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以下这篇中共文件，读者看了可自行判断。
信阳事件中的商城惨案（上）
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中共商城县委
(一) 去冬今春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灾。开始有八万五千二百七十五亩地受旱，占总耕地面积的14%，到八月五号就发展到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一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这样严重的旱灾，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实收面积四十万七千三百一十二亩，平均单产三百一十八斤，总产一亿零四千八百五十一斤。全县二百二十三个大队，有一百一十七个大队严重减产，占总队数的52.46%。
县委却不承认这样严重的灾情，错误地估计了去秋粮食形势，把灾年当丰收年。按县委最后定案的数字，全县平均单产七百四十九斤，比实际单产高186.3%，总产三亿五千万斤，比实际总产高139.95%。县委以数字安排征购、分配和群众生活。全县征购任务八千万斤，实际完成七千三百万斤，占征购任务的91.25%。虽然完成了这些征购任务，但有不少社、队卖了过头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组织了全县性的大规模入库高潮，向“十一”献礼。当时何店公社的姜棚、峡口、姚堰等大队，把口粮、种子、饲料都送入国库。这天全县共入库一百零六万零二百六十斤。紧接着，在十月四号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粮食“低产论”，确定“继续反对右倾，保证完成粮、油、棉的征购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一反右倾的名义，开展大反瞒产斗争，参加会议的共一千二百四十六人，就斗争了二百六十二人，占到会人数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揪头发等，会后，各公社都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贯彻县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仍以反右倾为名，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进行征购。会上违法乱纪行为更为严重。据钟铺公社统计，到会一千九百多人，就斗争了五百多人，占到会人数的26.2%。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已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三十一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砍大锅”。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左右的食堂停伙。到下旬，全社四十三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以外，其余大部分食堂停伙。这时已经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全县统计，十月下旬停伙的六百九十二个食堂，发病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六人，外流一千七百六十六人，死亡4656人。到十一月上旬，不仅上石桥公社绝大部分食堂停伙，而且在钟铺、何店、余集公社部分食堂和达权店、伏山个别食堂也出现了停伙现象。由于食堂停伙，当时浮肿病有了蔓延。据上石桥公社王老湾、大塘角两个生产队调查，发生浮肿病三十六人，七天内死亡六人。另据当时上石桥公社十四个大队、二十六个作业组、何店公社的峡口大队和钟铺公社观庙大队的调查，三个地方共调查了八千七百一十人，生病的就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占18.7%，病死的二百六十四人，占发病人数的16.1%。全县统计：十一月分有1678个食堂停伙，占食堂总数的41.95%；34023人发生浮肿病，占总人数的8.26%；死亡14680人，占3.67%，外流人口4435人，占1.08%。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县委又于十一月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议精神，抽调干部搞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党代表会、积极分子会、万人誓师大会等，大搞反瞒产运动。鸡公山会议后，由县委农工部长刘德群同志，在何店公社四庙墩大队，搞反瞒产试点，制造了假现场会，将王老湾大队群众的坛坛罐罐、枕头套、衣服、袜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大米，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总结“经验”，报告县委反出粮食二十四万零一百六十八斤，挖出地下仓库五个，地窖三十七个，缸二百六十七口，粮罐三千一百七十个。县委接着把此“经验”批转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十一月二十二日，县委连夜集中了县直机关二百多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姚炳衡、库立成和郭增成、何善普等同志带领，到上石桥公社鄢岗、赵棚、双铺等地，核实产量（反瞒产），提出两天完成征购任务的口号。临走时，王汉卿向干部交待：“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组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二十六号张念仲同志由省里开会回来，又在上石桥集中了一百零四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三千六百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接着于十一月二十八号在上石桥公社南司召开县委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和疫情等问题归罪于瞒产私分和两条道路斗争，说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断言：“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使用恐怖手段。”同时肯定地指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其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稳蔽，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南司会议结束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在上石桥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会上不仅仍然没有解决停伙、治病、死人等严重问题，反而提出“顶、引、要”三个办法。当时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结论：“我的基本主张还是顶下去。”会议最后结论确定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安排好生活，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掀起以大兴农田水利和麦田管理为中心的冬季全面生产新高潮。”会上确定各公社普遍召开庆丰大会，核实产量，安排好生活。会后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了群众誓师大会，发动群众，继续挖粮食。如何店公社燎原大队“献礼”，给参加会议的群众参观，以后也不给群众吃。同时，县委决定，以公社为单位，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富裕农民思想，以此为名，进行反瞒产。会上违法乱纪的花样和手段比以往更多，更残酷，影响更大。余集公社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时，炒“盐豆子”，因斗争逼死一个干部，结果形成管理区干部打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打作业组长，作业组长打群众，层层的地捆、绑、吊、打。施何管理区书记陈贤法，于十一月十一日在管理区召开的反瞒产会议上，打死了两个干部，并在群众大会上说：“打死的都是富裕农民，死一个少一个。”会后，全管理区干部普遍打人。共社驻马槽大队干部肖祖海打了三十多人，死了六人，十五个大队干部，他打了十四个。共社驻施河大队干部刘一万把全队二十七个作业组长，除一个在城里学习外，都打了一遍。施河大队共一千四百五十个劳力，被打的有四百三十八人，占34%，其中打伤一百五十四人，打残废十六人，打死九人。全管理区摔死四十八人，摔残废三十六人。县委反瞒产工作组在双铺学校召开反瞒产干部会，会上斗争了龙堂大队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副支书余传道，在斗争时采取打、推、吊、捆等手段，斗后不准芦伯成吃饭，赶出原籍，芦三天后死去。在这个会议的影响下，工作组一百零四名干部中，有九十三名捆、绑、吊、打过干部和群众，两个大队共捆、绑、吊、打群众五十九人，打伤三人，打死和逼死七人。张念仲同志指使公安局长王志刚持枪逼迫社员张国喜披尸体、吃人肉，以后又将张国喜逮捕法办，死在狱中。并在双铺管理区私设劳改教养场，把五类分子、杀牛的共集中了八十三人，其中有基本群众二十五人，共死亡五十四人。四顾墩管理区在反瞒产斗争时，强迫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一百一十九户、五百零二人，全部搬家，每人只准带被子和换洗衣服，没安排住处和生活，致使社员到处流浪，没饭吃，没房住，死亡二百五十八人，外流九十余人。
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中共商城县委
(一) 去冬今春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灾。开始有八万五千二百七十五亩地受旱，占总耕地面积的14%，到八月五号就发展到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一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这样严重的旱灾，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实收面积四十万七千三百一十二亩，平均单产三百一十八斤，总产一亿零四千八百五十一斤。全县二百二十三个大队，有一百一十七个大队严重减产，占总队数的52.46%。
县委却不承认这样严重的灾情，错误地估计了去秋粮食形势，把灾年当丰收年。按县委最后定案的数字，全县平均单产七百四十九斤，比实际单产高186.3%，总产三亿五千万斤，比实际总产高139.95%。县委以数字安排征购、分配和群众生活。全县征购任务八千万斤，实际完成七千三百万斤，占征购任务的91.25%。虽然完成了这些征购任务，但有不少社、队卖了过头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组织了全县性的大规模入库高潮，向“十一”献礼。当时何店公社的姜棚、峡口、姚堰等大队，把口粮、种子、饲料都送入国库。这天全县共入库一百零六万零二百六十斤。紧接着，在十月四号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粮食“低产论”，确定“继续反对右倾，保证完成粮、油、棉的征购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一反右倾的名义，开展大反瞒产斗争，参加会议的共一千二百四十六人，就斗争了二百六十二人，占到会人数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揪头发等，会后，各公社都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贯彻县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仍以反右倾为名，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进行征购。会上违法乱纪行为更为严重。据钟铺公社统计，到会一千九百多人，就斗争了五百多人，占到会人数的26.2%。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已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三十一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砍大锅”。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左右的食堂停伙。到下旬，全社四十三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以外，其余大部分食堂停伙。这时已经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全县统计，十月下旬停伙的六百九十二个食堂，发病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六人，外流一千七百六十六人，死亡4656人。到十一月上旬，不仅上石桥公社绝大部分食堂停伙，而且在钟铺、何店、余集公社部分食堂和达权店、伏山个别食堂也出现了停伙现象。由于食堂停伙，当时浮肿病有了蔓延。据上石桥公社王老湾、大塘角两个生产队调查，发生浮肿病三十六人，七天内死亡六人。另据当时上石桥公社十四个大队、二十六个作业组、何店公社的峡口大队和钟铺公社观庙大队的调查，三个地方共调查了八千七百一十人，生病的就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占18.7%，病死的二百六十四人，占发病人数的16.1%。全县统计：十一月分有1678个食堂停伙，占食堂总数的41.95%；34023人发生浮肿病，占总人数的8.26%；死亡14680人，占3.67%，外流人口4435人，占1.08%。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县委又于十一月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议精神，抽调干部搞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党代表会、积极分子会、万人誓师大会等，大搞反瞒产运动。鸡公山会议后，由县委农工部长刘德群同志，在何店公社四庙墩大队，搞反瞒产试点，制造了假现场会，将王老湾大队群众的坛坛罐罐、枕头套、衣服、袜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大米，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总结“经验”，报告县委反出粮食二十四万零一百六十八斤，挖出地下仓库五个，地窖三十七个，缸二百六十七口，粮罐三千一百七十个。县委接着把此“经验”批转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十一月二十二日，县委连夜集中了县直机关二百多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姚炳衡、库立成和郭增成、何善普等同志带领，到上石桥公社鄢岗、赵棚、双铺等地，核实产量（反瞒产），提出两天完成征购任务的口号。临走时，王汉卿向干部交待：“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组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二十六号张念仲同志由省里开会回来，又在上石桥集中了一百零四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三千六百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接着于十一月二十八号在上石桥公社南司召开县委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和疫情等问题归罪于瞒产私分和两条道路斗争，说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断言：“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使用恐怖手段。”同时肯定地指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其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稳蔽，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南司会议结束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在上石桥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会上不仅仍然没有解决停伙、治病、死人等严重问题，反而提出“顶、引、要”三个办法。当时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结论：“我的基本主张还是顶下去。”会议最后结论确定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安排好生活，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掀起以大兴农田水利和麦田管理为中心的冬季全面生产新高潮。”会上确定各公社普遍召开庆丰大会，核实产量，安排好生活。会后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了群众誓师大会，发动群众，继续挖粮食。如何店公社燎原大队“献礼”，给参加会议的群众参观，以后也不给群众吃。同时，县委决定，以公社为单位，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富裕农民思想，以此为名，进行反瞒产。会上违法乱纪的花样和手段比以往更多，更残酷，影响更大。余集公社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时，炒“盐豆子”，因斗争逼死一个干部，结果形成管理区干部打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打作业组长，作业组长打群众，层层的地捆、绑、吊、打。施何管理区书记陈贤法，于十一月十一日在管理区召开的反瞒产会议上，打死了两个干部，并在群众大会上说：“打死的都是富裕农民，死一个少一个。”会后，全管理区干部普遍打人。共社驻马槽大队干部肖祖海打了三十多人，死了六人，十五个大队干部，他打了十四个。共社驻施河大队干部刘一万把全队二十七个作业组长，除一个在城里学习外，都打了一遍。施河大队共一千四百五十个劳力，被打的有四百三十八人，占34%，其中打伤一百五十四人，打残废十六人，打死九人。全管理区摔死四十八人，摔残废三十六人。县委反瞒产工作组在双铺学校召开反瞒产干部会，会上斗争了龙堂大队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副支书余传道，在斗争时采取打、推、吊、捆等手段，斗后不准芦伯成吃饭，赶出原籍，芦三天后死去。在这个会议的影响下，工作组一百零四名干部中，有九十三名捆、绑、吊、打过干部和群众，两个大队共捆、绑、吊、打群众五十九人，打伤三人，打死和逼死七人。张念仲同志指使公安局长王志刚持枪逼迫社员张国喜披尸体、吃人肉，以后又将张国喜逮捕法办，死在狱中。并在双铺管理区私设劳改教养场，把五类分子、杀牛的共集中了八十三人，其中有基本群众二十五人，共死亡五十四人。四顾墩管理区在反瞒产斗争时，强迫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一百一十九户、五百零二人，全部搬家，每人只准带被子和换洗衣服，没安排住处和生活，致使社员到处流浪，没饭吃，没房住，死亡二百五十八人，外流九十余人。
十二月上旬食堂停伙、疫情蔓延和死人现象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全县当时停伙的2022个食堂，其中最长的已达六十一天，群众没有吃到粮食，浮肿病已发展到58793人，已死亡23469人，外流6749人。这时虽然宣布征购结束，但是指导思想上，仍坚持以反瞒产来安排生活。县委于十二月十四日在长竹园召开了“生活安排现场会议”，会上批判了上石桥公社没完成征购任务，对各公社分配了三百万斤反瞒产任务（即所谓“工作量”），以此空头指标安排群众生活。会上提出：“当前我县的粮食工作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不首先肯定当前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是要犯大错误……。”指出：“当前粮食工作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并且规定“在哪里搞出粮食就在哪里安排生活”。会后提出“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核实产量，安排生活”，并强调“搞好重点，创造经验，召开现场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省里虽然分配我县一千九百万斤统销粮，但在安排生活时，还决定达权店公社的四个缺粮大队再“顶”一个时期。结果使这六个队在这段时间内又饿死五十五人。当时省确定每人每天按十二两（老秤）安排生活，而县委对有些缺粮队只给半斤，其余四两作为“工作量”。在统销指标内，确定每人每月吃三斤混合粉（用稻壳、糠、饼混合做成）顶作主粮。同时，张念仲书记在双铺安排生活时对吃饭者规定四条纪律：（1）富裕农民和有瞒产私分的人不准吃；（2）懒汉二流子不准吃；（3）地、富、反、坏、右不准吃；（4）杀耕牛、杀羊者不准吃。结果，在这时张畈大队有九十七户、一百七十九人没给饭吃，社员张恩兴全家八口五天没给饭吃饿死七口。
在反瞒产、安排生活时，于今年元月份，又以分配兑现、执行“三包一奖”为名，继续搞反瞒产，并确定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会，会上以高包产指标和丰收的年景，进行奖惩，企图用奖惩的办法，继续搞粮食反瞒产。如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在城关召开分配兑现大会时，采取“假兑现”的办法，会上奖励超产队，发放社员工资，以此引诱社员挖粮食，报产量，会后，又将在会上发的东西私自收回。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再分配兑现时，对减产缺粮队，采取扣统销指标的办法，惩罚社员。当统销指标下达后，不解决粮款问题，而采取“倒兑现”（即罚款）、投资等办法，叫群众自己拿钱买粮，若没有钱，便非法搜查、斗争。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采取硬打、硬要、搜查、封门等办法，搜查了三百二十户，封门三户，捆绑吊打、炒“盐豆子”八十多人，当时，阮楼阮大甫的妻子被饿死。没钱不给饭吃，结果开除饭籍二十多人，群众被逼得没办法，就倾家荡产买粮食。当时卖衣服的有二百六十户，卖被子的有五十三户，卖其他家具的五十三户。第二中队刘作林，全家六口人，两条被子都卖掉了。该队社员刘方珍因为去冬没吃的，杀了一只母鸡，今春算账一个鸡生五十个蛋，每个蛋出一只小鸡，每只小鸡一元钱，加上老母鸡两元，合计罚款五十二元，没有钱就斗争、毒打，并没收了全家衣服，抵作赔偿兑现。该队四中队贫农梁祖海，因喂的牛耳朵被人割去，便被要求赔偿兑现，因无力赔偿，大队副队长王克干便组织群众对梁夫妻二人进行斗争、捆绑吊打，并用烧红的铁丝烙，不久他们即死去。之后又把梁家两件棉袄、四双袜子、两条被子、一个箱子、七十五元银洋，全部收归共有，抵作赔偿兑现。据四顾墩管理区四个大队统计，去冬今春共搜查群众二百七十二户，搜出人民币一千三百八十六元，公债六百六十三元，银洋一千三百八十八元，被子七十四床，棉衣三十八件，单衣一百二十四件，棺材三口。
以上情况说明，县委在指导思想上，自始至终不承认灾情，坚持反瞒产斗争。在反瞒产斗争中，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了极端错误的做法。这种错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反瞒产来完成征购任务。大体上从九月底开始，到十一月低为止，两个月时间。二是以反瞒产来安排生活，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到今年二月底左右。两个阶段共持续五个月时间。中间掀起了五个高潮：一是在贯彻八届八中全会时，以反右倾为名，搞反瞒产，组织入库高潮；二是贯彻鸡公山现场会议精神，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富裕农民思想，开展反瞒产运动；三是召开长竹园安排生活现场会，以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四是以搞好分配、执行“三包一奖”为名，进 （以下缺） 分之四计算，共一千六百四十八人，非正常死亡的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二人。死亡人口中，有正半劳力三万零八百六十四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5.2%，占全县原有总劳力十五万三千零五十一人的20.1%。死绝户二千四百一十七户，遗下无依无靠的孤儿二千一百四十三人，孤寡老人一千三百二十一人。而县委几次向上报的数字是：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向地委书面报告，全县去冬今春共死亡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占总人口的1.19%。五月六日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统计，死亡二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上报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少报一万一千零五十六人。五月三十一日统计，死亡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一人，上报同此数。七月二十九日统计，死亡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五人，书面上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四人，少报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人。八月十七日统计，死亡三万四千二百一十六人，未上报。八月二十三日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统计，死亡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人，上报同此数。
家畜家禽死亡：据十一月一日统计，去冬今春全县非正常死亡的耕牛四百五十一头，占总头数的1.5%；驴死亡一百零八头，占总头数的8.3%；死亡猪、羊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三只；家禽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一只。农具丢失二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拆毁、倒塌房屋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