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被朋友们戏称为老K的中年男子有了外遇。
孤零零地，老K独自一人居住在地球最北边一个人口不到万把人的小镇上，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城市。他是一年多前搬来的。他移居这里，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什么也不靠近却靠近北极圈的荒凉小镇，也不是因为他喜爱看北极熊北极星北极光什么的，尽管他很早以前曾经养过宠物小狗，也在家里与孩子们一道用高倍望远镜了望过夜晚的星空。事实上，他讨厌这个地方，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恨透了这个地方，要不是可以从那里每个月稳稳地领到两张工资单的话，要不是这两张工资单可以继续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尽到了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让做妻子做儿女的可以相安无事地在好几千公里以外遥远的城市里安居乐业的话，他早就会溜得远远的了，一点留念的心思都不会有。
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他有了外遇。
他的工作合同是一年一签的。老K是个能干的人，初到小镇，工作很快顺利开展起来。白天工作，晚上回到宿舍里，给家里人打打电话，看看书，或上上网，跟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离家到外地上大学去了)通过网上视频聊聊天。一个人生活简单、单调，空闲的时间多得令人发傻。大多数日子，他给自己一个人做饭，每当吃烦了的时候，便到附近饭馆里改善一下。老K有探亲假，每过两个月可以回家休假两周，来回旅费全由公司出。离第一次的探亲假还差两周时，他其实早已忍耐不住了，天天数着日子，盼着可以早早回家，看望妻子，看望孩子，享受自己家里的气氛，哪怕是闻一闻自己所熟悉的家的味道。
第一次探亲假终于来到了。他飞了回去。妻子紫琼和孩子们很高兴见他回来。但他们有各自的事要忙。白天，紫琼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老K在家里呆着，或到外面喝一杯咖啡，要么偶尔去找教会牧师聊聊。趁无事可做时，他也就顺便把晚饭做好。等紫琼下班回来，他跟着她开车送老二和老三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他发现，妻儿们已经习惯于没有他的新的家庭生活，因为每个人都循着他们自己既定的轨道忙着。家庭经济的好转，已经确保了家里人生活的正常次序，他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他发现他们都是大忙人，而自己似乎是个闲人，显得有点不入调。但他不想去太在乎这些。
这样来来回回，大半年过去了。日子重复着过，事情重复着做。每过两个月，他飞回家两周。每一次回家，他依然觉得自己像个闲人，而妻儿们忙着许多事，无法太多顾及他。他渐渐感到自己心里空落落的。回到北方，工作之余，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常常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凄楚掠过心田，让他感到孤独，痛苦。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独自长途跋涉者，在一个荒原里漫无边际地走着，他想向人叙说，但他偶尔遇见的人仿佛都被大炮震聋了耳朵似的，无法也无暇听他述说。他甚至已经发现他与之结婚多年的妻子也包括在这群人当中。他变得有点多愁善感起来。
孤寂可以让人清醒，但更多时，它是一剂毒药。它的药性慢慢在老K的身上发作，使得他有一天一发不可收拾。
那天傍晚，老K上完班后，在回住处的路上看到一家美容店，他便折身进去，心想有好长时间没有理发了，该理理了。美容师看上去是一位三十五六岁、一副华人模样的女人，她殷勤周到地接待了他。等到理完发，他已经知道了她不仅会说中文，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多问多想。一周后，他在美容店的门口再次碰到她。她请他进去喝咖啡。简简单单地喝咖啡，简简单单地聊天。后来，每次理发，他都到她那里去，平时也会受邀去喝喝咖啡聊聊天。时间长了，他们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知道她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全身瘫痪──因为脑子在出生时受过伤。她的丈夫扔下她们母子跟别的女人跑了。为了生计，她经营着这家美容店，女子修发染发烫发美容男子理发括胡修鬓角。他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也对自己终于碰到一个可以听他说话、耳朵似乎不像别人被震聋似的女性而感到高兴。他发现她温柔，善解人意，没有那种铎铎逼人的架式──无意间，他一下子拿她跟自己的妻子做了比照。老K发现自己脸上的笑容开始增加了，日子开始过得不像过去那样漫长了，他甚至发现自己偶尔不经意间还会吹起口哨来。
他仍然按照惯例每过两个月飞回家两周，但他已经不像当初那般期待了。而且即使在家里，大家都出去忙各自的事情时，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了。一年的合同到期时，他已经主动说服紫琼要再续签一年，他的理由很简单：这里的钱很好挣，而且挣得不错。
回到北方小城，喝咖啡、聊天之外开始多了许多别的事情。他和她发现双方都很投缘，彼此间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开始在工作余暇帮她照看那病孩，陪她说话，而她除了帮他理发，也开始照顾他日常生活中的需要。至少，他无需再自己一个人做饭，她做出来的饭菜，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都远胜过他。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来临时，他们已经形影不离，宛若一对夫妇般生活在一起了。
光阴似箭。等到又一年的合同到期时，老K想续签新合同，但早就怀疑有什么不对劲、但又拿不出具体证据的紫琼，这次却终于坚决不同意了。事情很快就暴露了。他向紫琼承认了一切，并试图解释一切：他内疚，惭愧，觉得自己有负于自己的妻子，但他说他不后悔。他说，不管怎样，无论她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回到北方去。
(二)
这发生的一切，让紫琼感到震惊，但她不想让自己的婚姻走向歧途，她想尽自己全部的能力挽救它。她一方面指责老K辜负了她，另一方面竭力用和好的话语试图说服他。但老K想死了心似的。
紫琼在秘密的情况下，请了教会的牧师，请了极少数几个信得过的朋友，甚至最后请了多名心理咨询师，来帮助调解，希望救她和老K的婚姻于崩溃之中。结果收效甚微。
她甚至想到要飞往北方小城那里去，把那个不要脸的臭女人狠狠地骂她一顿，或者用感人肺腑的话语来感动那个女人，直到她乖乖地把她的丈夫归还给她为止。然而，一切并没有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发生，正好相反。三个月后，老K带着一幅嘶哑但语气却很坚决的声音，给紫琼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正式提出要与她离婚，并且把一切的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说他非常非常地对不住她。
挽救婚姻的一切努力最后还是宣告失败了。在法院里，两人在一方愧疚却态度坚决而另一方心有不甘无限忿恨、但总算是和平的氛围里结束了一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婚姻关系。消息也不胫而走。
(三)
对于他们离婚这件事，人们各有不同的评说。有人说，男方一定是遇到了中年危机。处在危机中的人哪有不出点症状的？也有人说，女方太好强，太爱面子了，虚荣心造成自己和家里每一个人都忙得顾不上彼此真正的需要。结果忙得连自己的丈夫也疏忽了。更有人将一切都归咎于经济不景气，说失业带给老K的心理压力摧垮了他，以至于他面对不了家人，更面对不了外人，因此只好在遥远偏僻的地方找一块“净土”躲藏起来。
更多的人则似乎是客客气气、尽量做到公平合理地将两人各打五十大板，马后炮似地暗示说，假如他们要是能在困难出现的时候，彼此间多沟通，多包容，多理解和谅解对方的难处，大家“都放下身段来”(他们毫不含糊地使用了这样的字眼)，那么，事情就不至于弄到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然，老K收到的批评明显要多不少。有人甚至以一种毫不留情同时也不容置疑的口吻，将暴风骤雨般的责骂全都倾泻在他的身上，骂他忘恩负义，见异思迁。“家里头有多好的一位贤妻良母守着，竟然还要到外头拈花惹草，硬引出这一档子事来，”他们说。
不用说，人们纷纷扬扬的批评指责肯定是在理的，实在的，自然是为他俩好的。一切的话都无法挑剔。至于事情轮到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生时，他们能否还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和抉择，则另当别论了。否则，我们可以相信，世界上离婚的案例不是与日俱增，而是要大为减少了。
老K没有为自己辩护什么。他默默地承受了一切。男人嘛，肚量理应大一些，更何况是你自己在外面招蜂引蝶呢! 他唯一替自己说的一句话是：“我软弱了，因为我需要爱──女人的爱，而它一直离我太远了。”
(四)
老K原名叫许恺文，只是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开头有一个字母K，所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哪一个别出心裁的人喊他老K的，慢慢地大家也就跟着如此叫他了，他倒也无所谓。时间一长，人们也就习惯于叫他老K，反而把他的真名实姓给搁在一旁不用。甚至一些后生们还误以为他姓“开”或“凯”什么的。
八十年代初，老K和妻子紫琼移民到北美谋一份新生活。他原本在南洋当一名工程师好好的，并没有打算要到北美来重新开始，但在初中教英文、比他小两岁年轻娇小的妻执意要换一个新环境，对家庭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对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的前程，她似乎比做丈夫的站得高，看得更远，既憧憬又浪漫。移民后，老K很快幸运地在一家大企业里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这对于刚刚移民不久的新家来说至关紧要：总算有了一份赖以生存的稳定收入，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宽裕。紫琼由于没有当地的教师执照，再加上当时他们决定要孩子，所以最后选择先呆在家里生孩子，以后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去考执照当老师。
俗话说的好：好事成双。第二年，他俩的头生孩子诞生，家里添了千金宝贝。老K喜上眉梢，整天间乐呵呵的。白天忙公司，晚上帮妻子忙女儿，没有一丁半点的怨言。紫琼也挺争气的，隔了一年，她又给他生下一个长长大大的男孩子。老K这下更是开心得心花怒放了，他忙着给远在南洋的母亲报告了好消息，让老人家盼长门孙子的心总算安定下来。接着在第四年二女儿又出生了。有了这一儿二女，老K终于踏踏实实感觉到做父亲的神圣尊严了。
老K的职业生涯进展顺利。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紫琼留在家里悉心照料孩子，照顾丈夫。夫妻俩恩爱有加，相敬如宾。等到孩子们都相继进了幼儿园、托儿所之后，要强的她再也不甘寂寞，她感到有一种要出去工作的冲动和要求。先生自然鼎力支持。紫琼有很好的英文底子，加上她执着和好强的性格，于是没有花费太多的周折，便在另一家大公司里谋到一份技术员助理的职位。因为是辅助性的工作，除了每周上班五天八小时外，她不用加班加点，把余下的全部时间都放在了家庭上。
随着孩子们渐渐进入小学，家里头的经济基础开始扎实起来，他们迈进了富足、稳定、注重教育的中产阶层生活。许多事情，只要有了经济做强大后盾，就变成可能了。他们在高尚区购买了宽敞漂亮的住房，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学区。崭新的汽车也开进了车库。同时，夫妇俩也变得更加忙碌起来，忙工作，忙生活，忙教会，更忙孩子的事。紫琼心里早早有了盘算：孩子们今天要上好的小学，明天要上好的初中、高中，将来要进名牌大学。所以，一份周密、昂贵、繁忙的教育计划制定出来并加以实施：除了正常的学校功课以外，孩子们各种有用的课外活动一定要有保证：钢琴、数学超前班、公众演讲技巧，此外，男孩要加入球类俱乐部，女孩则要参加舞蹈训练。钢琴课，当然一定得请城里最好的老师来执教，一周上一个小时课(钢琴比赛时得另外加课)，每天至少得练一个小时，周末也无例外，妈妈或者爸爸随时奉陪。
“你们三个人一定要珍惜机会，一定要比别人的孩子更加努力，因为给你们请的老师是最优秀的。你们也要而且也会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你们一定要在钢琴比赛中争取第一，最起码也得第二。”
紫琼在孩子们尚年龄幼小、刚刚才敢用好奇的小手去小心翼翼地触摸父母给他们新买来的漂亮的黑色三角钢琴的琴键时，就一本正经、语重心长地对他们如此说，她要把必胜的信念深深地植入他们小小的脑海中。
“至于你们将来是否会成为专业音乐家，那将是另外一回事，”她后来补充说了这么一句。
当老K在公司里加班加点忙事业的时候，紫琼正全程陪着三个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项目。她开着汽车，载着孩子们，满城乱跑。她把自己搞得太忙，弄得自己常常筋疲力竭。有时候，她累得回到家连做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想躺到床上去睡觉，老K和孩子们就在冰箱里胡乱抓点东西，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当晚饭了。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着。
紫琼的努力和期望绝对没有白费。孩子们是听话的，也为她争气。正如她所盼望的那样，他们一年接着一年参加各种钢琴大赛，一次接着一次捧回比赛奖品，赢得了不知多少次全市乃至全国性的比赛。家里起居室的钢琴上、书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奖牌和奖杯。当然，其中最耀眼的奖品，还是要放在客厅里醒目的地方，每逢家里有来客时，万一没有别的什么特别有兴致的话题时，这些东西一定会派上特别用场的。她感到欣慰。
当人们极度繁忙、精神处于亢奋状态时，日子是过得很快的。老K的职业生涯如日中天。紫琼的工作平稳而有序，她在公司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赢得了称赞，羡慕她的目光愈来愈多，这一点，她是清楚的，也为此高兴。孩子们也在转眼间长大了，老大进入高中，老二老三正在读初中。孩子们也越来越忙。在学校里，他们参加的项目有增无减：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化学俱乐部、辩论会，等等，等等。学校以外，他们正在参加更高级别的钢琴比赛，甚至开始收到特别邀请去一些著名的音乐会，参加独奏或合奏的表演比赛。他们已开始小有名气。他们的父母，特别是他们的妈妈，开始为他们操心起前途来，不是因为他们选择前途的途径和可能太少，恰恰相反，而是摆在面前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紫琼担心：孩子是不是应该成为职业音乐家，可是要成为顶尖的音乐家谈何容易，而普普通通的音乐家连饭碗都难保呢。最好的前程是当医生或律师。或许，他们至少应该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最棒的工程师？她为孩子们在筹划着未来!
在这许多的事情当中，老K常常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配角，一个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配角。尽管在许多时候他还多多少少能插上一些话，来表明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尽管许多时候紫琼会拉上他参与大多数同孩子们息息相关或根本无关的事情，尽管孩子们依然还是跟从前那样敬重他，爱他，也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发现，在许多场合，他像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且还是一个很乖的倾听者、被支配者。他总是在耐心地听着紫琼用她那女性特有的高频率和高音位在述说一切，几乎让别人插不进话来。孩子们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家里大多数决定，大大小小的决定，由紫琼做的似乎数不过来，而由老K做的屈指可数。
老K感觉到自己这个配角和从属的角色有点怪怪的，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是多余的。毕竟，自己的妻子是一个为家里、为孩子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尽心尽力的贤妻良母。他承认她是尽职的。她时常把本该属于他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多多地揽到了她的范围里，但她是出于好意。她有点好强，有点要面子。女人嘛，谁没有一点虚荣心呢？老K心里这么想着，于是也总是这么谅解和迁就着自己的妻子。他在她的面前，在孩子们的面前，更是在外人的面前，没有发出半点的怨言。不过，他心中唯一的希望是，他盼望紫琼能够将她急促得有点过快的脚步放慢一点，能够多花一点只属于他们俩的时间，能听听他心中的苦恼和困惑，也能够让他多分担一些她的担子。他没有别的过份奢望，他只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仅仅会挣钱的机器。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真正的丈夫。一个真正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