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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能有多快？答案是不可能接近过去三十年里极其危险的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和政治的多重挑战将让增长减速。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道路仍很漫长。不过现在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早中期，而不是初期。政府承认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旧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事实上，政府在最近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试图应对这个挑战。
但是，对明年即将上任的下一代领导班子来说，要想设计出一套能取代旧的、且同样能高速运转的新增长模式并非易事。官方数据显示，1980年后经济增速平均高达10%。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在长时期内实现如此高增长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初期，只要政策正确，国家就可以实现高速发展。这是追赶阶段。伴随着教育成效的显现和劳动力的成长，劳动力的质和量都得到了大幅提 升。而一旦国外的尖端技术被引进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设备、机器和基础设施项目中，资本的质和量也会得到提高。同时，企业的效率也会改进，尤其是在市场能 够自由竞争的情况下。
这些基本上就是自邓小平发起改革之后在中国上演的一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工厂里到处充斥着廉价的劳动力：从1980年到2010年间，城镇化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从20%增加到50%。为摆脱祖辈的贫穷，这些工人工作异常勤奋。
投资一直高居不下，09年占GDP比重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8%。出口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势头，其幕后推手是人为的低利率，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
经济逆风
这些趋势都无法在目前增速下得以维持。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经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以如此快的速度扩大全球贸易份额。而且西方债务缠身的顾客继续购买的能力也有限。
不仅如此，因为担心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本国工人失业，西方还加大了向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两国官员9-10日在华盛顿参加最新一轮政策和经济对话时，这个话题将重新出现在议题中。
出口在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前夕，达到了顶峰，占GDP的35%。从那之后，基础设施开支和大规模信贷扩张等刺激计划取代出口支撑了中国 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道路、高铁、工厂、办公楼和住房矗立起来，投资收益正在下滑。据Lombard Street Reasearch，2009年全国总资产的净收益率大约只有1.2%。
投资挥霍的金融后果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房地产上的过度投资被信贷扩张掩盖了起来，助长了看似投机的房产泡沫的出现。同时，基础设施的低收益经常被隐藏在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off-balance sheet vehicles）中。
房产和基础设施泡沫的突然破裂将动摇经济根基，尤其是因为建筑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尽管导致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救助地方政府或银行解决坏账问题；但政府无法一直重复使用这种伎俩，否则将危及目前强有力的财政地位。
扭曲的马尔萨斯
假设中国只需对付出口和投资放缓，那或许还能够操控经济逐步下行，在未来十年内将增速定在7%左右。事实上，这就是政府的新目标，尽管它一向会设置一些它认为很容易跨越的关卡。但是，人口统计学和环境上的挑战意味着就连7%的增速都很难达到。
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是挑战之一。老龄化是平均寿命增加和中国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的结果。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14岁以及14岁以下的人口占 全国人口的比例是16.6%，从2000年开始下降了6.3%。同时，年龄大于等于60岁的人口比例上升了2.9个百分点达到13.3%。结果就是，劳动 力基本上已经停止增长。受此影响，增长速度将会降低，因为人力资本不再继续扩充，而且工资上涨压力会侵蚀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个挑战是环境。中国幅员如此之广，以至于经济上的成功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帮助提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宗商品对于制造业导向的中国 经济模式极其重要）；而且中国还不得不减少GDP的碳强度阻止全球变暖。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而不仅仅是财富，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水资源短缺、 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以及失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所有这些都注定会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不仅如此，还有两大挑战中国已无法忽视：一是向新的、消费者引导的经济模式转向的需求；二是这个分配严重不均、政治权利缺乏的国度面临的维稳需求。
雨果•迪克逊是Breakingviews的编辑。雨果于1999年创建了Breakingviews，然后于2009年卖给了路透。 在创建Breakingviews之前，雨果在《金融时报》工作了13年。他的新闻生涯起源于《经济学人》。雨果曾是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和伊顿公学的学 者。他还是The Penguin Guide to Finance和Finance Just in Time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