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叔跟我父亲是同乡，他就是河南信阳地区的人。我父亲在晚年好几次说起过，五十年代后期幸好他在国务院工作太忙了，没有回家乡看看，否则他也会象其他人一样向上面反映情况，结果遭难的。父亲在这里说的“其他人”，主要就是指王叔叔。
王昆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比我父亲小几岁。抗战初期，他跟我父亲一样从学校出走参加革命（学校的教师中有地下党员动员他们走的）。但是因为他们都走得比较晚了，去延安的路被封死了，于是他们都去了抗大的太行山分校。他们是在那里认识的。抗大出来后，他们一起去了八路军三四四旅，王叔叔下了连队，我父亲则分配在旅部做民运干事。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又一起南下成了为新四军三师一部。这以后分分合合，直到四九年的时候，他们又在上海相会了。这时候，王叔叔已经是三野20军的一个团长，而我父亲正好是他这个团驻军在上海的同一个县里当县长。
我这里叙说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父亲断断续续亲口告诉我的，或者是我自己耳闻目睹，我这里只是凭自己的记忆记录而已。解放以后，王叔叔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跟着张爱萍将军打的）。张爱萍的儿子写了一本关于一江山战役的书，书中提到的登陆部队陆军六十师参谋长王坤，很可能就是王昆的笔误。因为王昆后来就是六十师的师长。父亲说，当时《解放军报》曾在第一版刊登通讯员专题报道文章介绍王叔叔，标题就是“全军最年轻的师长”。作为重点培养的干部，王叔叔被招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但这也就是他挨整和磨难的开始。
王叔叔有一架德国莱卡照相机，去北京的一路上他也回了老家信阳，还照了相片等。他的老家信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父亲没说，我也不知道。但我父亲说过王昆是“对当地干部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回到北京以后王叔叔就向他的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我父亲在北京工作）。父亲应该是知道有好些干部因为回到老家河南看了，向上面反映情况而被整的。我估计王叔叔的事应该是在彭德怀“发难”和“庐山会议”以前发生的。当时部队的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整起人来是没有良心的，往死里整。他们甚至还说王叔叔拍照片是特务，照相机也被充公了。可王叔叔的脾气也很倔强，硬是顶着不肯承认错误。王叔叔曾经在战争年代负过伤，不能生孩子的。王叔叔和他的夫人张妈妈就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张妈妈家也是地主出生，但他们俩人从小是“青梅竹马”。于是部队领导就动员张妈妈跟他离婚。我父亲说，张妈妈找了很多人，别人都跟她说离吧，唯有我父亲劝她说，要相信王叔叔，要相信组织，不要离。张妈妈听了我父亲的话，他们没有离。但后来王叔叔被他们整出“精神病”来了（不知真假，但我跟王叔叔交往中，从来没发现他有异常）。于是他就被弄到安徽军区干休二所养了起来。从那时候起直到文革期间，王叔叔也很少跟外人交往，主要就跟我父亲通通信。
我第一次见到王叔叔，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他到上海来活动活动，住的是延安饭店。以前一直听父亲说起他，可见到他时才知道他是一个很可亲和蔼的老头儿（可能也就五十出头吧），说话大声、爽朗（军队的人都是这样）。我呢，也乘机从他那里搞到几套很精致的黄军装。我曾经想动他的脑子，从他那里参军。父亲拒绝了，说不能为难他。
再次见到他时，我已经在农场工作，“四人帮”已经被抓。他们在房间里谈话，我找个借口进去说话，磨磨蹭蹭的不肯离去，父亲也不好意思叫我离开。我记得他们当我面也没谈起“饿死多少多少人”这事儿。但我记得王叔叔曾看了我一眼，然后笑着说，当时跟他辩论的是总政治部一个佩戴大校军衔的人，“可是他辩不过我”，王叔叔说这话时的神情有点儿像一个顽皮的小老头。在当时，张爱萍已经出任国防部长了。王叔叔向他写信陈诉自己的冤案。后来上面为他平反，官复原职。可就是在任命书下达期间，王叔叔突然发生“大面积心肌梗塞”，几乎见了阎王（他自己告诉我的）。
后来他又来上海，还兼看病。那时候他已经变得很平静沉稳了。他到我们家来，父亲和我一起陪着他。这时候，我已经在念大学了。记得他提起生病的事，他知道任命书就要下来了，心里有点激动。这一天，他为邻居一个老红军服务拉了一车煤。可是他就觉得胸口很闷，他对自己说这咋回事呢，蹦跳了几下子。可是到了晚上还不好，后来就发病了，送急诊大抢救。后来又见过几面，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如以前了。
我父亲是七九年夏天去世的。王叔叔那时候已经身体很不好了，不能来参加追悼会。两年以后，在我出国前，他也走了。他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但得到的回报却很少。当然他们从来也不会介意这些的，倒是后来的人，却越来越介意这些了。
仅以此文纪念王昆叔叔。叔叔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