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爱看书。记得上幼儿园时，每个星期天妈妈都带我去姨家看姥姥，经过座落在魏公村的新华书店。她常领我进去看书，有时她给姥姥买本小人书。到了姨家，我就可以翻着看看，慢慢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我六岁那年，姥姥走了;但是我们还是每周去我姨家。经过书店门口，我发现妈总是拉着我快快走，说是要赶332。我没办法只有等我们回来时，拉着她进书店看看。常常是我闹着说，只看不买，她才同意进去。那时的书店不是开架的，小人书都在柜子里或后面的架子上。因为不买，不好意思让售货员拿，我就欠着脚伸着脖看。能看到的就是那书皮儿。去的多了，哪些是新书，哪些是旧的，一清二楚。有时，我妈让我搞烦了，就让我挑一本书。时间长了，我的收藏多起来。我星期天从幼儿园回家，常一头钻到我的书堆里。按我妈的话讲，我一本书看上一百遍都不烦。
要上小学时候，我们家从西郊搬到城里。我们全部家当，装满了两辆三轮车。其中有两大木箱书，后来知道都是我爸留下的。那时，我的收藏有二十多本书了。到了新环境，谁都不认识。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小朋友。他们看到我的那些书，眼睛都亮了!我的朋友一下多起来了，都到家里看书。没过些日子，我的书只剩下了两三本。那些书不知让哪些朋友借走了，有的大概是谁顺手牵羊拿的。在城里，我们附近没有新华书店，但是学校对面就是中国书店。我自己进去逛过，全是些黄黄带味道旧书，之乎者也，看不懂。文革中，这里换上了一排排的马列，毛选。上小学的那几年，原来的小人书也都禁了。无奈，整天没有喜欢的书可看。有一天我妈带我收拾东西，从床下拉出那两箱书。有一半儿是外文书，英文，德文，还有俄文。我看上一本图片多的英文书，那是一本图文对照的字典。没事时我就翻着看看，那精美的图画吸引了我。在那些中文书中，我看到两卷。那里有总理遗嘱，还有孙中山的墨迹“博爱”。在那个日日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看到那两个字，我感到震惊!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邻居家的朋友学着装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合用一本书。他比我先走一步，有经验。他陪我去买零件，教我做线路板，还把电烙铁借给我。那本书都快让我们翻烂了。我们终于在好心人帮助下调试成功，从亲手做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广播。我也从此知道怎样去读书，研究，解决问题。
上到小学五年级，我们家又从城里搬回西郊。整理东西准备搬家的时候，我妈让我和她一起把那两个箱子里的书拿到西单旧书店去卖。我开始不愿意，和她商量是否可以不卖那些书。她问我“不卖你扛着搬家呀？”没办法，我只好提着书和她一起去卖。卖了两次，她觉得旧书的收购价太低。那些书卖得太可惜了，才没叫我再和她去卖。后来才知道，搬家根本不用自己搬，有妈妈的学生帮忙。可惜，我喜欢的书都卖了。年底，我爸回家，看到他心爱的书被我妈卖了，吵了一架。让我高兴的是，又可以去魏公村的新华书店看书了。那时魏公村已经改成了为公村。那年，我学会了骑车。有了车，去书店就方便多了，想什么是去，一撇腿上车就到了。我妈支持我买些和无线电有关的书。小说不让买，说是看了耽误时间。
上了中学，我又喜欢上了摄影。买了书学习。我们买了印像纸，显影粉，定影粉，自己印照片。由于妈妈支持，我几年里买了几本摄影的书。她常常看到我钻在书堆里时间太长了，叫我出去活动活动。每个寒暑假我都有计划，看哪些书，做什么东西。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在读书研究怎样装电视机。那时我是半天看考试的书，半天看“闲书”。
上了大学，功课紧张，看闲书的时间少了，集中精力学习。那时，我母亲除了给我每月固定生活费，还让我买和学校学习有关的书，实报实销。当然我也有所控制，不能随便什么书都买。我们的邻居叔叔借给我一套，正读着，让我妈看见了，有些不高兴，问我哪来的。后来那位叔叔为我说话，告诉我母亲这么大的孩子也该读读这些书。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小说。我父亲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此，我们家就多出了一本本分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有那一套三十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打开这些书卷，我仿佛是在知识的海洋中漫游。
工作以后，学校的图书馆对我们这些当老师的采取开架的政策。我常常一钻进书库就是半天，几次把吃饭都误了。那时我才知道，读书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年北图新馆开门，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离我们家很近，我和太太都办了阅览卡，去看书。
有一天我到了美国，让我惊喜的是那些图书馆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人人都可以进，借书。我常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漫游，查看各种书籍。我有时还找出微缩胶片，看老报纸，老新闻。我查到我出生的那一天，世界各地的新闻。在中国人都忙于文化大革命时，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感到震撼! 我随后发现学校的书店也是个好去处。那时经济困难，书只看不买。不久，我找到半价书店。实在忍不住，买了第一本书和一张立体声的唱片。
找到工作后，我的书开始多起来。我总能从书中学到新东西，再把它们用到工作中。我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每次去父母那里，打开爸爸的书柜，都能看到几本朋友送的新书。坐在宽敞的沙发里，借着夕阳，读上几章，同时也享受从书中散发出的淡淡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