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的争鸣
顾英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Ｘ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 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 《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黄家生：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罗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声明：写此信，纯属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志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医务、监管人员个人；本文复述记录，谴责惨剧，绝无追究这些同志之意。）
□ 《炎黄春秋》 2010年第1期
李超：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也指出，刘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黄春秋》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以下简称《抢救》）而且有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对刘少奇遭到残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抢救”刘少奇，从根本上误导了历史事实。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对刘少奇逝世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尽管这一叙述非常严谨，对具体细节的表述也很简略，但与《抢救》所叙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在“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刘少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原来他的体质还是不坏的，直到他逝世时，还不满71岁，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给以有效的治疗，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1968年初刘少奇发病到7月间，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7月5日“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认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建设住院治疗，而这一建议竟“没有得到批准”。这哪里是《抢救》作者所说“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刘少奇发病后，虽然一时脱离危险，但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7月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卧床。10月9日以后已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刘少奇的病情报告也说：“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晚，还要把身上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刘少奇，硬是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往开封。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更加恶化，而从北京护送来的医生、护士未等病情稳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后，刘少奇就去世了。
四、《抢救》作者说什么对刘少奇的医护“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的”，还说什么刘少奇病情恶化“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我相信医疗专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因脑血管发生病变，行走困难神志不清后，医生竟在病历中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刘少奇去世时，头发竟有一尺多长，对刘少奇的护理是怎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抢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医生，不知作者对刘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总之，《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当然，有些医务工作者，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医护工作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当权者，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极左路线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但是现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同志，可能就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