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谈他自己（1/3）

陆昕（以下简称“陆”）：父母的性格特质一般会对孩子产生较大影响，这方面在您身上是如何表现的呢？
 
王缉思（以下简称“王”）：父亲影响我的是思维的理性，勤于思考、善于分析以及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考究。我力求做到中英文的使用不产生任何错误，几乎成了一种“洁癖”。这也带来很多烦恼，比如，播音员念错一个字，哪怕是声调不准确，我都受不了。我母亲是苏州人，聪明、机敏，很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言传身教之下使得我待人处事有时候偏粗心，有时候又很细心，比较注意平衡，不太偏激。
 
陆：您的父亲王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给您留下哪些精神财富？
 
王：坦率地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或者从事教育工作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当有些人把“研究国际政治”与“搞政治”混为一谈，并因此说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是“搞政治的”时，我很不高兴。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是研究别人怎么搞政治的。我只是以学者的眼光，从学术的观点去看待政治，并没有真正投入进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冷眼旁观的结果是永远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比如，某件事情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错的，但是从所谓的国家利益来看它可能就是对的。于是，对许多问题我已经很难做出价值判断，我只是分析怎么做更合理。所以，我总是觉得从道德上来讲，做学问比其他工作要更高一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想法，我知道是一种偏见，但是仍然不容易摆脱。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的时候不得不低头。我挨整的时候也得低头，但心里不服气。对一些在形式逻辑上都讲不通还硬说是真理的东西，我绝对没法接受。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感和尊严是家庭留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
 
陆：这种影响也注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您的内心更受折磨吧？
 
王：举个例子吧，我读《往事并不如烟》时内心极为复杂。因为我的家庭跟书里描绘的章=伯=钧、罗=隆=基的家庭有些相像，虽然没有西化、贵族化到那个程度。身处这样家庭的同时，我接受的却是那样一种教育，它告诉我知识阶层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是应该批判的。于是，我当时也想要背叛家庭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回过头来再想，那些曾经批判的东西又都是值得回味的。可以说，我就在这种矛盾中稀里糊涂地渡过了自己的整个少年时代。
 
当然，我终归没有做到参与“打、砸、抢”，参与批斗自己的父亲，但是我亲眼看见别人怎么批斗他。这一段是不容回忆的，只是揪心地痛，只能说这就是时代、命运，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折磨。我想跟父亲划清界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那就应该参与其中批斗他，但这又是我根本无法强迫自己去做的。可是，我还是亲眼看着别人批斗他。现在后悔吗？我很难理得清。
 
陆：自愿去内蒙古插队应该算是您个人背叛家庭的最重要一步吧？
 
王：当时确实是自愿的。第一，要改造自己。第二，边疆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能够让我远离城市，重新做人。第三，生活所迫，父亲工资停了，组织上给我一个月15 元的生活费，在城里实在混不下去了，急切地想要离开。从1966 年到1968 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吃过哪几顿饱饭，现在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1968 年我到内蒙古插队，做了7 年农牧民，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之后又到河南继续插队，还在河南当了两年多电焊工。这期间我接触了最普通的老百姓，直到今天还跟他们有一种血肉相连之感。这与我父亲那些知识分子内心里自觉不自觉的精英意识绝不一样。他们不太体会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但我知道了，而且是在20-30 岁——人生最金色的年华。那10 年里，我几次想在城市里找个工作，但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失败了，上大学更没希望。
 
陆：有些人会由此而变得愤世嫉俗，人生观、价值观越来越悲观、消极，甚至扭曲，您呢？
 
王：我内心也非常愤愤不平，但并未因此对工人、农民和牧民有任何的偏见，而是更加对他们充满了感情。这10 年的经历让我知道了老百姓是如何过日子的，什么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所谓国家利益，他们心里也有一杆秤。因此，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公平、正义，这些都是我所追求的。我不赞成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做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
 
对那种非常表面的民族主义，对那些蓄意煽动仇恨的做法，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民族仇杀，真正受苦的不是那些高喊口号的煽动者，而是老百姓！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它已深深植入我的内心，出于家庭传统，也出于我这10 年的经历。
 
陆：这些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您的政治哲学吧？尤其您现在从事的又是这样一个跟政治紧密联系的工作。
 
王：当然。我坚信中国应该走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讲人权的社会。过去的家庭和经历已经塑造了我，告诉了我什么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必会遭难。中国的劫难必然也是我个人的劫难。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于是，我坚决地用自己的方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谁要再把中国拖回到“文化大革命”，我坚决不同意，豁出去自己一条命也要拼到底！这就是我的政治哲学，它跟我的学术良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一信条在我心里非常明确，绝不含糊，且从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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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1977 年您考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国际政治系，一年之后就读本校硕士研究生，之后留在北大国政系任教，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期间您曾到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几段海外访学的经历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应该比较重要吧？
 
王：进北大读书，学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包括以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对我来说都是出于偶然，没有什么自我选择。读本科的时候我已经30 岁了，为了节省时间我才提前攻读硕士学位。
 
1982～1983 年在牛津大学进修的一年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帮助，英语水平的提高只是其中一方面。记得我曾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使用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说法，我的指导老师就质问我什么是判断“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标准。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我写文章就很忌讳使用一些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类似这样的点滴感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得我之后做任何一个判断，写任何一个注解都极为谨慎。老实讲，这之前我写文章挺快，可自从到了英国（当然后来跟美国人的接触也有影响），我写东西就极慢了。一种新想法的提出总会有人反对，关键是你是否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批评意见都深思熟虑过了。
 
陆： 1991 年您离开北大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学校与科研机构不同的氛围对您个人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王：在社科院美国所时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美国问题，相对而言更贴近政策层面。在北大就是教书为主，自然更重视理论和方法。所以，在社科院我得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政策构想，比如说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分析等等，这就使我看问题比较贴近实际。在学校时，我总会想中美关系应该是什么样；但在社科院，我就知道它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当我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没有意义，因为有些结构性的原因使得它实际上不可能是如此，于是就开始不去这样想问题。
 
陆：作为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谈到您的前两任李慎之和资中筠，在精神层面您跟他们是否有一种传承？
 
王：李慎之先生和资中筠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对做学问充满了兴趣，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那种作为学术精英、社会精英的魅力。研究国际政治要有一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终极关怀，不能说它是一种纯学问。知识本身有很多乐趣，但是知识以外还有某些目的。我也曾有过“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一心想做个纯学者。所以，做社科院美国所行政工作之初，我心里并不乐意，尤其是工作上遇到各种麻烦的时候。我把不想做行政工作的想法告诉李慎之先生，他对我说做纯学者是不可能的，做一些行政工作反而对理解政治有好处。他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实际上，行政工作涉及的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是相对小范围内的政治。身处一个单位决策者的岗位，我才体会到决策是一个怎样复杂的过程，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此外，工作的原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内外的高级官员。通过这些面对面的接触，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这些对理解政治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永远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政治当中，因为我总是带着学术的眼光来看待它，把它当做我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李慎之先生和资中筠老师都是如此。
 
陆：作为美国问题专家，您认为自己独特的眼光或者视角是什么？
 
王：我欣赏美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但是拿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去衡量它的一些国际行为和国内现象也有许多不符之处。因此，我对美国有很多批评。有些人认同它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不去批评它的一些与之不符的做法，也有些人根本不认同它的价值观，或者根本不去考虑它是否有价值观这个问题。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很多人只是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角度，但我更多的是看到这体现的其实是价值观的冲突。美国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强权政治、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当然，它有欺侮弱者不讲道理的一面，总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别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我认为自己的体会是比较深的。我甚至讲过这样的话，美国人也未必承认，大意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美国人多数信神而中国人多数不信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