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让子弹飞》是按喜剧片打造的贺岁新片。尽管制作者用夸张、荒诞的手法营造出的喜剧效果并不像其宣传的那样让人捧腹，但也的确颇具娱乐性，符合贺岁片的大众口味，也符合电影的商业要求。但如果我们仅看到这个喜剧性，那该片就与冯小刚的诸多贺岁片沦为一个档次，仅具娱乐性。好在《让子弹飞》有太多的寓意可以解读，而且其寓意一再被挖掘，才让观众不仅仅被娱乐了两小时，还引起一些思考，并对某些难以言表的深意怀有共鸣。
按戏剧理论，悲喜剧的划分主要看结局。《让子弹飞》中，张牧之最后为六子报了仇，快意恩仇，应该算是喜剧。可影片结尾，麻匪张牧之那孤独的身影，却无论如何让我无法与喜剧联系在一起。戏剧的结局有时要从人物的最后命运来推敲才能分出悲喜剧。在《让子弹飞》中，主角张牧之最后的命运并不是喜剧性的。在革命胜利后，张牧之反倒更加孤独，对未来、对命运和革命的意义都处在迷茫之中。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姜文那张一贯僵硬的脸才看起来与剧情很贴切。
《让子弹飞》被观众解读出很多寓意。这些寓意不见得都是原作者和导演蓄意安排的，有些应属于观众的联想。如今要想暗讽中国的现实简直太容易了，因为中国被禁止的太多，敏感词太多。任何一部电影都可做这种联想，连美国的《阿凡达》都能被观众解读为反拆迁电影，而本来就充满寓意的《让子弹飞》被过度解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依我看来，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隐喻就是对革命的失望。张牧之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之所以落草为寇，是缘于对革命的失望。因为理想的破灭和对革命的失望，转而一心赚钱。如果说这部电影充满寓意的话，这也应是一个寓意。如今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普遍犬儒化，正是理想破灭，灵魂无依造成的。六四之前一些活跃的自由主义精英，在六四之后，转而一心向钱看，成为推动腐败事业的生力军，也是同样一种思想造成的。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脆弱和不真实的，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那种越挫越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坚持理想不仅需要坚定的思想，还需要坚定的意志。
影片有两个主要线索贯穿始终，一是做了县长的麻匪要站着挣钱，二是要为干儿子六子报仇。站着挣钱是如此的不易，使麻匪明白原来县长并不是一县之主，那个黑恶势力的代表黄四郎才是真正的一县之主。于是，张牧之为了站着挣钱和为六子报仇，不得不首先除恶打黑。这颇像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所透露出的那种无奈和不得不为之的心态。
一起抢钱和革命的生死弟兄，在革命胜利后，都奔去浦东，去过自己的舒服日子了。只留下一个张牧之—一个理想的革命者，孤独地沿着铁路线，慢慢地走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思考什么呢？也许是革命的意义吧。
社会的进步是在妥协和和解中取得的，这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矛盾解决方式。而暴力革命即使能换来暂时的进步，其代价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暴力革命往往换来的是又一个专制和独裁的政权，使得充满激情的革命往往变成又一轮循环的开始。因此，我是主张用改良和渐进的方式争取中国的进步的，而改良是否能够实现则取决于权力阶层和强势集团是否具有妥协的智慧。
以往的历史显示，革命似乎成了改变自身命运和中国国家命运的唯一选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如果说不是中国的宿命，谁又应该为这个命运承担责任呢？难道说要整个民族背负这个愚蠢和不智的罪名吗？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中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直到今天其公民仍然没有享受到孙中山先生所宣称的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有的政治权利，共和国所应有的宪政政府依然没有实现。这一百年来的前七十年，中国一直是处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折腾中，社会矛盾的解决一直靠的是枪杆子和群众运动。虽然这三十年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折腾，但解决社会矛盾的思路依然没有变，还是依靠枪杆子，靠的是让子弹飞。如果这个思路不变，那现在的稳定只能说是在动乱之间的苟安。戊戌变法的七君子之一的梁启超曾经有个预言，说中国如果不走宪政改良之路，而取革命之路，则中国难免要有二百年的动乱之灾。现在一百年过去了，但愿他的预言别成为现实。
革命毕竟是无奈之举，走武装斗争之路也是被逼的。当年如果蒋介石不武力镇压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走武装斗争之路。走和平路线的陈独秀也就不会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下台。所以说，在决定是否革命的问题上，当权者和强势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毛派势力已从网上走向社会，大有再度革命的趋势。可这怪得了谁呢，执政党既无自我约束能力又拒绝政治改革，那只有把人们逼到革命的路上了。如果把这仅仅归于我们民族的劣根弱智是不公道的，但说这是权贵们的愚蠢却绝无半点夸张。尽管这些精英个个智商非凡，绝顶聪明，但在大事上却一直犯糊涂。这归根结底是良知被物欲蒙昧，大道尽失的缘故。没有良知，谈何智慧。
精英仅有智商和学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儒家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做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起码也要懂得有所节制和自省。记得有一次在国内看电视，一个英国的海归解释西方精英和精英意识的概念：精英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群人，而这些占社会不到20%的人要有为余下80%的人服务的意识才可称为精英。我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如果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只是为自己谋利，那他的学历再高，也不配为精英。
如果说整部电影都融在一种喜剧氛围内的话，那最后一个场景却是笼罩在悲剧氛围中。天上一只孤鹰在翱翔，地下一匹马一个人踽踽独行。这时，一列插着红旗的马拉火车从张牧之身边飞驰而过，车上的人在说：上海就是浦东。如果说这样一幅画面不具寓意的话，那只能说是我们在装傻。
由于情节和寓意的关系，使该片中演员的演技显得并不重要了。除了葛优，我看其他那些角色什么演员演都不会太影响影片的效果。这是一个剧情盖过演技的电影。
《让子弹飞》中的很多情节的确让人易于联想到当今的中国，而主人公对前程的迷茫也多少反映出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迷茫和担忧。
一个靠让子弹飞来解决内部矛盾的民族是一个悲剧的性的民族。同理，一个靠让子弹飞来解决民族和国家冲突的世界则是整个人类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子弹飞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