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武士道
在阿汤哥主演的电影《The last Samurai》题扉上写道：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one men lost his freedom ，and found his destiny， courage（勇）， loyalty （忠），honor（荣誉）。”
这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人对东方价值观的基本了解。与阿汤哥在《最后的武士》中联袂的Ken Watanabe（渡边，长得有点像发哥），还演出了一部电影《The Letters From Iwo Jima》（《硫黄島からの手紙》），也给我留下了印象。不过，这部电影表现的已经是距离前者七十多年之后二战后期的故事了，那里面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被疯狂的日本屠夫们糟践尽了。而西方人从他们的文化角度出发，也将真实的武士道，给涂抹得只剩下一些挣扎在生与死之间的脆弱人性。从西方人的眼光中我们不难看到，武士道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性：生存意义取舍的困惑。
那么，真实的武士道精神是什么呢？
去年回国，买了几套 日本作家的书，是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等人的。本来想买一套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走了几家书店都没买到，后来又去美国书店找了英文版的，也是不全。一位热心的网友在知道我的困窘后，给我寄来了全套的《丰饶之海》，让我欣喜若狂。这套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读过，是做为内部交流资料的。其构想之精妙，文字之绮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想，可惜这套书是在平冈公威切腹自杀之后才完整出版的，因此他注定了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倘若这套书在1967问世，那么次年获得该奖的可能就不会是三岛的老师川端了。平冈公威因弘扬和实践所谓“武士道”精神，于1970年11月在自卫队市谷驻地自戕。两年后，川端康成也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这位一生追求唯美 的作家曾经说过：“死亡的感觉是美丽的。”这正如他所书写的：“佛界易入，魔界难入。”不知先生身后是去了佛界，还是魔界？
不过，我相信 短命的“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肯定是入了佛界的。他是因疾病缠身自杀而亡。在他身前，地狱般的现实世界让他痛不欲生，像他的《罗生门》（不是黑泽明的同 名电影，那几乎是两码事）中，就预示了一种地狱般的生存惨状，而到了《地狱变》中，他则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人间地狱的制造者。残酷的人世造就了身心俱残的“鬼才”芥川，因此他将在佛界重生。
本文并不是一篇文学评论，我只是想提到，在重读了这些书之后，对武士道以及“士”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今年初朋友回国，又给我带来了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籍。他知道我比较关切日本，准确地说，是对日本的民族性比较感兴趣。当然了，这种兴趣是相当业余的。只是有点断想，旁观 者清而已。真正端着饭碗的是专业的研究人士们，尽管其中不乏尸位素餐、点金成铁者。像我们这样的小吃，是上不了正式宴席的。——你想抢我的饭碗？看我不把你整得 体无完肤，这是如今学术界的一股暗流。
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武士道”这个名词，跟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似乎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誓要“尊王攘夷”的日本皇军，“出入”中国，把大陆当成了屠宰场，杀人如麻，我们无论怎么样去仇恨他们，都是合情合理。
问题是，在我们将那些恶贯满盈的所谓的武士推上祭台的时候，是否能平心静气地去逐本溯源，探讨一下武士道的真实本质呢？
在二十世纪之前，武士道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一种值得敬佩的精神，它和后来的杀人越货的日军暴行，基本上是两码事。严格的说，在大正，明治之后的日本武夫所奉行的坚忍残暴的霸气，已经完全脱离了武士道的精髓。
差不多是与电影《The Last Samurai》故事发生的背景同年代的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曾经游学欧美多年，他1899年在美国宾州写出了一部小册子《武士道》，向世人推介了做为日本 民族性主体之一的“武士道”。此时正值日本战胜中国不久，中国的“百日维新”夭折之时，中日两个民族在世人的眼里，高下立判。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如日中天，“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此书一出，世界上很多军人、政客、学者，便对武士道刮目相看了。所以，我从“明治维新”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是 以武化支撑着的，像武士道，便是文化和武化的精神熔合的最好代表。
请注意，稻造在书里强调的武士道，只是对旧往的武士精神的解析，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
而到了二战日本战败后，在由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主持写作的，有点像是给美国占领军做通俗教科书使 用的《菊与刀》一书中，她对作恶多端的日本军队的霸气的描述淡化了，取代它的是日本国民性中一种精于求变、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人的感觉是，日本人“武”气输了，士气还在。而像后来作家三岛和石 原慎太郎的激进思想，就像五月的樱花一样，只是一种对光辉的残念（“残念”在日语中，遗憾之意）了。三岛想要重振武士道雄风，他的精神可嘉，但是他选择的却是让日本重归军国主义的霸道，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一点可以从三岛的小说与他的实践的分裂中看得出来。
《The Last Samurai》将武士道的精神定义为courage（勇）， loyalty （忠），honor（荣誉）三种。这其实也就是典型的西方人的价值取舍观。三者是比较典型的西方骑士作派，是西方人所能够接受的英雄形象。而在新渡户稻造的《武 士道》中，所谓的武士，是绝不等同于中世纪尼伯龙根之类的优雅浪漫的骑士的。新渡户将武士道的精神依次归结为“义，勇，仁，礼，诚信，荣誉，忠”。粗略一看，你会以 为他这是在谈论《论语》，但是，所谓武士道的精神，说到底其实就是以儒家精神做为主要基石的，而其中的佛家思想和神道，只是旁枝逸节。比如神道中的“忠义”，虽与儒家共通，但是它最完美的定义，还只能从儒家的教义中去阐释。
稻造所倾向的武士道，有些接近中国古代的“士”。“士”的精神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应该是：气节，恕道，牺牲。因此，“士”的精神，似乎更接近于孟子的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最初的儒家精神，应该是仁与义。因此我认为，所谓武士道的主体，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在于“武”，而是在于“士”。以我看来，所谓“士”的精神，就是正气，恕道，牺牲。让我们来看看《论语》里是如何说“士”的。
《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宪问》记载：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卫灵公》记载：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泰伯》记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张》记载：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再对照一下新渡户所归结的武士道准则，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在《论语》对“士”的阐释中找到其原教义，而他本人也对儒学推崇备至。至于“武＇，它的主体显然是“勇”，《论语》中说的“知耻近乎勇”，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新渡户对“勇”的阐释，其实也就是秉持孔子的观点：勇就是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 勇气，除非是见义勇为，否则在道德上就几乎没有价值”。因此，“勇”不是宣和年间东京街头的泼皮牛二。后来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谷寿夫以至于“百人斩”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等人渣，只是屠夫做派，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武士道了。
实际上，正像《The Last Samurai》的片名昭示的，随着“尊王攘夷”的道统与日本的全盘西化（其实主要是接受了欧美弱肉强食的生存观）的契合，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也寿终正寝 了。所谓武士道衍生的新观念，对其传统主体中的“仁义”进行了强烈的排斥，这是它在近代社会下对儒家精神的蹂躏。因为，仁的核心，就是恕道，就是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连新渡户都认为：“仁，是像母亲 一样温和的德行啊。”
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体现的最著名的记载，应该说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四十七义士物语》了。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初的江户时代， 这时离我下面要提到的被日本人奉为圭臬的朱舜水先生的去世，不过二十来年。这时的中国，正是满洲人殖民中国的康熙王朝的鼎盛时期。此时，游牧部落粗犷、简陋的价值思维，正和中国苟延残喘的士林文化狼狈为奸， 将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逐渐活泼的汉文化精神，进行残酷的洗脑。
而《四十七义士物语》演绎的，却是一出原本应该在这不久前，发生在大陆汉家土地上的悲壮故事：当时的大名（有点像中国古时的诸侯）浅野因为遭受奸人诬陷，被迫自杀，然后忠于他的四十七个家臣历经层层艰辛苦难，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亲人，最后终于为自己的主人报 了仇。
倘若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程婴、公孙杵臼、要离、聂政、荆轲、高渐离他们干的，大家肯定会像多喝了几杯酒，然后阅读金庸的武侠小 说一样眉飞色舞，意气昂扬。其实，这段故事并不难在我们自己的文本记载中找到相似的原型。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还记得江东权贵许贡的家人刺杀孙策那一段，只是比较 轻描淡写了一点而已。这一点骨气，义气，我在后面的田横故事中还要提到。而促使江户时代的这四十七个义士干出这番让西方人不可理喻的事情的，就是新渡户稻造将之推许为 武士道第一要义的“义”字。
日本人热爱《三国演义》几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是主修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他收集了半个 屋子的《三国志》的书、连环画，游戏碟子，经常陶醉于其中。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南朝的鲍照，说鲍照《拟行路难》中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是想要自杀，让我读了后乐不可支，忍俊不禁。
中国在三国时代，“义”的精神已经成了为人处世准则中的铁律，而“忠”的精神，仍然处于模糊的状态，或者说被 “义”包裹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忠，一张白脸也不知道被人吐了多少的唾沫。但是他身上也有“义”，比如对典韦，郭嘉，关羽等人，因此能名垂千古。君不见多少演员为了能捞到这个 角色，虽肝脑涂地而不惜（近来姜文也要为曹操飞了）。
“义”这条血脉，甚至一直延伸到了明末的顾炎武：“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义”天下，大于“忠”君国，于此可见。所以新渡户将“义”提到第一高度，无疑深得了孟子的精髓，也就是将人性中的自我意识，摆在了主动的状态。
轰轰烈烈的三国时代是以悲剧收场的，而日本的“战国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喜剧收场。像江户时代早期松尾芭蕉等人的俳句，缺少的正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等人在烙炉上的药罐中煎熬，悲鸣，然而却死活不愿意倒下的“士”的气节，风度。
日本人以精于模仿而著名于世，在对待“三国”上也是这样。他们把自己的“战国时代”（即“安土桃山时代”，大约从公元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峡间讨伐今川开 始，直至1612年德川家康去世、江户时代开始为止。），当作了“三国”的翻版。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之前，所谓的武士道，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被凝结确立成 为一种受崇尚的精神体系。几乎同时代的骚扰中晚明中国东南边海一带的“倭寇”，其本质跟若干年年后驰骋大半个中国的“流寇”，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不知 礼义廉耻这四维的草寇，而不是什么“义”军。大家可以去翻翻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那一卷：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 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 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 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好像这类拿刀子杀人、打家劫舍、奸淫女性的倭寇，也该列入日本武士之列的。其实不然，真正的武士是不屑于去干这些伤风败俗、偷鸡摸狗的事的，他们更像是犬儒主义者，自食其力者也大有人在。
“士”是一种生存风范，是一种极高的精神风度。
因 此我以为，在日本的武士道真正形成之时，应该有一种思想的契入和整合的过程。其中的一个因素，应该是“战国时代”混战的惨烈结局，让胜利者不得不反思频乃的战乱，所造成的巨 大死亡和破败，由此确立新的治世规则，规范人们的思想纲维。第二个因素，是在明末清初，在满洲人突杀入关之后，中国一群数量庞大的且战且退的精英团体，对日 本列岛的大规模的移民。
这两种因素交错在一起，就使得历史变得很有趣了：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对大陆的战争失败了之后，到了江户时代初期，日本人又开始正儿八经地接纳儒家精神了。只不过此时的儒学，是以一种悲壮的面目进入日本的。而随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大儒在清初满洲人对汉文化的绞杀战中，无力回 天，逐次陨落，真正的儒家精神在中国大陆，也如黄钟毁弃一般，成了绝响。从此儒学在中国徒具虚表，而无骨髓，成了赝品。世人都以为满洲人入侵是女婿倒插门， 却不知道女生外向。儒学也从一个精于梳妆打扮的淑女，渐而变成了奄奄一息的黄脸婆。
在这个时期，日本部分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其中很大缘故，就是做为幕府中坚的武士道精神的存在。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汉文化对日本的大规模的输出，是在唐代中期，日本在百济战争中尝尽苦头之后。后来，汉文化还有一次对日本的大输血，那就是发生在明末清初前后。那些明朝的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日本的民族思想性，以及武士道的思想基础。那时进入日本 的南方中国偷渡移民（你说是难民也可以，因为这些人跟三百年后进入台湾的民国移民身份性质上是一样）数以万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他们对日本列 岛输入了思想，文学，财富，甚至还有豆腐和精子等。而且，进入日本的，基本上也是些精英人物。
在此之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处于弱质状态，那主要是明朝海禁的结果。
早在明朝中期，朱元璋定下的严酷的海禁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让我们从经商的角度来考量一 下，当你把茶叶和丝绸等从就近的海上，就能跟从异域远道而来的商人交换到好价钱时，你还愿意忍受千辛万苦，接受官府的重重盘剥，然后再到遥远的内地去卖个 低价吗？这种事实的诱惑，使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人们改变了思路。当然了，只要有钱的地方就会有黑社会。一边是东南一带的商人们偷偷摸摸地跟日本人，葡萄牙 人，荷兰人等做生意，一边是像倭寇，还有后来郑芝龙之类的半商半盗的海上强人在那里兴风作浪，巧取豪夺。于是，一个封闭的王朝开始暗中眉来眼去地跟国际接 轨了，然而这个过程无疑又充满了血腥味，这显然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像前面提到的《喻世明言》的记载，其实真正的倭寇还在少数，占多数却是为虎做伥的中国 人。中日之间的交流渐渐地繁荣起来。很多中国人跑到日本去定居了，改名换姓。而被掠去的女人们，很多就在九州岛一带做了娼妓，这样一来，那里就出现了诸多的类似现在海外的中国城。有妓女的地方，男人们便会蜂拥而至，中外古今皆然。清朝郁永河的《海上纪略》记载：“（日本）与诸国通贸易处，曰长崎岛。男女肉色最白，中国人至彼，暴露风日中，犹能转黑为白。……妇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国人多有流连不归者。今长崎有大唐街，皆中国人所居也。”
像郑芝龙，常年驰骋于东南沿海一带，精通几种外语，相貌俊朗，一身好拳棒。他先商后盗，再由盗而官，他的人生三部曲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叫田川松的性格倔犟的日本华裔女人爱上了他，而后生了郑成功。当然，这些交往都是非官方性质的，但是它无疑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野合，并为两国的交流，无形中梳理出了一条便 捷途径。但是，像郑芝龙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当得上武士称号的，倒是他的混血儿子郑成功，是一个真正的武士。田川松也是一个视死如归的女武士。都说女人能 够改变一个男人，可惜的是在明朝末年，像田川松，柳如是，李香君等女“士”，都没能改变自己最亲近的男人成为“义士”。一个不能被美女改变的男人，基本上 可以称之为行尸走肉了。
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儒学人士中，最著名的当数朱舜水了。朱舜水（1600-1682），本名朱之瑜，字鲁屿，汉人。他是个“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的布衣大学者，他流亡日本20多年，并和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成为至交。他在日本弘扬儒学，王阳明的心学，对日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学者木下贞干曾经写道：
“夫以先生学纯德粹，传中华之道脉，激东海之儒流，闻风兴起者，比比皆是。”
朱舜水在日本造就的许多人材都得到美誉，他的门生安东守约（号省庵）被公认为是“关西巨儒”，安积觉被称为“惇惇先生、一世儒宗”，还有受教于他的官员奥村庸礼则被视作“一时俊杰”。
朱舜水带到日本去的，不但是自他的同乡前辈、心学大师王阳明之后的全新的儒学气象，还有儒家精神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真正的“士”气。正像他自己说的：
“仆事事 不如人，独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
他九死一生颠簸到了日本，本来是想像申包胥那样借兵复国，未果。于 是，他就以悲壮的汉初义士田横自比了：“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
因此，日本的近代的武士道，与积极向上的儒家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精神导师王阳明以及身体力行的“士”的化身朱舜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田横的故事估计大家都很熟悉了。徐悲鸿的成名作就是 《田横五百士》。田横故事跟前面提到的《四十七义士物语》故事的精神，异曲同工。日本人对田横崇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请大家不妨在Google中输入“田横”两字就知道了。这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里面的条目大都是日文对田横的介绍。在此仅引一段：
“葬り終えると、２人の客は墓のかたわらに穴を掘り、主君に殉じてみずから首を刎ねて穴の中に身を埋めた。高祖はこれを聞いて大いに驚き、田横の客はみな賢士であると察し、 田横の部下500余人を召した。彼らは田横の死を聞くと、みなまた自殺した。”
这段话只是对《史记》的翻译。《史记》的原文是：“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大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两者之间，差别就是日文中省略去了《史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须知，唯仁者才能得士。
朱舜水的这种由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对儒家精神的身体力行，得到了日本人深深的赞誉。他的学生和友人安东说他：
“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
历忠仗义仁人事，就利求安伞俗同。”
安东能以战国时“义不帝秦”的武士鲁仲连来比照朱舜水，也算是深得武士道的精髓了。
最后，让我以朱舜水的遗书来结束本文，并向真正的武士道表示崇高的敬意：
“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
呜呼！这就是一个“士”的牺牲精神啊！
秦无衣 03/2011
改于Santa Mon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