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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应网友之邀，小聚于某茶舍。闲聊间谈及当前大唱红歌，七嘴八舌，褒贬不一，唯我静坐一旁，片言未发，只顾低头品茗。
热议稍歇间，在座某年轻网友向我发话，要我这个“资深前辈”也谈谈对红歌的看法。余皆随声附和。我淡然一笑后答曰：“说来惭愧，不提也罢，免得各位讥笑。”
听我如此说，众人连问何故？
一看大家都想知道，我只得据实相告：“我之所以自称惭愧，主要指自己在对待红歌的感情这点上，几十年来一直连狗都不如。”
为防众人误以为我故作惊人之语，赶忙又补充了一下：这可不是我信口编造，而是确有其事，并且在我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话音刚落，众人一齐大声催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们说说。”看来，我那句“连狗都不如”撩起了诸位的好奇心。
于是，我对在座者讲了下面这段绝对真实的往事。
按当时不成文规则，天字第一号红歌是《东方红》，它基本上已取代了国歌，主要用于肃穆庄重场合，平时不宜滥用。天字第二号当数《大海航行靠舵手》，它属于典型的广谱型红歌，适用性极广，上自公家宣传鼓动、誓师动员、欢庆胜利、批判斗争、逮捕判刑、公判杀人，下至百姓人家婚丧嫁娶、杀猪宰羊、死人出殡、盖屋上梁 ，总之，不论任何公私活动，都离不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红歌。凡从“文革”过来的十亿中国人，没听过牛叫、马叫、猪叫、狗叫者不乏其例，而没听过《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我敢保证绝无一人！
用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作为广播开始曲，显然再也合适不过，我们农场广播站一用就是几年。
我们农场那时的主业是果木种植，一到夏秋水果收获季节时，总有很多周围公社的贫下中农来偷水果【注：在农村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偷东西，地主富农则绝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每年农场要蒙受不少损失。为此，从水果成熟开始，农场就得安排专人看守。由于果树漫山遍野都是，单靠人力根本无法顾及，因此各生产队都养了不少狗来协助保卫革命果实。偷水果的贫下中农尽管贼胆包天，来去健步如飞，可一旦被狗发现，却很少能成功地扛着战利品全身而退。
狗虽养了不少，但农场各生产队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狗粮喂养，于是狗狗们只好到处自寻门路觅食，其最感兴趣的去处是食堂。那时我们厂部中心食堂有三四百人就餐，每頓的残羹剩饭不在少数，这丰厚的食物资源就引来了大量的狗。在我记忆中，我们吃饭时每人脚旁都有1～2条狗坐在地上伸长舌头馋巴巴地等待施舍。我是“三年灾害”的过来人，深知饥饿的滋味，同为哺乳动物，人怕捱饿，狗也亦然，尽管我每顿饭票都得精打细算，但最后总会留两口让狗分享。
时间一长，狗们对我的感情就非同一般，平时遇见它们，老远就会摇着尾巴近前亲热一番。那时由于我的政治身份特殊，周围大多数革命群众都对我敬而远之，唯独狗狗们不避政治嫌疑，始终同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如今我到古稀之年之所以仍然爱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从不计较“讲政治”。
狗是灵性很高的动物，它们很快察觉到一条规律，食堂虽是觅食首选之处，但不是任何时候去了都有东西可吃，只有当广播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时，人们才会去食堂，而人去了食堂，它们才能吃到东西，于是聪明的狗狗们据此就得出了一个逻辑推论———只要广播喇叭中《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那就意味着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刻到了。
这样一来，我们农场就有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每当下班时广播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歌一响，狗就发了疯似地从四面八方向食堂狂奔，人还未到，食堂门前早已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大狗小狗。再到后来，即便不在开饭时间，只要广播喇叭一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上述情况照样发生。显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对狗狗们的召唤力，已经远远超过我这种凡夫俗子。
随着“文革”步步深入，人遭折腾不必说了，狗狗们也跟着受了不少罪。
1967年之后，农场三天两头大会不断，有时甚至一天要开几次，由于各生产队相隔很远，会议通知只能通过广播传达，而广播一开就得按老规矩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狗狗们也就会按老习惯向食堂跑，这一来可就害苦这些狗了。可怜的狗狗们虽然不失为聪明动物，但是大脑毕竟还没进化到人类水平，不象人类上一次当就会学一次乖，尽管一次又一次扑空，但它们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热情始终丝毫未减。
后来上面又要求“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不论何时只要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必须立即传达到每家每户，哪怕深更半夜同样如此，决不得拖到次日天明。（当时有两句诗叫做“红色电波传万家，革命群众乐哈哈”）为了确保不能误事，革委会有专人24小时守在收音机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有最新最高指示播出，马上就得打开广播传达。每当深更半夜《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表明最高指示已到，不用说各处的狗也随之连夜积极行动起来。
有天深夜我因为拉肚子正蹲在茅屋旁桃林里方便，忽然间广播响了起来，一阵《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喇叭里传出了中央台新闻广播员的声音，仔细一听，是伟大领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刚听第二遍重播时，只见桃园边小路上疾速地闪过一条又一条黑影，借着月光细看，少说有六七十条大狗小狗咻咻的喘着气朝着食堂狂奔，那份狂热，那份激情，那份兴奋，当即令我瞧的目瞪口呆。
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些狗老远奔到食堂空欢喜一场后有些什么反应。待我“吐故”完毕揩完屁股系好裤子，特地去食堂转了一圈。只见黑压压一大群狗正在食堂周围转来转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竟然有不少象听报告似地围坐在安着喇叭的电线杆旁，那神态俨然是在静心聆听最高指示，另外还有几只一边喉咙里嗷嗷地低鸣，一边摇头摆尾有规律的晃动着身体，那姿态同“早请示”“晚汇报”时跳“忠字舞”的舞姿几无二致……。
说到这里，就提到我“不如狗”的由来了——
当我将这次夜探食堂的奇观当成趣闻说与他人听后，没多久我出事了。人一倒霉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有人将此揭发了出来，一口咬定我借狗说事，变相地恶毒攻击毛X X思想、丑化贫下中农、污蔑红歌。
某次批斗大会上，一位革命干部在揭发批判我这段罪行后，大义凛然地指着我的鼻尖，痛斥我对红歌的感情连狗都不如，随之台下此伏彼起地响起了一阵“打倒狗都不如的反革命分子方XX！”口号，群情激荡，声势浩大。
从那刻起，我对红歌感情不如狗的结论，正式进入了我的历史。
当然，这点破事在我身上充其量只能属于“变相攻击”、“含沙射影”、“讽刺挖苦”、“冷嘲热讽”之类的二、三流罪行，同我那些“矛头直指”的顶级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因如此，后来只字未写进我的判决书。到了1979年9月平反时，这段“狗都不如”的罪状也就未获“平反”。
如今，狗作为宠物的望族，早已进入千家万户（连吃低保的往往都养只哈叭狗穷开心），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对红歌那么热情的狗狗们，想必早就绝迹人间了，大约是出于一种感情的惯性，至今我对它们仍然怀有一份“自叹弗如”的感叹，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则把自己的“说来惭愧”坚持到了今天。
