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5点多起床。7点50分乘飞机离开北京。9点40分到咸阳机场。董清玲在宾馆等我们。
我和董清玲是大学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都是保皇派。所谓保皇派，就是保了刘少奇、邓小平，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很多保皇派觉悟快，反戈一击，投身到造反派阵营，成了革命派。而我呢，顽固不化，一保到底，老保成了死保。当年，我强调的是自己并不知道毛主席和刘主席是对头，更不知道毛是要把刘搞掉，我保卫的是党中央，何错之有？
1967年初，我从云南回北京，造反派抄了我的家：把我的箱子撬开，收走我的日记本，发现日记中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滿情绪，有牢骚怪话，便定为反动日记，定我是反动学生。有一天晚上，金融系召开对我的专场批斗会，我被造反派拉到台上，我不服气，横眉怒对，昂首挺胸，这下，激怒了造反派，他们把我的头按下，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生殷正高！殷正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出乎人意的是，造反派突然把董清玲拉到台上，作为陪斗，并称她是“殷正高的小爬虫”。
我同董清玲见面交谈，回忆40多年前的那一幕，不胜唏嘘。
董清玲说：我家是小土地出租，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不准我串连，只能呆在学校。季芬同学家庭出身家是资本家，她父亲上吊死了，也不准她回去。我从人民大学搞了两张串连票，送给她一张，我们两个人稍稍地回家，结果，季芬也被批斗了，造反派追问她从那里搞到的串连票，我怕她把我供出来……唉，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好大的压力。
……
“文革”中有一首歌，歌词的结尾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文革”究竟好在哪里？虽然历史已作定论，但当局一直拒绝彻底否定文革。毛泽东死了34年多，但其幽灵仍在游荡，旗帜仍在飘扬，国人仍不能对“文革”进行批判。老殷我忧虑：中国是否有再发生“文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