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一文在《华尔街日报》刊登后,在境内外网站上引起较大反响。西方网民作出不同评论,而国内网民则一致表示支持。
在境外相关网站上,有西方网民对文章观点表示认同,也有一些表示不同看法的帖文。《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署名“哈里·刘易斯”、“斯图尔特·厄本”、“马克·安托斯”、“克莱·库克西”的跟帖,质疑倡导建立世界媒体新秩序的动机,声称不能在传媒领域“给中国权力”。
以“劳伦斯·弗罗穆”为代表的一些网民鼓吹在思想和信息领域的“达尔文主义”,称西方媒体支配国际舆论的情况是所谓“自由市场”决定的,各家媒体在进行“成王败寇”的竞争,西方媒体因其提供的新闻“物美价廉”而占据了市场。
署名“保罗·库珀”的网民与他在帖文中所主张的“新闻自由”相矛盾,直接指责《华尔街日报》刊登新华社社长的文章是“冒犯读者”。但他的言论遭到不少网民批驳。署名“唐娜·肖”的网民认为,《华尔街日报》刊登这篇文章具有启发意义,了解对方的想法终归是好事。“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趣是因为在这里,我们每天也都在抱怨媒体不公正。”署名“伊恩·约翰逊”的网民则呼吁:所有国家的媒体都应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交流。
《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一文被国内网站转载后,国内网民普遍认为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中国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网民“松赕”说,这篇文章“有可能载入新闻舆论传播史册”。网民“樊凡”认为,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新闻机构的技巧和内涵”。网民“江山多娇”说,文章表达的观点坚守了中国的世界责任,体现了中国倡导世界和谐发展的理念,道出了中国对国际舆论新秩序的追求。网民“ARK”说,抢占国际舆论高地,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实体很重要,避免被误读、被抹黑,就需要一个相对公平、宽松的环境。
清水说,这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是件“令人鼓舞和振奋”的事,这表明此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同时也使人们对改进国际传播管理的必要性予以关注。她还认为,文章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被视作经济大国的中国,正准备通过媒体迈出扩大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联合国记者协会主席、意大利新闻集团常驻联合国特约记者皮奥利在致新华社的电子邮件中说,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指出了当前国际信息传播的现状,这为展开相关讨论开了个好头。他表示希望李先生今后能再写文章,详细论述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在这方面应发挥什么样的具体作用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肖伦斯坦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琼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李从军社长提出的实现传媒交流的目标“是有价值的”。他同时认为“国际信息传播主要呈从西方和北半球流向东方和南半球的流通状态”的看法是准确的。关于文章中提出的建立世界媒体新秩序的主张,琼斯认为,这种表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去实现这一理想。
构建国际传媒新秩序
李从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世界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60多年来，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已经构建了一套更加平衡、公正和理性的政治经济秩序。
不幸的是，管辖国际传媒秩序的规则落后于时代，特别是与政治经济规则的变化相比。这种差距首先体现于国际传播中的极不公平现象。信息基本上是单向流动的：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第21次大会讨论了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不平衡与不公平现象，并呼吁建立新的国际大众传播秩序。多年来，包括很多西方人士在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改革方案，他们相信，现有秩序离公正、理性和平衡还有很远的距离。
在这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中，人类社会需要有一套更加文明的国际大众传播规则。这让我想起本人十分喜欢的桥牌。现代桥牌被叫做“定约式桥牌”(contract bridge)，意思是参与者受合约约束，整个游戏就是一个叫牌过程。在这里，信息交流是否明智、有效，取决于是否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协作与沟通。
早期桥牌被叫做“bridge-whist”或曰“straight bridge”，跟定约桥牌不一样。“bridge-whist”中没有叫牌，整个游戏就只是赌博，使参与者很难沟通。现代桥牌是多年来逐步修改规则后形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缺乏公正的“定约”与“博弈”，连接现代信息流动与国际传媒的“桥”正在坍塌。这种情况与当代世界是不兼容的。不公正、不理性的秩序不利于国际传媒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会加剧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通过规则的改变，着手从事一场建设性的改革，来重建传播桥梁，让传媒行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发生更积极的作用。
价值观的改变应当贯彻四项原则：
公平：这要求各国传媒机构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传播。反过来，这些传媒机构应当提供全面、客观、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以最大化地减少歧视和偏见。
多赢：应创造条件允许不同国家的传媒机构一起分享信息与传播行业的发展成果，在国际大众传播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扭转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不平衡态势。
包容：要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传媒必须尊重不同国家独特的文化、习俗、信仰和价值观；努力消除疑虑，消除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屏障；增强对话与沟通；求同存异。
责任：传媒机构既要确保公开、透明，以推进一个开放社会的构建，同时也应保持理性和建设性，让大众传播成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我们还应当继续完善规则、探索国际传播新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协商并解决问题。但是，有必要继续完善规则，并在条件成熟时探索一个长远的非政府机制来协调全球传媒行业，比如建立一个“传媒联合国”。这可以成为全球传媒交流、协商的机制，并且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发挥协调、甚至仲裁作用的机构。
拿体育来打个比方，或许有助于解释我的意思。乒乓球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现在被称为中国的“国球”。许多年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几乎所有国际大赛中都取得了冠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团队变得越强大，它就越是希望维持地位并不断提高。但在一个团队太长时间内所向无敌之后，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与之竞争。
从长远来看，中国享有如此优势的乒乓球运动，其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小，生存能力将越来越弱，最终有可能被将来的奥运会抛弃。事实上，乒乓球运动已在过去20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规则改革。2000年悉尼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原来的38毫米球被40毫米球取代，原来21分记分制被改为11分制。这些旨在限制“超级球员”优势的改革，增强了乒乓球运动对于其他国家球员的吸引力。
“限制超级大国”、“保持均势”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传媒。扭转发展中国家传媒的边缘化趋势、改变其欠发达状态、增强它们在国际传媒市场中的表达权，是时候了。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国际合作、交流与协调的机制，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传媒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在发现双螺旋结构接近50年过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他的《DNA：生命之谜》(DNA: The Secret of Life)一书中说，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发现，人类基因的构成是相似的。我们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任何可能导致我们分道扬镳的或有鸿沟。
和基因的转录与表达一样，信息流动在文明的进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新设定国际传媒行业的规则和秩序，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适应。有了多元化的表达和信息流动，我们就可以修补破损的跨文化交流桥梁，修建一条通向未来的信息之路。
http://cn.wsj.com/gb/20110602/opn085058.asp
----------------------------------------------------------
转贴，仅供参考，不负责核实其内容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