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苦恼地问老鼐：
“老鼐，我在文学城写野蛮人系列，到现在为止写了四篇了。可是我怎么觉得再往下就没什么东西可写了呢？”
老鼐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怎么可能？你的野蛮事迹多如牛毛，罄竹难书，岂是区区四篇文章就概括得了的？”
我一听这话，冷笑道：
“先生的意思是：‘托宝猫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野蛮的东西’，是吧？”
老鼐一听这么血腥的话，有些惶恐，说：
“我可没这么说。你哪里找来这么恐怖的话？”
我鄙夷地瞪了他一眼，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这是你们欧洲人马克思先生的话啊，现在出口转内销，还要我来教给你？”
老鼐说：“《资本论》我全都读过了，不记得有这句话啊。”
我说：“《资本论》我从来没读过，只知道有这句话。”
哼，跟我斗。我十几二十年的政治课难道是白上的么。
老鼐语塞，于是赶快把离题的对话扯回正轨上来：
“那啥，你那个野蛮人系列，让我帮你想想啊……你写过你不化妆了么？”
我说：“在头发那篇里随便提了一两句。这个跟头发的主题太重合了，不能这样老在一个主题上婆婆妈妈罗嗦个没完啊。”
他又问：“你写过你穿了十四五年的毛衣还在穿、拖鞋破了个大洞也照穿不误么？”
我叹了口气：“老鼐，你这些例子，充其量只能说明我小气抠门，不能说明我野蛮啊。”
老鼐又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大叫：“有了！”
“什么？”
“你，迷信！这个够野蛮了吧？”
我有些生气：“老鼐，我慷慨给你个泄私愤、算旧账的机会，但你也不能信口开河、无中生有啊。我迷信？我逼着你在2008年8月18日结婚了么？我要求咱们的车牌是16888了么？我给女儿起中文名字叫‘招弟’了么？”
老鼐说：“这些倒是都没有。可是你那个‘呸呸呸，大吉利市”，折磨了我十年了，你敢说你不迷信？”
呸呸呸，大吉利市。这句响亮的话被他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就像咒语，立刻使我哑口无言。
近二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班里有几个广东同学，她们最经常说的就是这句“呸呸呸，大吉利市”。只要谈话中涉及疾病死亡、天灾人祸以及其他所有不吉利的因素，她们就一定在后面加上这句话。搞来搞去的，全班同学都被感染了，只要不小心乌鸦嘴了一下，就立刻呸呸呸大吉利市，说完后还要在手心唾一口，作势扔到远方。
这几位广东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们就失了联系。但是她们留下的这句话，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此贯穿我的每一天。这句话，后来我在其他省籍的朋友那里听到过不同的变版，比如：“摸摸木头。”但我觉得还是呸呸呸大吉利市，说起来响亮、干脆、让人不自禁地如释重负。
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起，老鼐就被我不停地“呸呸呸大吉利市”。如果说到着实严重的话题，我还强行要求他也呸呸呸。这大概是他学会的第一句中文，说得顺溜极了。而且这么多年，早已明白了在何种情况下要连说三遍，在何种情况下要连说九遍，在何种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要连说十八遍甚至三十六遍。这些不同的遍数，并不是我那几个广东同学教的，而是我的自由联想发挥。我同时还制定了另一些规矩，比如：不管连着说几遍，中间不能喘气；不能笑；说完以后那个“呸”地扔到远方的手势不能对着自己的家人朋友或家具房屋，等等。
老鼐一开始觉得我这个习惯委实太匪夷所思，跟他的笛卡尔式理性思维背道而驰，所以他曾经试过反抗，还扬言：“我偏要说些你认为不吉利的话。多说几遍你就免疫了！我一个响当当的无神论者，怎么会被你这个迷信婆娘牵着鼻子走？”
可是他的反抗当然无效。我哀求、发怒、软硬兼施，一定要烦得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呸呸呸了之后，才会罢休。于是到了现在，他不但没能让我免疫，还被折磨得再也不敢信口开河，说句话或者开个玩笑之前都要先掂量掂量，是否会触犯了我的“呸呸呸大吉利市”敏感区域。
所以到了今天，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认定，老鼐，这个无神论者、笛卡尔理性思维的拥趸，已经被我拉下水了。
老鼐的信口开河、口无禁忌，并不是他个人独有的特点，而是所有说话无所拘忌的法国人的常态。说到口无禁忌，我们身边有一个超过一般水平的例子，这个人就是老鼐的弟弟，我的小叔子。
一般人口无禁忌，最多只是依照情境，想说什么就无所顾忌地说出来。我小叔子的口无禁忌，却可以是毫无理由的天外飞仙。
例子一：弟妹饮食特别不均衡，嗜好甜食，不太吃蔬菜。有一天我小叔子当着他媳妇的面竟然就跟大家说：“像她这样吃法，年纪轻轻就得死翘翘了。”他媳妇竟然毫不生气，还笑眯眯地望着他。我当时心里对弟妹那个佩服啊，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我家老鼐，就算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绝对不敢这么说。
例子二：有一次我们夫妇坐弟弟的车。本来好好的谈笑风生，他突然没来由地说一句：“我们俩坐在前边，有气囊。你在后面，没有，如果车祸，你就惨了。”（老鼐坐副驾驶，我坐后面。）我当时那个气啊，几乎连说了四五十个呸呸呸大吉利市。
例子三：他这个口无遮挡并不只是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有一次也是我们夫妇与他们夫妇同坐一辆车，这次是老鼐开车。弟弟刚开车门坐进来，就说：“嘿，咱们都在一辆车里，如果这辆车翻了，妈妈就失去她的所有孩子了。”
老鼐现在一听他弟弟开口说话，就紧张地看着他，又是咳嗽又是使眼色。多年过去，弟弟好容易学乖了一点，现在这样乌鸦嘴的时候少了些。但据他自己说：“我是刻意忍着的，有时候忍得很辛苦啊。”
我常常说：老鼐，其实我觉得我是个无神论者。你看，我并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不在家里拜佛念经，也不去教堂。
老鼐说：这只能说明你甚至还没达到一神教的高度。你还停留在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状态。
我说：那照你说来，我真的不是无神论者了？
老鼐鄙夷地望着我，说：当然不是，你是泛神论者。而且你还不是思考严密、论证严谨的泛神论者，而是古朴的原始泛神论者。说得通俗点就是：你迷信。
我真的迷信么？
于是我想起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在男同学坐热了的凳子上坐过，害怕自己会怀孕（我可怜的性教育啊……），怕得神不守舍。最后想出一招来，心里默祷：“如果我能用十步，从这里走到那个电线杆子面前，那我就不会怀孕。”
结果是，我刻意调整步子大小，当然不多不少用了十步。
之后我就心安了。
后来我还无数次以这种神奇的方法来化解厄运，甚至连有灵的万物都没惊动。老鼐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我是泛神论者呢。
我结婚的时候，当时在美国上学的哥哥从微薄的生活费里省下666美元，打算汇给我。结果我发觉“666”在西方传统里是魔鬼的数字。于是我哥哥只好加了222美元，凑成888汇给我。那笔钱被美法两地的银行盘剥扣除了各种汇款和兑换的手续费，到我手里只剩了500欧元多一点。这500欧元被我加上自己的几百欧元积蓄，贡献给了巴黎的一个裁缝老太太，做了我这一辈子最贵的一件衣服：一条酒红色的真丝婚裙，耗资一千多欧元，只穿了一天，之后就压了箱底，现在估计连半个我都装不进去了。
裁缝老太太当时问我：您为什么指定要红色的呢？为什么不要白色的？
我说：红色是我们中国人喜庆的颜色。白色，那是丧葬的颜色。
这么说来，我大概还是迷信的吧。只是这个迷信好像有点功利的意思。不管是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凡是符合我利益的，我就不分青红皂白，先统统迷信起来再说。
这实在是太野蛮愚昧了。简直令人发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