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１年上半年，我国有四个运动。上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继续进行。这三个运动，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镇压严重危害社会的反革命分子，归根结底是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５月间，突然杀出一个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运动。跟上述三个运动的作用不同，这个运动对事物的性质估计不很准，上纲又高，且言词粗暴，开以后对思想问题作政治批判的先河。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带头上纲定性，甚至发号施令，做了党报不该作的一些事情。
武训，山东堂邑人，生于１８３８年，死于１８９６年，出身贫苦，及长立志兴学，靠行乞并稍后的收租放债，办了几个“义学”，受到清末封建统治者的表彰。其后半个多世纪，誉之者多，毁之者少。著名电影编导孙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开始编导电影《武训传》，歌颂这个有争议的人物，１９５１年初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公映。最初一段时间，许多报刊肯定这部电影，赞赏主人公武训，甚至把他誉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不久批评稿件增多，双方争持不下。
对于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在自由讨论中克服错误的意见，发展正确的意见。可惜这个运动始终是文艺批评其名，政治批判其实，为以后连续不断的类似运动创造了一个很不成功的模式。
党报，由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的极大威望，在我国领有远远超过一般新闻媒介的影响。但在批判《武训传》过程中，人们感到党报不适当地运用了这种影响。１９５１年５月以前，《人民日报》基本没有登过赞颂《武训传》的文字，在这场大批判中因而处于说话方便的地位。５月１６日，转载了一位名家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从题目看，已经不是通常的文艺批评。报社在文章前边又加了一篇大号字体的“编者按”，文长四百多字，俨然是一篇不短的评论，直接提出《武训传》“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者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纲”上得够高了。隔了４天，即５月２０日，著名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读者见面了。此文是由名家起草，毛泽东同志审阅并加写和改写了主要几大段。作为他的著作，在十年内乱期间重新发表，后来收入“毛选”五卷。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所以“应当展开《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社论给武训定性，接着给《武训传》定性：“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丑恶行为）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首次提出：这表示“资产队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在我们社会里，“反动宣传”四字分量多重，大家是很清楚的。
这篇社论的版本，人民日报和“毛选”不同，前者多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共四十三篇，列出文章题目、四十八名作者、报刊名称和登载日期，几乎占了社论的一半篇幅。新中国建立以来，一家报纸以社论形式“将”几十家报刊的“军”，我不记得还有第二次。
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先重复这篇社论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以不是报纸常有的口吻说：“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组织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也是同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版登载两篇检讨文章，基本是表态性质。当然也只能表示一个承认错误的态度，因为文章跟社论同日登载，作者拟稿时还未读社论，当然难以同社论的精神衔接，所以两文前的“编者按”不客气地说：“这种自我批评是需要的，虽然他们的检讨还极不深刻。”接着再一次提醒：“对《武训传》电影及其他有关武训的各种著作中的错误观点，必须进行一个全面的、有系统的、深入的批判。”
压力虽然很大，还是有不同的声音。５０年代初期的政治气氛毕竟不同于５０年代后期，更不同于十年内乱时期。虽然有社论的明确定性、“编者按”的多次加码，使人不能不考虑这个批判运动的“来头”，有人还敢冒“大不韪”，公开表示不同的立场，报纸还能发一些这样的信。５月２９日，《人民日报》登载一篇相当长的“读者来信”，对某些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文章、检讨文章提出意见：“我认为，讨论和检讨，不应把《人民日报》的社论或发表的几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重复一遍。”“我们应该把问题本身仔细地研究清楚。”“我们过去的缺点就在这里：对待一个具体问题，一个具体事件，一个具体人物，常常没有认真地思考、研究、分析，这是值得我们在讨论《武训传》的过程中及今后注意的。”６月１日，“读者来信”栏又登载六篇来信，并加“编者按”说：“今天所发表的，是一部分对本报社论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我们认为，武训和《武训传》问题的讨论，目的既然在于解决思想问题，就应当采取发展讨论追求真理的方法，就应当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被讨论的机会。”顺便说一句，上述来信和按语能够出现，孙瑜在当时虽然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未被定为什么“分子”，也未停止工作，这都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宽舒的，可惜没有持续很久。
大批判运动发展很快，有些地区开始采取某种组织措施。据人民日报载：有个城市的领导机关要求这个思想运动“必须普及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有个城市的文化局党总支“要求全体党员重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第一周“阅读研究有关文件材料，听取负责同志的启发报告，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认真的、虚心的，老老实实的检查，然后在小组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周“在全总支范围内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检查”；第三周“各支部负责审阅研究同志们的书面检查报告和小组纪录，并将结果在支部大会公布”。这似乎就是以后广泛运用的“人人过关”的方式。
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内容不厌重复的批判文章，被点名的报刊的自我批评，有关责任者自觉或被动检讨，领导机关指令的号召和规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态和行动……一时形成巨大的思想声势。《人民日报》没有“负担”，相当主动，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５月下旬到８月底，先后登载关于武训、《武训传》、《武训画刊》（李士钊编，孙之催绘）的稿件１８０多篇，包括评论、论文、检讨、来信、调查报告……各种体载的文字应有尽有，其中不少万言巨论。
报社为帮助编辑人员认识这部电影的问题，公费购票要大家观看。我也躬逢其盛。上下两集，几个小时，看得昏头胀脑。多数人感觉不是好影片，拉杂，松散，武训时不时下跪、磕头的奴才相惹人生厌，但是一时看不清社论阐发的那些严重问题。组织过几次讨论，大家知道“精神”来自何处，都表示看了电影获得感性知识，决心再次学习社论，提高思想认识。由于多数人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宣传，说说也就过去了。
不久，批判升级，名人上阵了。过去曾经作文、讲演赞扬过武训的，半是检讨半作批判；没有这种“包袱”的更加理直气壮，敢于上纲。武训的帽子越来越多，“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帮凶”，“反革命”，“封建僵尸”，“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封建主义的毒素”，是“实行西太后的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等等。电影《武训传》则被有的论者说成是“对新中国的挑战”。如果不是读烂了书的，恐怕记不得这么丰富的名词。人们选帽子都注意尺码，大了小了都不好。武训那么多帽子，有些也许是合适的，有一些，例如几个“最”，恐怕把他看得太高了。说一部电影是对国家“挑战”，它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人民日报》从７月２３日开始，分六天连续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分五部分，约四万五千字。这是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的作品。三人执笔，李进即江青排名第三，实际由她主事。调查结论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调查记”，在各个部分都改写，还加了一些段落。参加过调查的一些人事后说：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证实５月２０日社论作的结论，所以事先就通过当地组织提醒被调查者，“（对武训）就拣坏的说。”以致一些被调查者十分不解地问：“怎么土（地）改（革）刚刚斗罢地主，现在又斗武训？”这个调查记实际为这次大批判作了结论。一位文坛泰斗、政治名人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中写道：“读了这篇《武训历史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不要说再提不同意见，即使不“深自检讨”，都是“存心反动”，“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不怕这顶帽子？此后一个多月，虽然还出现一些关于此事的文章，都是总结性、教育性的作品了。
这就是批判《武训传》树立的模式：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事先定调子，选靶子，通过组织发动，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以预定结论定于一尊。以后对于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从运动的领导来说，大体上都是沿袭这个模式。这些运动声势大，火力猛，很难出现不同意见。它可以逼人缄口，不大容易令人心服。批判《武训传》初期，还有些人敢提出一些问题，报上也能登出，当然不可能得到解决。像读者提出的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与效果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不仅未得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还造成了新的混乱。
多年来，解决动机与效果问题，一般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述：“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有些参与《武训传》讨论的人坚持认为，武训行乞办“义塾”，客观效果即使像多数论者所分析的那样不好，他兴学的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坏。在批判运动将要结束时，有位名家写总结性文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动机本来是主观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不少人认为，社会现象十分复杂，这个公式未能说清楚武训行乞兴学这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更不要说比这复杂得多的问题了。我对此有同感。有些事物，例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从经济上说，它把我们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沿；从政治上说，它极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和形象。如果简单地照上述公式办事，以客观效果检验主观动机，那怎么得了！几十年来，这个公式不知误了多少人、事。看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
批《武训传》这样的运动，晚解放区的文化、学术诸界人士没有见过，在老解放区经历过整风、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作风）等运动的干部也没有见过。它的消极影响，在人们心中长期未能消失。但我觉得不能说它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例如，５月２０日社论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武训，提出了若干深刻见解。这对从来没有接触这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人，不能不说是有益的提醒。
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一篇花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批判（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同志当时分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的话传达了党中央对１９５１年批判《武训传》运动的权威看法，是对那次批判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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