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七十七岁了，趁着记忆力尚好，把家族往事写下来，留给晚辈们。
回忆之二：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叫陈召恩，是当时江南一带很有名的外科大夫。父亲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为人善良豁达，因此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非常受人们的崇拜与敬重。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母亲嫁给父亲时已经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了，但为了能够更好地协助父亲的工作，刚刚当上新娘的母亲听从了丈夫的建议，去上海一所医学院学医。他们夫妇希望以后能够共同创办一个理想的事业，那就是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家乡创办一所医院。
母亲林国瑞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女子。仅用了四年时间，她便完成了所有的专业课程从医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这样的事情在20年代的中国可是极为罕见的。
母亲毕业后随父亲一起就职于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医院，父亲被聘为外科主任。后来院长回了美国，父亲又接任了院长的职务，他们在那里兢兢业业地干了很多年，到了1931年3月，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属于自己的医院，取名为“嘉兴三一医院”。父母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把圣父、圣子、圣灵称为三位一体，故取名“三一医院”，这里面有他们的信仰。由于全体医护人员对病人的爱心、热情和有效的治疗，医院业务发展得很快。慢慢地，他们还建起了医院附属的护士学校。
1937年，日本鬼子袭击了上海，成千上万的人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慌乱出逃，当最后一辆运载难民的列车驶出上海时，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那些挤不进火车的人爬上车顶，还有的人趴在窗户框上。可日本人并没有放过他们，从飞机上疯狂地向这些逃命的难民扫射，被打死的人纷纷从车上掉了下来。更悲惨的是，当列车通过嘉兴火车站的天桥下面时，很多在车顶上的人来不及屈身弯腰躲避，纷纷被天桥撞了下来，许多人的身体被拦腰截断，有的被撞掉了头颅，人们疯狂地尖叫着，一片恐慌。
列车立即停了下来。父亲闻讯后马上带领全体医生和护士赶到了现场，竭尽全力抢救生命。许多受伤的人被抬回医院进行治疗，其中还有很多人需要进行手术才能保命。伤员们在父亲的医院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直至他们康复出院。父亲这一无私的举动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赞扬，并很快成为嘉兴地区家喻户晓的佳话。
就在父母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日本侵略军逼近了嘉兴。当地的一些亲日官员劝告父亲留在本地，希望他能够为日伪服务，但此时父亲已拿定主意坚决离开，他说：“我和我的家人宁死也不做亡国奴。” 父亲先打发全家老少和职工们离开嘉兴奔赴杭州。然后自己和另一个医生留下帮助上海来的难民，直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嘉兴的三天前才匆匆离开。
父亲不得不放弃一切家产，携带全家向西南逃亡。像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们度过了几年颠沛流离、难以形容的艰苦岁月。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之家。七岁那年，我的外婆开始给母亲缠小脚了。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尤其是有钱人家的闺女都是要裹小脚的，母亲也难逃厄运。俗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双脚被缠裹了几天后，母亲终于无法忍受那种钻心的疼痛，在一个夜里悄悄爬出窗外，跑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找我外婆认识的一个美国牧师求救。一个才七岁的小女孩，竟敢反抗母亲去找人求援，这得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母亲哭着对那个牧师说：“牧师啊，请你去跟我妈妈说说，让她放了我的脚吧！我的脚疼得都不能站了！” 那位牧师是很了解当时中国的传统习俗的，深知缠脚这种陋习对妇女造成的身心伤害。他非常同情母亲，把母亲领回家，和颜悦色地跟我外婆讲道理，慢慢地说服我的外婆。终于，外婆被牧师打动了，同意不再继续给母亲裹脚。母亲的脚被解放了，我母亲胜利了。后来当我知道母亲这段经历后，我由衷地佩服母亲的勇气和胆量，也佩服她的聪明和机智。
我母亲可谓是个英雄母亲，一生怀过十七胎，除了三个流产外，她生下过十四个孩子。母亲即使是在怀孕期间也从未停止过工作，她不但是个英雄母亲，也是个成功的职业妇女。像母亲这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凤毛鳞角。
由于工作繁忙，母亲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哺育这些孩子，每生下一个孩子就请来一个奶妈，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全是靠奶妈喂养、照顾长大的。
母亲没有时间督促检查我们的功课，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那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放学后我到母亲房间去，母亲正坐在马桶上，也许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有时间跟我们说上几句话。“八妹！” 母亲喊住我：“最近学校功课怎样啊？” 我回答说还不错。然后母亲又说：“你背一篇英文来给我听听。” 幸好，我刚刚背熟了老师要求背诵的那篇《自私的巨人》。我规规矩矩地站在母亲面前，把那篇英文课文背诵了一遍，背得很流利。母亲看上去非常高兴，还夸讲了我几句。
尽管母亲很忙，但她从不忘记教我们好好做人。一天中午，我们四个最小的孩子放学回家吃午饭，饭桌上没有丰盛的菜肴，只放着一个盖了块又脏又破的灰布的竹篮子。母亲掀开那块灰布，从里面拿出几个团子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今天的午饭。” 那些团子是用野菜和玉米面做的，又难看又难吃。原来，有一个乡下女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到医院，求我父亲救救她生病的孩子，父亲收那孩子住了院，不但没要她一分钱，还把我们的午饭拿去给他们吃。这篮玉米面菜团子本来是那女人带来的干粮，是母亲用我们的饭跟她换的。母亲对我们说：“你们把它吃了，要记住，天下的穷人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给我们上的那堂课。
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到了大西南，一家人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互相不同音讯，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八年。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的家人陆陆续续从西南返回到嘉兴，父亲是最后回来的。那天，当父亲正要登上从昆明到上海的飞机时，突然被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从机场召回，因为他突患急病，需要父亲前去救治。父亲离开机场不久，那架飞机就起飞了，可刚离开地面不到十分钟，飞机突然冒出一股浓烟，很快就在空中爆炸了。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我的表婶和两个表兄表姐。当人们清理现场的时候，看到我的表婶已成焦骸，我的表哥和表姐紧紧抱在一起，摔死在山岩上，惨不忍睹。想必他们兄妹是在飞机爆炸之前抱在一起跳下了飞机。
两天以后，我父亲乘坐另一架飞机，平安抵达上海。
1946年底，全家人回到了家乡。父亲与当时的地方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终于收回了三一医院的产权。产权收回后，父母开始重新修复嘉兴三一医院。在那灾难深重的八年中，医院被日本鬼子糟蹋得不堪入目。本来用于救死扶伤的医院被日本侵略者改成了日本人的军队妓院，大门口三一医院的牌子不见了踪影，挂的是掩人耳目的“嘉兴县卫生院”的招牌。在那里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被禽兽不如的日军糟踏蹂躏。
父母将这些年在西南开办诊所时存下的积蓄全部用在了三一医院的重建工作上。1947年元旦那天，嘉兴三一医院重新恢复并正式开始收治病患，当地百姓奔走相告，非常高兴。医院除了正常的运营外，还开办了学校，培训服务于周边地区的乡村医生，很有些像后来的“赤脚医生” 培训中心的意思。我的大哥、二哥从医学院毕业后都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大嫂、二嫂也毕业于医校，一个任药剂师，一个任护士长。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也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父亲不仅在专业方面很精通，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文学、运动，样样他都十分喜爱。每个周六的晚上，父亲、母亲和长兄们都会在医院的小礼堂里举行阅读圣经的活动，来参加这项活动的人非常多，有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我家的左邻右舍，以及住院的病人们。通常在读经后大家还会搞些文艺活动，我的小姑母是搞音乐的，那时她在上海的一所名校任钢琴教师，并给当时中国著名的歌唱家管夫人喻宜萱专职伴奏。说起管夫人，也许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但《康定情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就是当年管夫人把它给唱红的。还有《茉莉花》、《茶花女》、《在那遥远的地方》都是她在音乐会上必唱的曲目。小姑母经常从上海来嘉兴度周末，每次她来我们总要请她演奏几首优雅动听的钢琴曲，我们兄弟姐妹也常常上台为大家演唱。这是我们全家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
父亲很幽默，经常在全家聚会时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我二哥问他：“爸爸，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和妈妈吵架，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 这可真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大家都竖起了耳朵。父亲慢腾腾站起身来说：“我们成亲的那天，我就和你们妈妈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对你们妈说，‘今后，如果我生你的气了，我就会捋捋胡须，表示我不高兴了，这时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以免吵架。如果你生我的气了，你就提一提裙子警告我，我就知道你不高兴了，我也少说一句。’ 这个协议看来是很有效的。” 他停顿了几秒钟，又接着说：“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捋胡须，她总是提裙子！” 他边说边生动形象地做着相应的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医院所有的员工都像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一样，相处得十分友好，大家在一起工作非常祥和愉快。我的大姐和姐夫还领养了两个被遗弃在医院里的婴儿，如今他们早已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后代，但他们都是我们陈家的成员。
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8年的一天中午，三个重伤的病人被抬进医院，那是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那天清晨，他们母子三人在自家的地里挖白薯，大儿子忽然挖出了一个像球一样铁制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就扔过去给他的母亲和弟弟看。“轰-----！” 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四周的农民。当人们闻声赶到现场时，母子三口躺在血泊中已不省人事了。那是日本人在撤退时埋在地里的地雷啊！那个母亲的右大腿已经炸的血肉模糊，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小儿子的脸已经炸得变了形；大儿子的内脏都炸到了体外。真是惨不忍睹！同时抢救三条生命需要很多人员， 父亲和两个外科医生主刀，手术室里忙得不可开交。 连我这样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要派上用场。手术非常困难也很危险。到了深夜，抢救人员仍在紧张地工作着，谁也没进一口水，一粒米。最后两条生命得救了，那个大儿子没有救活死去了。日本人虽撤离了中国，但他们的罪恶行径还在殃及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由于多年的劳累加上长时间紧张的手术，父亲终于体力不支晕倒了。从此父亲便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榻。
1949年5月7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嘉兴，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成立了，嘉兴人民彻底解放了。当嘉兴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的时候，父亲仍躺在病床上，这位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国民党腐败和堕落的老人听到解放的消息，欣慰地笑了。
其实就在解放前夕，许多有钱人纷纷去了台湾，对于我家来讲，去台湾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还专门派人前来与父亲商量，说蒋总统有意请父亲随他一同去台湾，做他的随从医生，待遇优厚，并且全家可以一同前往。但父亲此时已经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他婉言谢绝了蒋介石先生的好意，毅然地留在了祖国大陆。我的二姐因爱上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并已结婚生子，便随丈夫去了台湾，其他家人全部留了下来。
初中毕业后，父母把我送进了苏州的一所原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父母希望我高中毕业后能进入燕京大学。父亲希望我主修外交，他说我爱说话，聪明活泼善于交际，将来能成为一名女外交家。但我并没有实现父亲对我的期望进入燕京，我在那所高中只读了一年就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后被组织送进了外语学院。虽说我所学的专业完全与外交有关，但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我的家庭出身使我不可能实现父亲的愿望。
在父亲生病的那一年里，我常常回家去看望他。有一次我给父亲洗脚，发现他枕边有几本小册子，都是毛泽东的著作，有《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和《纪念白求恩》。这些小册子都是父亲躺在病榻上读完的。父亲说：“根据我的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和我的理想很相似，毛主席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嘛。” 父亲把毛主席的思想和他心目中主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了。
父亲生病期间，母亲担任代理院长，我的大哥、二哥协助母亲一起挑起了医院的重担，我的两位嫂嫂和姐姐、姐夫们也担负起了医院的重要责任，其他医生和职工们也都一直在坚持工作着。遗憾的是，父亲始终没能康复，他患的是当时还无法治愈的肺结核，现在想来，我觉得可能是肺癌。在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刻，他突然睁大了眼睛盯着房门上方的角落，对守候在旁边的亲人们说：“不要哭，天使来接我了，她们要接我到上帝那里去，你们看啊，她们正吹着喇叭来了。” 说完，他便微笑着合上了双眼，安详逝去。那一天，是1950年11月23日。除了我不在他身边，全家人都为他送了终。当时我正在苏州读书。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匆匆赶回嘉兴，见到了父亲身穿胸前绣着大红十字白色长袍的遗体。我的泪水打湿了他的灵柩。
父亲去世时只有60岁，但他一辈子活得是那么的有价值！他为子孙后代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的遗愿是这样写的：愿将我们的力量献给软弱的人；
愿将我们的同情献给痛苦的人；
愿将我们的钱财献给贫穷的人；
更愿将我们的心灵献给全能的神！
父亲的遗愿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父亲出殡的那天，送葬的队列穿过嘉兴县内的主要干道。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站在马路两侧目送着父亲，当中不少人在流泪哭泣。我是最小的女儿，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面。我回头看见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送葬的行列。当我们到墓地时，已有很多当地人在那儿等待着。父亲活得太有价值了！他得到了那么多人的爱戴。
根据父亲的遗愿，母亲将三一医院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包括所有房产和设备，价值数千万元。1952年12月，嘉兴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受捐仪式。母亲，兄姐们以及所有医护人员都得到了莫大的荣誉。嘉兴县人民政府把三一医院正式改名为嘉兴县妇产医院。
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很愉快，经常走动于各个子女居住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时间，她在嘉兴和我二哥一家生活在一起。二嫂是个非常贤惠善良的女人，对母亲非常孝顺。1973年12月母亲中风去世，享年79岁。当时我正好在嘉兴。中国老话说：“活要活得健，走要走得快。” 母亲应了这句老话。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们这一代当中有十人从事医疗工作，现在均已退休，有的已经离世。我们的下一代当中，有十多个人继续从事着这神圣的职业，再往下一代，还出了个协和医院的女博士生。如今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勤奋地工作着、奉献着。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三一医院不断发展壮大，2004年，嘉兴市政府在城郊建起了一座比原来规模大十多倍的新院舍。当地政府就医院的命名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众多市民呼吁恢复“三一医院”这个名称。现在，新院有两个名字：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市市立三一医院。
2006年春天，我们家族大团聚，我从美国回到了嘉兴。全家人特意去参观了这所崭新的医院。听说我们是医院创始人的后代，院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亲自带我们参观了医院的各个部门和一些科室。令人惊讶和欣慰的是，在医院的旧址上，院方还特意保留下了我家的那口水井，但现在已经完全枯涸。我们住过的那座小砖楼也保留着，我凝望着我曾住过的那间小屋的窗口，想起了许多往事。
当我看到新医院大门口“三一医院”这四个灿烂的大红字时，我的眼睛湿润了，透过泪水，我仿佛看到群楼上方碧蓝的天空中有父亲和母亲的笑脸。我想，他们一定能看到我们，他们一定会很欣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