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国人的“素质”，“从我做起”是个不错的口号，但是所有的口号都要以“如果”为基础，“如果大家都能……”。所以，任何口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等等，等等，“如果”大家都能“从我做起”，中国从孔夫子时代早就步入文明世界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道德日益沦丧？人性逐渐泯灭呢？虽然有不少人的确在“从我做起”？
总体而言，我不反对“从我做起”，我自己也时刻提醒自己这样做，可是要从根本上让我们这个民族步入文明之列，“从我做起”是远远不够的。
各种各样优美动听的口号喊了几千年，一部分人也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了几千年了，可社会总体文明还是处于半开化的境地，中国人的总体“素质”还和文明世界相差甚远。问题在哪儿？
我思考了很久。开始，觉得是“皇帝”们荒淫无耻，“上梁不正下梁歪”。可是皇帝换了一轮又一轮，从最低层爬上来的皇帝如朱元璋和洪秀全们，比起被他们打倒的前辈更无耻百倍。高楼从下往上建，只有地基没有打好，梁才会歪。上梁不正决不是下梁歪的充分必要条件，如今那个当官的不是从“下梁”开始的？
是制度吗？不完全。几千年来，革新，变法层出不穷，城头变幻大王旗，封建王朝变成了“民国”，又变成了“人民共和国”，到如今的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都“全盘西化”了，而我们的社会风尚却随之一落千丈。
为什么？
“文革破坏”是一个常见的观点。如今的道德沦丧是文革后遗症。
“文革”无疑是一大罪恶，但把什么垃圾都往这个口袋里装也未免有失公允。
文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但是，这种破坏充其量是表面的，那种本质上的“忠孝”却让毛泽东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从另一方面看，“文革”的产生，其实也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而且是传统文化中最为糟糕的一种：法家。在一定程度上，“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的暴露。法家提倡互相告密揭发，忌讳聚集而居。法家把统治建立在对老百姓的高度防范和敌意基础上，而儒家又是建立在对老百姓的高度愚民基础上，因此“文革”的丑恶根源还是封建文化。
“批儒扬法”让文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施行严刑酷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控制了“道德”，所以文革期间和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国人的“道德水准”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虽然文革让相当一些人人性丧尽。即便如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那时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当然，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表面形式——文物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牌位，泥像和当今猖狂的，有组织的盗墓相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吧？
文革在理论上结束与 1976 年，可我觉得文革实际上在 1971-73 年林彪事件、邓小平复出开始重建经济就结束了。无论如何，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风尚没有出现明显的滑坡。真正的道德滑坡，应该是 89 之后，但这是 89 的过错吗？显然也不是。
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所谓的美好，和谐盛世都如昙花一现。前天出于好奇想看看陈大导演的《赵氏孤儿》，看不到一半就无法坚持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里，我没有看到一点仁爱，却充斥了杀戮，残暴，阴谋这些人性中极度的黑暗。
中国的“和谐”只有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一是遇上“明君”，有一个“好皇帝”“好君主”才能国泰民安；二是干脆饥寒交迫，性命难保，才不会有心思去整歪门邪道。文革期间和之后，人们首要任务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保住身家性命，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哪有机会“腐败”（不是没有，知青上调中的权色交易即是一例）。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就不断在锯齿形的轨迹上重复着一个个轮回——温饱思淫欲。
今天的所有不正之风，都在历史上有惊人的相似和相同。
包二奶和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换老婆之风是否“异曲同工”？
再看看鲁迅的描述：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甚么南北，甚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支，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可悲。”《「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一九一九年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诬陷，……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地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并不这样彼此漠不关心的，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地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上围观或基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 》
可见，国人的很多劣根性早就根深蒂固了，文革也好，开放也罢，不过让这种劣根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这劣根是骨子里的，精神上的，有着深深的文化基因。
著名学者 摩罗慨叹：“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摩罗还写道：“我真想面向苍天发一声追问：中国中国，究竟从哪一天起，我们的良知丧失得如此彻底，我们的灵魂堕落得如此下流 ? 可是，面对如此深重的罪恶，我们一点也不想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早就超过了制度给我们的许可与指令。……我还痛切地感到，这个民族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一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我们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我们竟然可以如此无动于衷。我们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一句‘ 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个民族的苦难。 ”
也许有人又会觉得这些话过于偏激刺耳。可是我非常赞成一个观点，我们不检查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讲责任推给制度和某一个领袖，以致众多当年的红卫兵们还不知忏悔，把一切罪恶往“林彪、四人帮”那里一推了事。如此，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历史的怪圈，中华民族将会重蹈覆辙。
再看看今天的腐败。其实，中国的腐败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当官的腐败不必说，小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是腐败大军中的一员。百姓痛恨的只是贪官，但并不恨贪污，只是自己没有贪污的机会罢了，机会一来，谁都比别人跑得快。如果有“清官”，那也只是隔着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人喜欢他，清官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在这样一个整体氛围里，个人要“从我做起”是如何的艰难！试想你回国要看病，要做生意，你不拿几个红包潜一下“规则”成吗？你和同学旧友一起聚会出游还能“从我做起”拒绝同流合污吗？你看到马路上有个摔倒的老人，你能毫不犹豫地上前“从我做起”帮助他 / 她吗？
再谈谈对服务员的态度。
我有一个观察，对待服务员，某些服务员吧，你好声好气，他 / 她却爱理不理，你非要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他 / 她才屁颠屁颠地听随使唤。
何以如此？
还是鲁迅：“我们自己早己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得动弹，也不能动弹了。”
我们潜意识里的国民人格就是既吃人、又被人吃，也就是主奴根性——主性，是指那些无视他人人格的尊严而横行无忌的劣根性；奴性，就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人格和良知，心甘情愿处于非人格地位的劣根性。这种主奴根性往往同时集于一人身上，显示出同时扮演主子与奴才角色的双重人格来。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奴化教育，使中国人继承了浓厚的政治伦理的义务型人格特征，而他们作为奴仆的“权利”只能通过依附性的“忠诚”来换取。
所以在这种“忠诚”道德的遮掩下，一切的无耻都顺理成章。于是，我们今天又看到了一个从“球星”变成的“孝（笑）星”，声称“人民日报 62 年无假新闻”。“邓大人”又可以高升了吧？真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语）
根源不说了，那么路在何方？
我没有这个本领，网上撰文不过发个牢骚，让自己心里痛快一会儿。随便说两句，抛砖引玉：
从大处说，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文革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中国需要的是如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信仰，把对“黄金屋”，“颜如玉”、“人上人”的追求转化为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和人格的自由以及人人平等的理念，让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在华夏大地上生根。
可谁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从小处看，对，“从我做起”！——首先每个人要有勇气面对自己民族的丑恶，每个人有勇气反省自身，反省一下自己心里的小毛泽东，小希特勒：假设我们手里有了权，我们会做洪秀全朱元璋吗？我们会追求真理，真正有尊重生命，平等待人的意识吗？
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你觉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对吗？日本首相跪地面对日军遗骨，美国人为抢手赵承熙点燃一支蜡烛放飞一只风筝是纵容死得轻如鸿毛的罪犯吗？
就人格而言，你觉得你和你的父母、你的子女应该平等吗？对于小偷、妓女，执法者就可以将他们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吗？
对生命的尊重、平等、和自由也应该从家庭开始，然后波及整个社会。只有建立人人平等的理念并加以实践，法制这个利器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再从细微处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如何才能提高“素质”？ “素质”是什么？概括地说，“素质”就是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不过很不幸，所谓现代文明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制定的，有时一个文化中平常的行为举止到了另一个文化中就被看成“不文明”，如中国人大声喧哗。可是在餐馆里，中国人大声喧哗，剔牙齿被看作不文明，但为什么老外十个手指一个个吮过来，且肆无忌惮地擤鼻涕就被人接受呢？这个世界往往没有道理可讲，面对文明的冲突，你没有选择。
不主动学习，只能被动接受。提几个“政治不正确”的思考题：
为什么同属中国的香港地区人们“素质”较高？而中国内地各城市的文明程度也不一样？如果把中国各城市按文明“素质”排队，哪几个城市排在前面？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