抄家者光臨的時候，于伶已經被捕了。逮捕證上的號碼為“文字0002號”。0001號是誰呢？想到自己不是一號，也是二號，于伶不知作何感想。
不過確實暗中有一隻巨人的手在保護著于伶，他很快就被從上海轉移到了北京秦城監獄。後來才知道，是周恩來總理採取的保護性措施，周總理列了一個名單，將一部分著名人士轉移到了秦城，以避免在外受到傷害。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附近。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曾關押過滿
清要員、國民黨戰犯。
秦城監獄建於一九五八年，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助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與國防建設的產物。當時，蘇聯與中國訂立的援建項目共有一百五十七個，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監獄。但因秦城監獄屬秘密項目，對外不公開，所以外人只知道蘇聯援建的項目是一百五十六個。
居住在秦城監獄的犯人，除文革時期被折磨死的，沒有“死刑”。這大概因為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可謂之“秦城春秋”。 由於中國歷史的風雲變幻，自秦城監獄有史以來，進進出出的犯人情況的千差萬別，所以，在秦城監獄的高牆深獄裏，埋藏著無數動人心魄的故事。無數被囚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既令人唏噓，又使人深思。
于伶的獄中詩就是“秦城春秋”中珍貴的一部份。
1975年5月15日，于伶被釋放出獄了。但是不幸的是，與于伶一起被江青列在黑名單上的周信芳、鄭君裏和顧而已都已經在“文革”的殘酷鬥爭中先後離開人世。
對於自己的重獲自由，于伶以小詩《結論》記之：
秦城乃秦代築城抗禦胡人之地，現代化，規模大，如城堡。1975.5.15結論正式簽字，發給了刮鬍鬚刀與鏡。攬鏡自顧：自己廬山真面目--政治面目，九年始得見，不禁失笑！
秦城曾立抗胡旗，囹圄生涯九載羈，
一紙結論歸去也，捫須攬鋻笑如癡。
夏衍對于伶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閉上眼，仿佛可以看見一條漫長而艱險的道路上，一個怯弱可又是那麼悲壯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態，顛躓、挫折、無情的嘲笑、一時的迷失，荊棘刺傷他的肌膚，崎嶇磨損他的腳底！可是他摸索著，行進，沒有絲毫的後悔。”
如果不說這段文字來自夏衍1941年的《于伶小論》，我真以為是對于伯伯建國以後生命歷程的描述。
這也是我所見，所親身體會到的一個活生生的求真者和求美者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