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潜伏者

一口气每天只吃一顿只睡一觉看完了《潜伏》。还好还好，只有３０集，如果再有续集的话，肯定变成比黄花还瘦的乌眼女人。导演已经说了，完了，没有续集。但是众人却是满腔热情，除了牺牲的左蓝，另外一男二女的子孙都有了职业和配偶。我也凑个热闹，来个真实版的，绝对绝是虚构地真实。

余家伯伯和余家姆妈有四个子女，大儿子在武汉工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插队，小儿子阿四头在工厂做工人。阿四头最象余家伯伯，用上海话来说，就是那种“三拳头打不出一只闷屁”的老实人。最老实之处在于，每当余家姆妈用苏白在厨房骂山门，一老一小两只四眼缩在房间里，响也不敢响。

他们住在整幢房子底楼的两间。大房间是客厅兼书房兼子女的卧室，阿四头每天顶着壁炉睡觉。小房间是原先的厨房改造的，权当饭厅和主卧室。烧饭是小房间外面贴着门搭建出来的违章建筑。最最奇怪地是厕所，在花园的一角，而且整幢房子的人都是捧着痰盂罐横穿花园往抽水马桶里倒入内容。

之所以了解的那么清楚是因为余家姆妈和我奶奶在解放初期的教师培训班结下了金兰。据我奶奶讲，那时候她和爷爷都没工作，家里长久靠典当过日子，很困难。他们家，余家伯伯工资很高，条件不错。余家姆妈大概觉得像我奶奶这种人过这样的日子是苦得不得了，所以常常帮我奶奶。

中午吃饭带很多菜，一定要给我奶奶吃一块大排骨，有时会拿出一小包点心硬塞在我奶奶的包里。人穷志短啊，我奶奶只能接受。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奶奶分在小学，余家姆妈却分在幼儿园烧饭。从此，经常是我奶奶下班以后到她家弯一弯，拿白色搪瓷杯装甜豆浆。余家姆妈之所以没有做老师，是因为她不识字。

我很小的时候，每次余家姆妈来，总听见我奶奶劝她“算来，介许多年数过去了，侬弗要再骂来。捺余先生是老实宁，侬也要拔伊一眼面子。”余家姆妈则还是三不罢四不休地用苏白念到“啊呀，鹅徐是气伐勾呀，鹅徐是要骂该只贺狸精”。当时真的不懂两个老太太在说什么，现在想起来，余家姆妈嘴里的“贺狸精”应该是余家伯伯的晚秋吧。

再来说说余家伯伯，从我有印象开始就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好像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话，还有就是，即使在家里他也是穿的笔挺。夏天去他家也是长裤，背心加短袖白衬衫，脚底下是袜子加拖鞋。我奶奶还是老派叫法，讲一句“余先生今朝来了屋里啊”，他就两个叠音字“哎哎，坐坐”，然后到小房间就再也不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余家伯伯，本事却了得。毕业于东吴大学，在民国政府的上海社会局搞经济政策一类的事情。其实，读书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余家姆妈听她自己说，是苦出身。十几岁时候，家里没饭吃，就跟着大人去盗墓，苏州附近多是有钱人家的墓地。这样两个人显然不会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虽然他们外貌上很般配，男的相貌堂堂，女的沉鱼落雁。

余家姆妈连狐狸精这种事情都讲给我奶奶听，但是对于她和余家伯伯如何结婚却只字未提过。老上海人的规矩，人家不说是不能问的。不过，我奶奶却老早就知道，余家姆妈也是共产党员。她们两个人之间纯粹是女人之间的交往，不涉及信仰和组织。特别在文革中，应该说两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余家姆妈在我奶奶面前却从来不说，令人尊敬。

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之后，余家伯伯有了用武之地。那时候虽然已经退休，也被组织上挖出来派到深圳。余家姆妈也跟着去了，还是老本行，在银行职工食堂烧饭。那段时间，她经常给我奶奶写信，当然是余家伯伯代笔。那信也是老式的，竖行左起，余家伯伯的硬笔字里看得出书法功底。内容倒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小菜多少钱一斤啦，蚊子交归多啦，在中英街帮阿四头买了一件体恤衫啦，很像余家姆妈的口气。

到了九十年代，也许任务完成了，也许老了干不动了，反正他们回上海了。哦，对了，我一直是叫他们余家阿公余家阿婆的。余家阿婆晚年最起劲的一件事情就是帮身边的青年未婚男女牵线搭桥。当然，给我也搭过一两次，未果，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去他们家了。

不看《潜伏》是不太会想到这样一对老人的，他们灵魂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他们曾经的故事没有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