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好坏，我们总是有一股怨气；或者我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脾气。从小我们都被人欺负。或者我们在玩耍中被人欺骗，或占便宜；或者我们总是听信别人的甜言蜜语，或者我们总是被某种形式（例如金钱或地位）诱惑。在这一系列的“话语”中，我们受了污染，也不得不在孩儿时期也陪上了一块地“耍手段”，目的不是为了骗人，还是为了“报复”，或者为了讨回一个公道。就在这种怨恨中，我们成长了，也看着别人成长。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阐释”，我们从小的内心行为都是在物质化的环境以及语境里学习到了这些“手段”。这种手段作为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就意味着某种人际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意味着“某种谋略”。在现代过程中——它不是作为某种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象征，乃是作为人性的普遍性来说——我们因为都是活在有形无形的“某种谋略”当中，所以我们总是看不到所谓的好坏；我们只是看到相对化，只是看到人类需要“关系”：以前是血缘关系，现在却是金钱关系或官僚关系。但是不论是“关系”如何，只要一邂逅了公义或公平，总是少不了“冤案”，也就是少不了权力关系。
看了不少的中国古装戏，不论是讲述中国古代“唯一”的大清官，还是表达了有趣的“神探狄仁杰”，甚至像包青天的大官，我都看到一样的“剧情”：他们为了公义或公平，必须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较量。不仅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宦官较量，而且还要与地方“有势力人物”进行一场智力的较量。这种“情节”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处理方法？因为它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展示”作为一个人的或某一“形象”的正邪对峙。如果我们不讲这些“相似”情节当作政治较量来理解或诠释，我们就无法断定自己的所见是否属实？也许在电视荧幕上，它可以标识出“纯属虚构”来逃离法律的责任，但是它却从“看似娱乐”的角度来让我们观众卷入一场判断意义上的较量。这种较量，对于一个正常智商的观众来说，都知道这是一场虚拟世界中关乎正邪之争，或者关乎一场朝廷上的政治较量。可是讽刺的是，我们对公义或好坏的判断，再也不是从书堆或理论当中获得信息，乃是从“剧场”来获得观感上的自我满足。难道这是不失为一种策略？难道这不就是在娱乐上来获得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满足？如果关于好坏或所谓的公义，必须从娱乐上或观感上获得“诠释”，那么这些“价值”岂不就是成为了我们眼睛里头的“娱乐之物”？因为我们只能在电视中，在虚拟世界中才能够找到这些“价值”，而且还是透过娱乐果效来达到其基本目的。透过虚拟的手段或果效来达到（宣传价值）目的，这是不是晚期资本主义下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的“仪式”？还是我们必须看过是人性虚空所需要的一种“内爆”？这是不是一场游戏规则呢？还是我们必须将这种“现象”当作是人性里的诡诈在历史环境下的表现？
但是从荧幕上转到现实“地方”下，我们却很难找到像电视上这一类的“清正人物”。一个肯愿意为了正义而付上精力和时间，甚至或许还要配上生命的“清正人物”，在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受着物质文化的影响。正如电视里所演的，每当大人物受了皇帝的旨意来某个地方办事或侦查之前，那些“小人物”早就闻风做了一系列的手脚，不让大人物“办事”：或者打听这位大人物的癖好，或者观察他的缺点，或者捕捉他的“人际关系”；如果有儿子就从他的儿子下手，如果他有特别牵挂的人就使点手段来“辖制”他；甚至还会派人遣送一大堆的所谓“礼物”，来探探这位大人物的“口风”。要不然就由“旁人”来给他的“环境”闹事，看看他的反应，以便猜度这人的斤两。这些恶劣的手段还是轻的，还不包括在他的食物饮料里下毒或迷药，或者找人打断他的大腿/绑架，或者扣押他的“精神粮食”，甚至买凶杀人等等这些更卑劣的病态行为呢！这些手段或病态行为是从哪里来的？从电视来的？我看不止吧！？这是因为同样一部戏，为什么有人只看到正义的一方，而有人却愿意“选择”邪恶的一方呢？而且，如果没有这些“坏事”，为什么电视剧会搬演上台呢？这岂不就说明了，人类在还没有上电视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手段”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变坏，就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乃是人性问题了。有了人性，才会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各种手段或形式法则，都是从人性里的“变质”开始的。当然，你可以说，这种说法太意识形态了；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看法，其本身也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你将“人性”意识形态化了。也就是说，人性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种概念，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换另外一种说法，你并不是从人性来看意识形态，乃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人性。前者是摆脱了各种理论观念而以一颗平常心来理解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但是后者只不过是将“人性”当作一种现成的观念之物，并且加以“解构”的结果。
于是，从人性来看待意识形态，我想要说出的就是：人类根本不是要公义。那些在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公义理论，里面说要说的，根本不是什么公平或公义，乃是一系列的“策略”。就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它们所说的“人类解放”也并不是为了解放，乃是为了生产关系，为了建立世界——而建立世界，就意味着占有世界，统治世界。正如马克思主义中那个著名的观点：哲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且也要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公义理论，是建立在世界的改造上；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想过，难道改造世界就能够建立公义的社会吗？前苏联的苏维埃革命，其众人虽然推翻了官僚制度，但是还是改变不了官僚形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官僚，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制度，乃是一种“人际关系”。同样的，在人文主义地下，那些资产阶级的公义理论，他们所谓的公平分配也不是为了公平，乃是为了分配而说的。这样说来，生产，分配，价值交换，自由，能力，社会，社会存在，阶级，物质，物化等等的“术语”，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看待过的“人际关系”之中。有了人际关系，我们才会有生产，才会有生产关系，才会有物质形式，才会有阶级斗争等等。但是这些关系却不能够代表什么正义或公义的标准。因为关系总是外在的，总是一种结合了实质和形式的东西。说它是实质，只是因为“人”的的确确地本体论存在；说它是形式，那是因为人类很容易将自己的“关系”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是透过“策略”才能够达到的——这也许就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根基或历史渊源呢！。
以上的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做起来就特别地别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人际关系”里，人们总是看人的外表：例如脸色，要不然就是身份地位，甚至如果有名望的，或者有势力的，人们想抓拿他们的时候，每个人就像缩头乌龟；宁愿做个老鼠，也不愿意做个“人”。当然他们也许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某人好；要不然就会说：我也要糊口的呀，如果闹起事来，我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无论怎么样地“有理”，这些说辞的背后其实就是暗示着：不要为难我。这样的自私言语，只有在人际关系里才会发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不足道，那么所有人加起来的力量就是一道“墙壁”。在这么浓厚的墙壁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敢“撞”（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在现代过程中，每个人最缺乏的就是“愿意付上代价”）。可是奇怪的是，在这道“墙壁”的背后，每个人却愿意付上自己的精神和血汗来为自己墙壁上的一块砖增添“个人色彩”。如果一块砖象征着自己的荣耀或贡献，那么你为你自己所付上多少的“代价”都想要为自己的金钱，休闲，欲望争得一块田地，一份喝彩。于是不难看出，要想打破这道墙壁，每个人必须愿意放下自己的虚无主义。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可是在这种“不愿意付上代价”之现代过程中，每个人似乎就是断了神经线的木偶一样，死死地抓住自己的线往上拉，要不然就如趴在地上一样地死死地保卫自己的“土地”（心田）。这样一个懦夫的行为，在人际关系的现代过程中是可以到处看见的。
人始终都要面子的——而人际关系过程中的现代过程，其“不愿意付上代价”之意义就在于这一场面子之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过程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由“面子”所组成的。这样一场面子元素的重叠，谁一碰见它就像浆糊那样被“沾染关系”，想要甩也甩不掉。这种面子元素，如果遇见了诸如权力欲或野心，就更像是万能胶似的，死活都想要保护好浆糊里的“荣誉”。于是，有人想要浆糊，但是有少许人却想要弄掉浆糊——这样一来，张力与矛盾就难免了；政治较量或智力斗争就势在必行的。可是就在这场斗争或较量中，自己的性命就代替了公义。于是我们也可以说：爱面子的人就是怕死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贪生怕死的人就是死爱面子的人。于是对于“人”，如果你想要谈公义，你就必须明白一个人的底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你想要改造世界就必须懂得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还有就是社会存在。可是这样的说法太轻松了，太便宜了。因为在生产关系中，在社会存在中，马克思或我们都忘了一件事：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动物。于是，不择手段邂逅了社会关系，就会让很多简单的事情变得“棘手”，甚至很可能变成一场“冤案”。再加上坐在高位上的大人物往往很可能会因为一个“情”字而徇私舞弊，这样就会让许许多多的事情隐藏在日光之下，封闭在“档案”里。可是这种隐藏，这种封闭，真不知道用多少人的鲜血和怨气换来的。如果人们还不肯从这种“情”的份上看到一桩桩的虚伪人性，那么无论科学再怎么进步，社会再怎么地繁荣，我们始终都是活在“意识形态”（虚无主义）当中。讲的更实在点，在“人类学”或哲学里面，凡是正常人都是虚伪的。所以如果你们要觉醒，就必须从这种虚伪中“反常化”。只有走出了这一道的墙壁，也就是所谓的“扭曲了的正常”，进入一个真正“平常心的反常化”，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或改革。否则，一切的斗争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脾气而作，而不是为了公义或和平而做。只有当人愿意完全地放下面子，实事求是；只有当人类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虚伪，——他们才很可能地在公平的心态上公正地谈论真理或价值，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唯心唯物主义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